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史學家劉知幾所著《史通》在中國歷史學發(fā)展過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公元675年秋，長安國史館里燈火通明，數(shù)十位史官伏案抄錄。幾位老吏低聲議論：“又是‘臨修’，哪天才能動筆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這樣的抱怨，彼時年僅十五歲的劉知幾已默默聽了多年。唐代史書必須先提交主事官員審改，字句常被刪削，褒貶亦隨權勢而異。制度雖可保守密，然而也讓真實與獨立的距離越來越遠。
史家出身的劉家，對這種約束最為敏感。祖輩從北齊、隋直至初唐，一路執(zhí)筆，積攢了厚重的案牘經驗。劉知幾幼時，父親劉藏器執(zhí)卷訓子，“史不可以妄言”是家規(guī)，卻不許抄成死板口訣。兄長講《左傳》時，他忽問：“若諸侯皆稱公，何以辨其輕重？”兄長張口結舌。父親雖心生惱火，還是把各朝實錄一卷卷遞來，讓他自尋答案。少年在塵封簡牘里發(fā)現(xiàn)：體例之紛亂，比文字之難更令人頭疼。
及冠，劉知幾登科入仕，被選入史館。館中實行“幾人共筆”，先由下屬草撰，層層過目，最后定稿。日復一日，他覺得自己像是磨墨匠。一次校對《高宗實錄》，他堅持把“營繕無度”記下，主事卻批紅退回。“小劉，想保烏紗就別太較真。”同僚私勸。他沉默，只留下一句：“史若不真，紙墨皆虛。”旋即請調閑職，將日常修纂托付給好友吳競，獨自閉門十載，轉而整理先秦以降數(shù)百種史籍。
那部奇書后來被稱作《史通》。它沒有按時間順序鋪陳，而是把前人所有史書分作六大類：記言、編年、國別、傳注、通紀、斷代。分完之后，他回頭逐一比對優(yōu)劣。最精彩的一章，專門分析紀傳體為何能勝出。西漢司馬遷以《史記》打破箋注、編年兩種舊法，固然開山，可也埋下隱患。劉知幾指出，通史若不加分期，疆域越廣、年代越長，篇幅反倒顯得捉襟見肘，人物被迫硬塞一處，讀者經常“看著秦始皇，忽跳到漢武帝”，線索全亂。
他對《史記》的挑剔并非吹毛求疵，而是要給后輩一把尺子。有人問他：“既然《史記》是千古獨步，你怎敢直言其短？”他淡淡回道：“是非曲直，惟史筆當先。”這一句后來被史學生口口相傳。為了讓史書聽得見百姓呼吸，他提出“言近而可曉”，主張摒棄陳腐典故，多用當代口語；為了避免體例失衡，他推崇《漢書》的斷代方法，“一朝一紀”，讓統(tǒng)治與變革的節(jié)奏更鮮明；至于章名，他堅持按官爵、親疏來排次序，以免英雄與草莽混雜無別。
最受后世重視的是他的“直筆”原則。班固在《漢書》中寫哀帝奢侈，已算大膽，但劉知幾要求更進一步——無論帝王將相，史家都應如實寫下光亮和陰影。他提醒同僚：“當年周公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皆可刪乎？”這并非空談。宋初，新修《五代史》時，歐陽修采納了斷代、紀傳并行的格局，皇帝寵臣的諂媚被如實標出。再往后，清修《明史》、民國修《清實錄》，皆沿用他制定的評騭與體例，史官雖對皇權恭謹，卻總能在行文間留下隱秘卻可靠的批評。
遺憾的是，《史通》完成后仍難擺脫時代局限。儒家等級觀念深深嵌入篇章，他將陳涉歸入“世家”而非“本紀”，正映射出唐人對“天命”與“禮統(tǒng)”的執(zhí)念。然而正是這種矜持，也保證了后世官方史書的穩(wěn)定框架，使大一統(tǒng)王朝更重視史學規(guī)范。
細讀《史通》，先覺的是方法，其次是膽識。它告訴后來的史官：制度可以約束，但筆端始終有選擇的自由；史料浩瀚，可只要理清門徑，千卷竹帛亦能化為井然條理；情感可以節(jié)制，卻不能泯滅判斷。劉知幾未能親手刊行此書，716年辭世，書稿輾轉三十年方刻印流傳。等到北宋學者在開封書鋪第一次完整讀到它時，已是另一重天下，可那句“史若不真，紙墨皆虛”依舊敲在人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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