考古學，這門連通古今的實證科學，正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探路者。

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加速推動中外考古合作布局。作為考古學科“國家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一布局下穩步前進，在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羅馬尼亞、希臘等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重要區域，持續開展長期、系統的田野發掘與實驗室研究。

從2012年中國—烏茲別克斯坦聯合考古隊對費爾干納盆地內的明鐵佩、蒙扎鐵佩、埃拉坦等遺址的系統發掘，到2015年中國—洪都拉斯聯合考古隊走進科潘瑪雅貴族院落；從2018年中國—埃及聯合考古隊扎根盧克索孟圖神廟，到2019年中國—羅馬尼亞聯合考古隊探掘多布若瓦茨遺址；再到2026年5月，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首個田野考古項目在安杰洛卡斯特洛遺址開工。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田野考古實踐，正凝聚成一種清晰的學術姿態：中國考古不僅在走向世界，更在以自主知識體系深度介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

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成果斐然。海外聯合考古項目一直堅持不只是在挖掘過去、更是在構建未來的文明對話的理念，為理解人類文明多樣性、深化世界文明比較研究提供了來自中國學派的堅實實證與深刻闡釋，學術實力與學者風范日益贏得國際同行的尊重與認可，文明對話與文化交流催生了深厚情誼。

中方團隊清理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房屋遺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羅馬尼亞考古隊/供圖

2024年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發掘現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亞考古隊/供圖

從“考古大國”到“考古強國”

中國考古為什么要“走出去”？這關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根本性變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員、羅馬尼亞考古隊隊長溫成浩告訴記者，自2019年中國考古隊來到歐洲史前文化的發祥地東南歐展開合作，便不再依賴國際學界的二手資料，而是通過一手發掘形成自己的認識和結論。“中國考古學者不再人云亦云、亦步亦趨。”他說，“中國學者要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構建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中方團隊負責人賈笑冰表示，過去百余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長期處于“翻譯西方知識譜系”的狀態，其概念與數據大多在西方中心論的框架下生成。中國考古“走出去”，開啟了一場學術范式的深刻轉換，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點燃新引擎。

賈笑冰將其比喻為“把書桌搬到了田野”：“第一，它能從源頭上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壟斷。親手發掘、解釋人類不同文明的遺跡，讓我們不再依賴二手文獻，直接與古埃及對話。第二，它有助于構建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論。過去我們講‘多元一體’，主要用中華文明的材料，現在借助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實證檢驗和完善中國關于文明演進、國家起源的理論，這樣構建的自主知識體系才具有普遍解釋力。”

這種學術突圍并非盲目地“遍地開花”，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是古絲綢之路北線與中線的交匯點，堪稱中亞“文明十字路口”；洪都拉斯科潘是瑪雅文明的重要城邦，也是國際學術界的“競技場”；埃及盧克索是古埃及新王朝時期的權力與信仰核心，是考古學的“圣殿”；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的庫庫特尼文化與仰韶文化高度相似，為東西方史前文明比較提供了絕佳樣本；希臘安杰洛卡斯特洛遺址，則是中國學者深入古希臘文明的第一塊田野。

選擇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學術自信的宣示。賈笑冰表示：“我們不去邊緣‘打游擊’，而是直接進入古埃及核心的底比斯地區，與擁有百年考古歷史的國際團隊進行平等的對話與合作。這是中國考古人以‘發掘者’而非‘旁觀者’的身份主持埃及項目，意義在于‘破冰’和‘立規’。我們帶去的不僅是中國國旗，更是一套新的合作模式。這標志著中國從‘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邁進，為世界考古貢獻更多的中國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在中國考古‘走出去’和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必須發揮引領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中亞考古隊隊長、中烏聯合考古隊中方團隊執行領隊劉濤告訴記者。

劉濤還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布局烏茲別克斯坦有著清晰的學術戰略。首先，絲綢之路考古是天然的學術切入點。它促進了東西方之間人群、文化與技術的深度交流，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格局，是理解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口。其次，烏茲別克斯坦，特別是費爾干納盆地，在歷史上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文化區域，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最后，還有來自中國考古學自身發展的深層考慮，開展海外聯合考古不僅是為了揭示歷史真相，更是為了探索中國考古學的技術、理念和方法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檢驗中國考古能否真正實現“走出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中美洲考古隊隊長李默然對此深有體會，“瑪雅文明中心科潘遺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是考古所布局美洲文明研究的開始。他表示，“走出去”意味著從零獲取一手資料，在國際交流的環境下、在了解他者的基礎上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這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從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實證出發，深化對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解，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前沿性。”

這種學術自覺，正在改變中國學者在世界學術版圖中的位置。從世界文明研究的“旁觀者”到“參與者”，從“譯入”到“創出”，中國考古的“走出去”，正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生動縮影。

2024年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墓葬套箱提取現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亞考古隊/供圖

以考古發掘重構文明認知

看得見多遠的過去，就能走得到多遠的未來。這一理念正由中國考古隊在海外的重大發現所踐行。從尼羅河畔到科潘古城，從中亞腹地到黑海西部，中國考古學者以一手實物證據挑戰陳舊理論、填補學術空白，更在改寫絲綢之路的認知框架、推進史前文明的跨大陸比較中，讓世界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特性與人類文明的共性。

在埃及卡爾納克神廟區，中埃聯合考古隊的扎實成果獲得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的認可，也讓國際同行刮目相看。據賈笑冰介紹，考古隊成功發掘出孟圖神廟區西南部六座奧西里斯神殿中的第二至第五座神殿的完整建筑結構。這是歷史上首次整體揭示奧西里斯神殿區的主要與次要建筑遺跡，填補了孟圖神廟區南部的考古空白。該區域還出土了數十件不同尺寸、不同材質的奧西里斯雕像，以及多件帶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刻殘塊。這些新發現為進一步復原埃及晚期底比斯的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證據。

更令人驚嘆的是，考古隊還發現了一座此前從未見于任何記錄的圣湖遺址。據賈笑冰闡述，這座圣湖占地面積超過50平方米，是一座結構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設施。它與此前已知的孟圖神廟圣湖一道，共同構成了圍墻內南北圣湖并立的獨特布局。“這座圣湖在早期考古記錄中并無記載，它的發現標志著在中埃考古學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對卡爾納克神廟建筑群的認識得以進一步完善。”有國際同行甚至評價，這一發現足以“改寫教科書”。

“中埃聯合考古，讓兩大古老文明從各自講述走向彼此照亮。”埃及盧克索古跡事務總負責人阿卜杜勒加法爾·瓦吉（Abdelghaffar Wagdy）感嘆道：“這種伙伴關系證明，合作不僅能帶來驚人發現，更能激發出推動全球知識進步的跨文化力量。”

在賈笑冰看來，這種跨文化力量正在落地為文明對話的實踐。中華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雖然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卻有很多可以對話的共性：早期的文字起源、國家與王權的形成、對生死與祭祀的復雜觀念。“我們不再只從黃河、長江的視角去對比夏商周，而是把古埃及的早期國家、祭祀體系、文字系統作為一個參照系。這讓我們對中華文明的特性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什么是中華文明的‘特色’，什么是文明共性的‘規律’。”

科潘項目同樣收獲頗豐。經過十多年細致的田野工作，中洪聯合考古隊完整揭開了8N-11號貴族院落的面紗——從營建過程到使用功能，再到瑪雅社會的埋葬習俗。該院落出土了蘊含宇宙觀的玉器、彩陶與雕刻，其中最具突破性的發現是玉米神頭像及相關雕刻群，它們直指瑪雅文明的信仰——玉米神崇拜。

在瑪雅文明中，玉米是生存的基石，玉米神的死亡與重生是瑪雅信仰體系的重要構成。考古隊在西側建筑中出土的這批雕刻，首次揭示了玉米神從死亡到重生的完整儀式過程。這一發現讓世界看到了不同文明面對生命與信仰時相似的思索軌跡：瑪雅人對玉米神復生的執念與中華文明對天人合一的追尋，都是人類對自身來處與歸宿的深層追問。

在學術傳播上，科潘工作隊發表論文20余篇，出版考古手記《玉米王國：中美洲考古紀略》，翻譯《墨西哥與中美洲古代文明》，將中美洲從史前到古典時代的文化進程、政治結構、宗教和藝術、社會與經濟圖景娓娓道來。

在中亞，中烏聯合考古隊的發現同樣具有“顛覆性”。明鐵佩遺址的突破始于對“外城”的追尋。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認為這座古城僅由約0.5平方公里的內城組成，中烏聯合考古隊通過全方位測繪和“地毯式”鉆探，找到了掩埋在耕地之下的外城城墻。據劉濤介紹，這一發現將明鐵佩“擴容”至約2.8平方公里，確認其為同期盆地內面積最大的古城，重新確立了它在中亞歷史上的地位。

在埃拉坦遺址，烏方學者曾根據地表陶片將其定為公元前6世紀。中方團隊引入地層學方法與碳十四測年技術，將年代推定在公元前3世紀，進而重塑了整個區域的歷史序列。

最大的驚喜藏在蒙扎鐵佩遺址。2024年，數座墓葬、建筑破土而出，絲綢殘片、銅鏡、圓形方孔錢重見天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韓化蕊在為錢幣除銹后，清晰的五銖錢文赫然顯現。“這是五銖錢西傳至費爾干納盆地最直接的實物證據。”劉濤說。同一墓葬中出土的絲綢殘片，保存尚好、編織紋路清晰可見。這是自1986年該遺址首次發現絲綢后的又一重大收獲。

這兩種看似普通的遺物，撬動了一個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結論。20世紀50年代，德國學者亨寧提出的“中亞紡織中心論”認為，漢唐時期中亞地區是絲綢紡織的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大瑋從民族學調查到文獻考據、從考古發掘到科技檢測，逐一溯源論證，最終確定真正的紡織中心從來都是中原，絲綢之路的絲綢媒介和整套紡織技術的根都在中國。五銖錢和絲綢殘片穿越千年風沙，講述著中原王朝與中亞綠洲之間密切的經濟往來，也印證著中華文明向西輻射的持久影響力。

在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中羅聯合考古隊發現了大量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黍子，年代最早可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溫成浩表示，黍子的西傳為早期東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說明中國北方的農作物可能經由歐亞大草原傳至東南歐。

這一發現恰好落入了中羅聯合考古的核心問題域——跨越歐亞大陸的文明比較，所要比較的對象便是羅馬尼亞銅石并用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之一——庫庫特尼文化。據羅馬尼亞學者介紹，目前對該文化遺址及其防御設施的研究正不斷深入，地磁、電法、雷達等物探手段已被用于遺址的全方位勘探。考古出土物頗為豐富，既有大量石制工具和紅銅器，也有從周邊地區交換而來的燧石等石料。而其最具辨識度的遺物，當屬繪有白、紅、黑等幾何紋飾的彩陶。

國內對仰韶文化已有系統研究，而歐亞大陸西端恰好存在一個同時期、同樣繁盛的庫庫特尼文化。兩者在彩陶紋飾、社會發展程度上高度相似，極具可比性。

相似性背后的差異性更值得深究。溫成浩說，庫庫特尼文化盛極一時，卻在歐洲史前史上突然衰落，彩陶傳統徹底消亡；而仰韶文化衰落后，西北地區旋即興起馬家窯文化，掀起了彩陶的第二個高峰，并經河西走廊向西擴散至新疆乃至中亞，形成了一條“彩陶之路”——這正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特性的直接體現。相比之下，庫庫特尼文化的彩陶傳統徹底中斷，而仰韶文化之后的彩陶發展綿延不絕，一直延續至漢代前后，多持續了近兩千年。

十多年來，遠赴海外的中國考古學者，正在用一手實證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特性，也在世界文明的參照系中觸摸人類共性的脈搏、探尋差異的成因。這既是“講好中國故事”，也是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

書寫世界文明探源的中國篇章

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形成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合作模式，從初露頭角到贏得國際同行的尊重，十余年的海外聯合考古讓中國考古站上了一個新的起點。

談及海外聯合考古的收獲，劉濤認為，“他者”視角尤為寶貴。他表示，中國考古“走出去”，探究的是中華文明以外或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明發展狀況。這些新認識能夠幫助人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認識中華文明自身的發展與特性。這種借助外部（他者）視角獲得的比較與反思，對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有重要價值。

前路依然漫長。李默然坦言，對外交流依然偏少、赴外考古機制尚不健全、邀請知名國際考古機構來華參與田野工作的情況亦不多見。“考古學的進步離不開國際交流。”他說，“若能解決若干節點問題，國際學術界對中國考古學的認知將更為深入。”

變化正在發生。國內高校已開始設立世界考古課程，引入國外前沿的理論方法，拓展下一代考古人的視野。溫成浩說：“適合我們的便發揚、不適合的則放棄。我們擁有優質的學術資料與富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必須堅守。”

更大的圖景，關乎話語權。賈笑冰向記者坦言，中國考古走向世界，最終要解決的是一個“敘事權”的問題。“過去，世界文明史的書寫用的是歐美學者消化好的材料。現在，我們站在世界文明的核心區，用中國人的眼睛、中國的手鏟閱讀地層，正在寫下的，是中國視角下關于人類文明歷程的真實注腳。這能打破‘西方撰寫世界歷史、東方僅提供地方性知識’的不對等結構，讓我們真正用‘不僅懂中國，也懂世界’的敘事，去講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

十余年的足跡遍布世界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核心區域，中國考古隊正在用扎實的田野成果和卓越的學術貢獻，書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使命擔當。這既是中國考古學術格局的拓展，也是一場話語權的悄然重構，在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為人類文明對話搭建起新的橋梁。

當不同文明的歷史被并置、被比較、被尊重，人類便能更清醒地認識自身，也更從容地面對一個多元共存的世界。這就是考古學以古鑒今的力量——讓歷史照亮現實，讓多元文明在對話中增進理解、凝聚互信，攜手共創美好的未來。

洪都拉斯科潘遺址出土的玉米神香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隊/供圖

合作不止于田野

考古發掘終有告一段落之時，但文明對話從未真正結束。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意義，早已超越學術本身，它以一種潤物無聲的方式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橋梁，也展現了一個文明古國應有的胸襟與誠意。

在洪都拉斯科潘，中方團隊留下了一段合作佳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瑪雅文明中心科潘遺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項目洪方負責人豪爾赫·拉莫斯（Jorge Ramos）向記者特別提到，科潘項目是過去50年來首個按照研究合同條款，將所有檔案、記錄和考古材料妥善歸還并整理歸檔的考古項目，為國際考古合作樹立了標桿。這不僅是程序上的嚴謹，更是一種姿態——對文明文化遺產的敬畏，以及對國家研究與保護法規的尊重。而真正打動當地人的是中國學者融入社區的方式：學習當地語言，尊重本地習俗，始終謙遜而友善。“他們不僅收獲了研究成果，更結下了真誠的友誼。”拉莫斯說。

在埃及盧克索，中方團隊同樣以真誠贏得了尊重。賈笑冰講起初到埃及的趣事，至今忍俊不禁：“埃及人喝茶加糖，不續水；中國人喝茶正好相反。在埃及，中國學者也入鄉隨俗，試著在茶里加一勺糖。有時埃及同事會故意多加一勺，想看看他們能不能‘甜到頭’。”就這樣，一個工作季接一個工作季，茶香里熬出了默契，談笑中長出了情誼。

瓦吉如此評價中埃合作：“中國考古隊在卡爾納克神廟區的參與，為兩大文明之間的交流奠定了堅實基礎。這遠不止于學術，而是世界上兩大古老文明之間一次切實的對話。雙方在相互尊重彼此豐富文化遺產與科學方法中，孕育出一種特殊的聯結。”

在烏茲別克斯坦，中烏學者一起下田野、一起面對流沙與烈日。語言的障礙、技術的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都沒有擋住友誼的生長。未來，雙方計劃加快出版中烏雙語考古報告，在兩國舉辦成果展，實施“中烏聯合青年學者培養計劃”，讓合作不僅停留在一代人手中，而是薪火相傳。

在羅馬尼亞，中羅聯合考古的成果走出了學術圈，推出了紀錄片《當仰韶遇見庫庫特尼——中羅聯合考古紀實》、圖錄《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彩陶集萃》以及《多布若瓦茨重大考古發現》展覽。文明交流互鑒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為兩國民眾可觸可感的體驗。

溫成浩看得更遠。他希望在未來10—20年內，能看到一批中國學者成長起來——既深耕中國考古，又熟悉世界另一重要區域的考古研究；既掌握對象國語言，又了解其文化脈絡。“跨文化的團隊合作精神在考古學中至關重要。”他告訴記者，“知己知彼，溝通才最有效，才能達到共同進步的學術目標”。

這或許正是中國考古“走出去”最持久的回響——不僅在田野之下，更在人心之中。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 楊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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