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玉霞、任東升

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

【導讀】當特朗普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在鏡頭前握手、微笑、談論合作與穩定的時候，大洋彼岸的美國國會和情報機構，正在緊鑼密鼓地做另一件事：翻譯中國。不是翻譯《論語》或《紅樓夢》，而是翻譯中國各級政府發布的政策文件、軍事著作、科技預算、領導人講話，甚至高校實驗室的年報——只要它們出現在中文互聯網上，且是開源的。

2024年4月，美國參眾兩院議員聯合提出《開放翻譯中心法案》，要求聯邦政府每年撥款8000萬美元，成立專門翻譯中國開源信息的國家級機構。盡管法案尚在審議中，但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各大智庫和基金會早已“全員上陣”。從斯坦福大學的“數字中國”項目，到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偵察機”機器翻譯平臺，再到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解讀：中國”計劃——美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速度和精度，將中國公開的信息轉化為自己的戰略情報。

這項被作者稱為“翻譯中國”的行動，并非單純的技術性工作。它的背后，是人工智能與大數據賦能下的開源情報革命，更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信息基礎設施”。通過翻譯、解讀、培訓、立法轉化，美國知識精英正在用“中國人的話”來研究中國。

本文首次系統揭露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全貌、參與主體、關注重點及其對華影響。在中美關系微妙回暖的表象之下，這篇文章揭示了一條隱秘卻愈演愈烈的“第二戰線”。

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4年第4期，篇幅所限，文章有所刪節，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及其影響評析

2024年4月11日，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分別提出《2024年開放翻譯中心法案》（Open Translatio n Center Act of 2024）和《開放翻譯中心授權法案》（Open Translation Center Authorization Act），要求聯邦政府出資成立專門翻譯中國開源信息的開放翻譯中心。早在2021年7月，美國民主黨眾議員華金·卡斯特羅（Joaquin Castro）、比爾·基廷（Bill Keating）和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布賴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等便向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提出《開放翻譯與分析中心授權法案》，要求聯邦政府2022財年撥款8500萬美元，2023—2026財年每財年撥款8000萬美元，成立重點針對中國的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該法案雖未獲眾議院通過，但美國政府機構尤其是情報部門實際上早已開始大量翻譯中國開源文本，智庫也紛紛啟動相關項目，“翻譯中國”已經發展到美國政策界“全員參與”的程度。2024年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相關法案，既說明其對“翻譯中國”戰略價值的重視，也是該行動快速發展的結果。美國的“翻譯中國”行動實質上是由政府介入并主導的國家行為，探析其翻譯機制和政策對于中國相關部門研判其對華影響至關重要，但目前國內尚缺乏相關研究成果。鑒于此，本文擬系統評析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全貌，以便為中國評估其對華影響和應對提供依據。

▍美國開展“翻譯中國”行動的動因

特朗普政府執政后，美國開始實施“翻譯中國”行動，這是一項由美國官方翻譯機構、智庫、基金會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力圖將中國互聯網上的軍事、科技、政治等領域的中文開源文本翻譯為英文的活動。美國開展“翻譯中國”行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隱含著深刻的戰略動因。

(一) 國際局勢和技術變革下的無奈之舉

第一，涉華情報需求增長，但在華人力情報網重建難度增加。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安全議題范疇逐漸擴展，各國不得不擴大情報信息收集范圍。2017年特朗普執政后，美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2021年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進一步增大對華施壓力度。美國涉華情報需求與日俱增、范圍不斷擴大。但自2010年起，美國在華情報網逐漸縮小，美國重建人力情報網的難度大大增加，其涉華情報獲取量難以滿足需求。在此形勢下，美國情報部門不得不轉變對華情報工作方法，提升對從中國互聯網上收集和翻譯中文開源信息的重視程度。

第二，技術進步使美國官方開展秘密諜報活動愈發困難，但為其收集中文開源情報提供了新路徑。2024年1月，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J.Burns）稱，微型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新興技術的發展為其對手提供了強大的新工具來迷惑、躲避和監視其開展的諜報活動，同時也為其自身的諜報活動賦能。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使得開源信息收集更為便捷、高效，也使得對公開資料的科學收集和分析可以提取出越來越多的有價值情報。通過翻譯和數據分析技術，結合專家的精準研判，美國可以從中文開源文本中得到大量具有戰略價值的情報信息。

(二) 制定對華競爭政策的重要支撐

在美國國會議員看來，“翻譯中國”是美國對抗中國的重要支撐。三份關于成立開放翻譯中心的提案均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依賴于準確感知和理解他國內外政策的能力；中國和其他國家發布的開源文本是了解這些國家政治、政策、意識形態、意圖和活動的獨特而寶貴的窗口；外語人才的缺乏嚴重阻礙了美國政策制定者、記者、學者、學生和其他人士理解中國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政府的能力；冷戰期間，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通過提供翻譯和開源分析，培養了幾代外交官、記者、學者、學生和其他人士；當前，需要一個公共翻譯和分析機構來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發展，增進公眾理解。”按照三份法案的規劃，該機構的使命是翻譯、分析和公開傳播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或指定國家的政府文件和其他文件，以增進對這些國家的政府、管理機構、軍隊、經濟和文化的了解；為翻譯的材料進行適當的背景介紹和解釋，以便使用者理解其含義和意義；盡可能多地公開翻譯材料，并對無法公開的重要材料提供摘要；培訓和培養能對相關國家進行專業分析的優秀人才和語言學家。

可見，美國“翻譯中國”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準確理解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為其對華決策提供依據；二是加強對外交官、記者、學者、學生等的培訓，以培養專業翻譯和分析人員；三是按照政府期待的方式幫助公眾進一步“理解”中國。《2024年開放翻譯中心法案》的提出者們對此作出了明確闡述。卡斯特羅指出：“美國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競爭對手對我們的了解超過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國會一直支持開源翻譯項目，幫助美國人了解我們的盟友和對手。但隨著我們對這些項目投資的減少，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增加了對此類項目的支持，我們處于戰略劣勢。開放翻譯中心將成為美國記者、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寶貴資源，推進對21世紀我們面臨的全球挑戰和機遇的理解。”民主黨參議員塔米·鮑德溫（Tammy Baldwin）也表示：“為更好地了解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威脅，在世界舞臺上與其競爭，并保護家人的安全，我們需要關于競爭對手和敵人的準確的、最新的信息。而這需要從閱讀、翻譯和準確理解他們所寫和所說的內容開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時任主席加拉格爾也提出，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解并對抗這些威脅，必須能夠閱讀和理解我們對手的一手信息。建立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是國會可以采取的一項重要的、更好地了解和保衛自由世界的兩黨合作舉措”。

(三) 開展中國研究的主要倚重

據戰略翻譯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Translation）負責人葛里爾（Tanner Greer）分析，美國智庫紛紛翻譯中文開源文本是因為，以往學者主要依靠實地調查、采訪或查閱檔案等方式研究中國制度，這些工具已經過時；而隨著中美競爭加劇，美國了解中國的需求愈加迫切，需要新機構來提供新工具。因此，他們借鑒冷戰時期的做法，設立翻譯機構，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設立研究中心，通過分析開源文本來觀察中國。這一研究路徑不像之前那樣依賴于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或轉引他們對大量中文資料的總結，而是要直接“閱讀中國人用自己的話在說什么”，獲取并學會閱讀中文資料是重要前提。戰略翻譯中心就是為滿足這一需求而成立的。據葛里爾介紹，美國智庫均是出于類似緣由才啟動了翻譯項目。如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表示，“中國將漢字視為他們的第一道密碼、第一道防線，以防他們的思想和觀念被西方所知”;為幫助英語受眾獲取這些信息，從而做出最佳決策和計劃，該研究所通過人工翻譯和機器翻譯相結合的方式，將中文文件譯為英文，并公開發布。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參與主體

美國“翻譯中國”是在政府主導下，由官方翻譯機構、智庫和各大基金會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一項行動。

(一) 美國官方翻譯機構是首要參與者

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筆譯員雇主，其各部門內大多設有翻譯機構。如國務院設有語言服務辦公室，負責為白宮、國務院及其下屬委員會和實體機構提供口筆譯及其他語言服務。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設有語言服務處，負責為相關機構提供口譯、筆譯和語音轉錄服務。由于翻譯外語材料的能力對于反恐、反情報和刑事調查至關重要，聯邦調查局于1999年設置語言服務處，負責管理其翻譯工作和將其收集的大量外語材料翻譯成英語的語言專家。“9·11”事件之后，為確保其外語資源庫在戰略上與其業務和國家情報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該局又在其總部設立語言服務翻譯中心（Language Services Translation Center）。2003年成立的國家虛擬翻譯中心（National Virtual Translation Center）也由該局負責管理，是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內部的協作性政府機構，旨在為美國情報界、軍方和其他聯邦機構提供及時、準確、高效的翻譯服務。此外，中情局、國家安全局以及聯邦調查局等每年都會聘用數百名外語專業人員擔任特工、語言專家和語言分析師。

美國官方的“翻譯中國”行動主要由其情報部門內部的翻譯機構負責實施。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中情局就建立了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專門負責監測和翻譯外國政治演講、無線電臺廣播和電視臺節目、新聞社報道、報紙和期刊的時事新聞和評論。1957年，美國商務部技術服務局成立聯合出版物研究處（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充當中情局的一個工作小組，專門為政府官員、專業機構和研究所、工業團體收集并翻譯材料。這兩個機構翻譯了大量涉華信息和文獻，相關譯文成為冷戰期間美國了解中國、獲取涉華信息的重要素材。

隨著中美競爭不斷演化，中文材料的翻譯成為當今美國某些官方翻譯機構的重點任務。根據有限的公開資料，美國此次“翻譯中國”行動主要由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等下設的翻譯機構或中國事務中心主導。為滿足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需求，中情局一方面多次改組，2021年專門成立“中國任務中心”（The China Mis sion Center）作為協調涉華情報工作的“中央機制”，招聘了100多名語言及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 （STEM） 專家，負責翻譯和分析已收集的海量涉華情報；另一方面將涉華情報工作擴展到每個角落，在全球范圍內投入更多資源用于涉華情報收集和分析，僅在兩年時間里其用于中國的整體預算比例就增加了一倍多。為大力招募外語人才尤其是中文專家，中情局正在通過“外語激勵計劃”為外語技能達標的新老員工提供獎勵，中文技能也在該獎勵計劃之內。近年，聯邦調查局管理下的國家虛擬翻譯中心也將翻譯中文材料列為重點任務之一，并加緊招聘中文翻譯人才。為提升國家虛擬翻譯中心的翻譯能力，2024年3月聯邦調查局與MSM科技（MSM Technology）簽訂長達42個月、近500萬美元的合同，以為國家虛擬翻譯中心提供技術服務。

早在冷戰時期，成立官方翻譯機構服務國家戰略實施便已是美國的慣常做法。國會議員在2021年提出建立開放翻譯與分析中心，說明美國既有官方翻譯機構尚難滿足涉華信息翻譯需求，亟需新建一個國家級翻譯機構統籌全局，以“最大限度地加強與美國公私部門包括聯邦機構，以及美國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以便高效地獲取原始材料，消除重復勞動”。時隔兩年多，國會再次提出成立類似法案，且由參眾兩院議員共同推動，更是說明美國“翻譯中國”的迫切性。盡管2021年法案未獲通過，2024年法案也在審議中，但從美國翻譯機構發展史看，開放翻譯中心的成立或許是遲早的事情。

(二) 美國的中國研究智庫是中堅力量

關注中國軍事問題的美國智庫是最早從事中國材料翻譯工作的機構。自2006年10月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便開始將中國關于造船、全球商業、海洋法和海軍外交領域的信息作為重點研究對象，翻譯了大量一手中文資料。2020年11月，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啟動名為“用他們自己的話說”（In Their Own Words）的項目，將中文軍事文獻譯為英文。2024年1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成立中國陸地力量研究中心（China Landpower Studies Center），該中心重點研究中國陸軍和地面部隊，同時關注中國國家政策和戰略問題，旨在加強美國陸軍/三軍將領對中國和中國軍隊的戰略、能力和發展的了解，并為其決策提供信息。該機構與美國國防大學、空軍大學和海軍戰爭學院等其他專業軍事教育機構的研究中心類似，運行機制與中國海事研究所和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基本相同。該中心雖尚未公開設立翻譯項目，但從美國軍隊機構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及該中心的成立目的來看，其研究也離不開對一手中文資料的收集和翻譯。

自特朗普上臺后，美國研究中國科技政策的智庫逐漸認識到中文開源文本收集、翻譯、解讀的戰略價值，開始設立翻譯項目。2017年斯坦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設立“數字中國”（DigiChina）項目，旨在通過直接接觸和分析中文原始資料，為相關材料提供背景介紹、翻譯和專家解讀等，推動美國對中國技術政策發展的分析和理解。該項目設立不久便得到新美國、哈佛大學伯克曼·克萊因中心和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支持，并與荷蘭萊頓大學萊頓亞洲中心有持續合作。2019年1月，喬治城大學成立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其研究領域涵蓋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的應用及安全評估，生物安全風險及法律法規，數據科學和機器學習的最新方法，中國等國的人才培養預算和招聘情況，亞太地區和歐洲等世界主要地區的技術生態系統評估，尖端半導體等國家安全相關技術的供應鏈研究，全球人工智能勞動力供需和流動情況等。為獲取相關一手資料，該中心在成立初期就設置了專門的翻譯部門，旨在為其情報分析師和外部利益相關者提供與安全和新興技術相關的翻譯服務。有學者分析發現，“來自中國的開源信息已成為美國監測中國科技發展的重要情報源”。

自2020年起，美國的國際關系和中國問題研究類智庫也加入到“翻譯中國”行動中。與軍事和科技研究智庫不同，這類智庫更側重對中國開源政治文本的收集、翻譯和解讀。如2020年10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啟動“翻譯中國”（Translating China）計劃，其“委托翻譯了一系列在中國公開發表的、重要但大多被忽視的講話、報告和文章”。2021年《開放翻譯與分析中心授權法案》提出后不久，尤其是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前后，更多國際關系和中國問題研究智庫加入到對中文開源文本的收集、翻譯和解讀中來。2022年2月2日，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啟動開源項目“解讀：中國”（Interpret: China），旨在建立一個由中國政府文件、官方講話和權威學術論文等一手資料構成的英文資料庫，“推動有關中美關系和中國崛起的戰略話題的討論”。2022年11月14日，戰略翻譯中心成立，其主要任務是對目前只有中文版本的、具有戰略和歷史價值的資料進行翻譯和注解，并通過介紹性文章、詞匯表和評論等方式，讓缺乏中國政治專業知識或看不懂中文的政治家和學者能夠閱讀和理解這些資料。

對中國話語和敘事進行翻譯、解讀和轉化也是布魯金斯學會一直在做的事情。早在2021年4月，其研究員杜如松等就依據對60多篇中文文獻的翻譯和分析撰寫報告。2023年11月2日，布魯金斯學會“全球中國”（Global China）項目第三階段“翻譯迷失：解碼中國戰略敘事”正式啟動，其目標是為就一些基礎性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創造空間，從而為美國確定未來10年及以后的對華政策方向提供依據。

(三) 美國各大基金會是重要贊助力量

美國很多基金會與政府存在合作關系。美國“翻譯中國”行動之所以能夠如火如荼地實施，除有政府資助外，也離不開基金會充足、持續的資金支持。如斯坦福大學“數字中國”項目的后期資金主要來自福特基金會。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的資金來源包括開放慈善基金會（Open Philanthropy）、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馬斯克基金會（Musk Foundation）、帕特里克·J·麥戈文基金會（Patrick J.McGovern Foundation）等。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解讀：中國”項目的資金來源于福特基金會和紐約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York）。戰略翻譯中心則是由美國治理基金會（American Governance Foundation）出資建立的。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關注重點

美國的“翻譯中國”行動以服務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實施為宗旨，重點關注中國軍事、科技和政治等領域的政策和社會動態。

(一) 中國軍事政策、軍事著作和研究論文

大范圍翻譯中國軍事資料是美國軍事研究機構服務于對華軍事決策的重要任務。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團隊翻譯的中國軍事文本有四類：一是1998年以來中國發布的國防白皮書、《2021中國的航天》、黨政軍領導人的涉軍講話和指示等，二是《戰役學》等12部中國軍事戰略思想和理論著作，三是《認知域作戰中的語言對抗》等4篇軍事研究文章，四是編譯了《解放軍術語和概念：培訓、演習和教育》（PLA Terms and Concepts:Training，Exercises，&Education）和《軍民融合術語：參考指南》（Military-civil Fusion Terminology: A Reference Guide）兩部中國軍事術語概念手冊。其官網公布的中國軍事譯文應只是其翻譯成果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24日起，中國海事研究所開始英譯中國軍事和海事出版物上的文章。

(二) 中國科技政策和最新進展情況

2017年8月1日至2024年11月16日，“數字中國”項目發布了342篇與中國科技政策相關的原始資料的譯文，資料的時間跨度為1994年2月18日至2023年8月23日，主題涵蓋網絡安全法規、數據治理、人工智能以及中國官方推動技術自主性提升的相關舉措。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將人工智能、先進計算和生物技術進步的影響作為研究重心，開展相關研究工作的基礎是將大數據技術及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外語文獻翻譯成英語。截至2024年3月，該中心已翻譯510篇文件。截至2024年11月16日，其官網公布186篇譯文，其中中國科技政策文本數量為166篇，占其公布總量的89.2%。這些文本包括中國各級政府部門發布的科技政策文件、通知、法規，甚至還有中國各政府部門的年度預算。

為幫助更多人獲取中國科技信息，2023年9月20日，該中心正式啟動中文科技新聞發現工具“偵察機”（Scout）。它融合了最先進的機器翻譯、大語言模型、人工注釋和主題專家審查，可以從有影響力的中國媒體上及時編譯、匯總新興技術相關內容。通過該工具平臺，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對中國的《科技日報》、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等官方媒體和機構網站，以及36氪、雷峰網、智東西、騰訊研究院等民營科技網站進行動態監測和追蹤。截至2024年11月16日，該平臺已將3298條中國科技新聞譯為英文，相關信息涉及中國的人工智能、信息與電子工程、環境與生物技術等18類科技的發展現狀和最新進展。

(三) 中國政治類文本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解讀：中國”項目以翻譯中國政治文本為重點，截至2024年11月16日，該項目已發布327篇中文開源文本譯文。其翻譯選材標準包括：出版商、平臺、作者的單位是否和政府存在隸屬關系，或是否在業內享有聲譽及是否參加過重大活動；該文本被引用的廣泛程度；該文本是否提供了對某一特定主題討論的深入分析；該文本是否提供了可能影響決策過程的新穎論點。戰略翻譯中心也以翻譯涉及中國制度和政策的信息為己任，截至2024年11月16日，該中心已發布20篇譯文。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項目也翻譯了包括國家規劃、決定、會議和外交文件等在內的大量中國政治文本，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成果轉化應用情況

美國的“翻譯中國”行動已經產出海量翻譯成果，部分已經公布，主要用于向多方傳遞關于中國的信息、培養中國問題研究人才、服務對華決策。由于美國官方翻譯機構的翻譯成果轉化應用情況難以獲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智庫的相關情況。

(一) 向多方提供涉華信息

各類“翻譯中國”項目成果的基礎作用是向美國官方、研究機構、學者、民眾甚至其他國家的英語受眾傳遞中國信息。這是實施相關項目的美國智庫公開發布其譯文，并在社交媒體上開設專門賬號進行推廣的重要原因，也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如“解讀：中國”的譯文已引起多個智庫關注，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官網不僅直接鏈接到其網站，還轉發了部分譯文，這說明智庫之間正在嘗試通過翻譯資源共享實現涉華信息互補。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翻譯活動也“具有向內和向外傳達信息的雙重功能”，一方面為相關研究者深入開展科研活動提供重要參考，另一方面也為決策者了解中國科技政策提供便利。比如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其提交給國會的2022年度報告中便引用了其譯文。該中心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國家安全決策層提供證詞、分析報告和翻譯文件，并免費提供相關領域的翻譯服務。

(二) 培養中國問題研究人才

美國官方翻譯機構和智庫并不滿足于對涉華文本的翻譯，還通過提供導讀、注解、解釋核心概念或術語、評論、分析等方法幫助讀者理解相關文本，并定期召開培訓研討會，傳授文獻閱讀和總結的方法，為政要和學者提供解讀中國戰略的新方法論。截至2024年11月16日，“解讀：中國”項目共發布了33篇基于相關翻譯文本撰寫的分析文章。早在2023年3月，《日經亞洲》便報道稱，該項目“正在改變美國分析人士討論中國的方式”。戰略翻譯中心也未止步于對中文開源資料的翻譯，而是想通過關于解讀翻譯文本的培訓和研討，提升美國政治家和學者分析中國戰略的能力，培養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因此其一項重要工作是開展以閱讀和分析相關譯文為主的培訓研討會。例如2023年1月18日，該項目舉辦了題為“中國人眼中的中國政治”的討論會，由項目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歷史學教授、“解讀中國夢”（Reading the China Dream）項目主任王大為（David Ownby），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務項目資深主任納杰·羅蘭（Nadège Rolland）傳授解讀中國的方法。

2023年和2024年夏季，該中心還舉辦了系列研討會，指導年輕記者、研究生和政府分析人員對中國政策進行開源分析。布魯金斯學會的“翻譯迷失：解碼中國戰略敘事”項目也旨在通過文本分析、話語分析等手段，“審視中國關鍵戰略概念、流行理論和普遍爭論，并討論它們對美國政策的影響”。

(三) 服務美國對華戰略決策

美國“翻譯中國”的目的并非單純獲得中國信息，還在于據此開展中國研究，服務美國對華戰略決策。杜如松等基于60多篇中文文獻譯文撰寫而成的《中國的北極活動和野心》報告不僅引起了時任國務院美國北極地區協調員詹姆斯·德哈特（James P.DeHart）的高度重視，相關觀點還被納入2022年10月拜登政府頒布的《北極地區國家戰略》。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主要為決策者提供有關新興技術安全影響的數據驅動型分析，致力于培養新一代決策者，以應對新興技術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基于相關翻譯資料，該中心產出了大量關于中國科技的研究成果，截至2024年11月16日，其共產出186篇分析文章、32篇國會證詞、58篇數據簡報、50篇數據快照和14篇數據可視化分析。其中有不少內容已轉化為或被納入國會立法，如2022年8月正式生效的《芯片與科學法》正是主要基于該中心關于中國半導體供應鏈的翻譯和研究工作而提出和制定的。該中心將該法案的通過視為對其“四年以來不斷開展半導體和制造設備供應鏈對國家安全和經濟領域重要性研究分析”的高度認可。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的成果轉化和應用方式有幾個趨勢值得特別關注。其一，各項目各有側重、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旨在全面“翻譯中國”，解碼中國各領域的戰略信息。其二，各項目均配備專門的翻譯團隊，除戰略翻譯中心等旨在將翻譯文本用于培訓中國研究人員外，其他大多數項目翻譯數量很大，翻譯選材緊跟中國各領域最新動態，為美國決策層和研究機構及時了解中國最新政策和軍事、科技、政治最新進展以及制定對華政策提供了極大便利。其三，開源文本是美國的重點翻譯對象，文本獲取的便利性以及美國在計算機輔助翻譯、生成式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將極大提升美國獲取中國信息的能力，未來將有更多項目團隊像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那樣啟動涉華信息機器翻譯平臺。其四，相關譯文既會在官方網站公布，也會在X等社交平臺推廣，傳播范圍廣，這些對外公布的譯文經過精挑細選，其中存在不少惡意解讀和翻譯的內容，旨在向美國社會和英語國家受眾傳遞有關中國的誤導性信息。其五，翻譯成果應用方式多元，既用于向英語受眾傳遞中國信息，又為美國研究機構提供研究資料，還可用于開展中國研究培訓，由于相關成果大多基于一手中文資料翻譯而來，因而易于獲得民眾認可或被決策機構和立法機構采納。

▍結語

美國“翻譯中國”行動是安全問題泛化、技術進步以及美國對華戰略部署調整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根本目的是通過翻譯中文原始資料解碼中國戰略敘事、開展中國研究，進而為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提供決策支持。美國當前已形成以情報部門為主導，由智庫和基金會協同，美國知識精英作為主要參與主體的，上下聯動的全方位“翻譯中國”實踐體系。在美國在華人力情報網被毀和訪華人員減少的形勢下，“翻譯中國”已成為其決策層制定對華政策過程中全面獲取涉華信息的重要途徑。相較而言，中國對涉美信息的獲取嚴重不足，這種信息差使得美國在對華信息戰中具有單方面優勢。當前，中國正面臨著日益嚴峻、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面對大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生成式人工智能、機器翻譯等技術的發展和緊密結合，以及“數字中國”和“數字政府”建設的不斷推進，加強中國互聯網上的開源信息和數據安全治理迫在眉睫。中國應加強開源語言數據安全教育和安全制度建設，建立信息公開與反開源情報沖突協調解決機制，以提高語言數據安全認知水平，健全語言數據安全治理體系，加速網絡反情報整體能力提升。

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6年第4期。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來源：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