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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后，日本政壇的“失言大臣”不僅不見收斂，而且越發放肆。

1、讓人瞠目的言論

2001年7月，剛剛就任防衛廳政務次官的西村真悟，就對周刊雜志《花花公子》的記者大放了一氣厥詞。西村是自民黨中著名的鷹派人物，早在1997年就乘船登上釣魚島，鼓吹以武力保衛日本的“領土”。

采訪者問他:

現在您當了防衛廳政務次官，可以堂堂正正地策劃登島了吧?

西村回答:

必要時我會去的。不過，現在比起登釣魚島來，倒是去光顧六本木(東京繁華區，也是防衛廳所在地)的紅燈區更難了。不過，那是日本的領土，通過外交解決不了的話，還有我們防衛廳呢。

對2001年3月23日，日本海上自衛隊向“可疑船只”開炮的事件，西村強硬地表示：

迄今都是下令海上警備行動，但下次要動真格的，把它擊沉。
我的主張是，中國的調查船實質上屬于對日本領土的恐怖行為。但現在是通過外交解決階段，另外，對方也沒有進入采取軍事行動的階段。

當采訪者又問他作為政務次官，最想干的事是什么時，西村干脆地回答:

不管當不當政務次官，作為政治家，畢生的工作就是創建國軍。把它推向全世界，把“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推廣到全球。我是民族主義者，我認為不是民族主義者就沒有當政治家的資格。

西村信口開河，越說越離譜，竟然鼓吹日本要發展核武器他說:

一些政治家講什么“不持有攻擊性的武器”，那不具有攻擊能力的武器是什么?豈不成了哧水槍了嗎!核武器這東西，只要雙方都持有，核戰爭才不會發生。相反，沒有核武器的地區才是最危險的。所以說日本最危險。我認為日本最好也應持有核武器，這個問題國會也應該議論。
核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抑制力的東西，好比強奸，如果對強奸沒有任何處罰，包括我自己在內，人人都會成為強奸犯。但是，正因為處罰具有抑制作用，才不會發生那樣的事。如果周邊國家將中程導彈對準日本的大城市，我們到底應該做些什么，我認為現在日本國會已經到了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道理實際上就是“男人搭救正在被強奸的女人”，換句話說，所謂征服，就是“排除被征服國家的男人，然后強奸他們的女人，讓她們為自己生孩子”。反過來說，我們的國防就是“防止我們喜愛的大和(日本)淑女遭他國男人的強奸”。

西村的“強奸理論”真是令人目瞪口呆，實在不敢相信這竟出自一位日本政治家的口中，除了暴露出他的狂妄和好戰以外，也透視出他內心的齷齪。

2002年1月18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前防衛廳長官野呂田也在秋田縣鷹巢町做了一番表演，他稱:

由于日本進行了大東亞戰爭，才從根本上消滅了歐美列強在亞洲推行的殖民主義政策。直到今天，只要你到東南亞走一走，仍然能聽到許多人說，多虧了日本人才能獲得獨立。

野呂的胡說八道立即遭到亞洲各國人民的憤怒譴責，同時也受到日本在野黨和輿論的強烈批評。然而，在1月21日眾議院表決民主黨、共產黨等4個在野黨關于罷免野呂田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委員長的提案時，竟以184票贊成、275票反對的結果予以否決。

《朝日新聞》為此報道說:

日本政府最近決定對歷史教科書的審定工作采取“不進行政治干預的方針”，對有嚴重問題的教科書予以放行。這就是說，那些嚴重失實、歪曲歷史、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教科書將堂而皇之地進入日本校園，毒害下一代。

從橋本龍太郎組閣至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失言大臣”現象迭出不窮。諸如法務大臣中村正二、防衛大臣呂田芳成、建設大臣龜井靜香、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防衛廳次官西村真悟以及先后在國會或政府擔任過要職的山崎拓、桅山靜六、小澤一郎等人，每每都有“驚人之語”。

2、小堀桂一郎的謬論

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學教授，他曾著手編纂了一部《東京審判駁回、未提出辯護資料》，企圖利用當年被法庭駁回的資料為推翻東京審判撈取一棵稻草。

以下，披露小掘氏幾個荒唐透頂的謬論：

(一)《舊金山和平條約》第十一條屬于“誤譯”

對歷史文件挑字眼，用“誤譯”來推卸日本的戰爭責任是佐藤和男的“發明權”，小堀氏或許不敢僭越，所以先是重復一番佐藤氏考證的“侵略”與“侵攻”二詞的區別所在。當然，他是站在佐藤的立場上肯定佐藤的“研究成果”。

隨后，他對《舊金山和平條約》做起文章，指出其中的第十一條，即:

日本國受諾國際軍事裁判所以及設在日本或國外的聯合國戰爭犯罪法庭的審判......

他認為，其中的“審判”一詞屬于“誤譯”，應該譯作“判決”。

他稱：

這不僅僅是單詞置換問題的誤譯，從條文的文脈來看，這里應該是“判決”，而不是“審判”。

他認為，《舊金山和平條約》之所以列出這一條款，是擔心“日本恢復獨立后，日本政府取消所有戰爭犯罪裁判所的判決，將拘禁的犯人一起釋放”，所以，第十一條款“不是要求(日本)承認以東京審判為代表的所有軍事審判團體，服從其判決理由”，只是為了讓日本“肩負起讓犯人服刑”的職責，“防止將戰爭犯罪的囚人一齊釋放”，從而傷了聯合國的“臉面”。

很顯然，小堀氏之所以拋出“誤譯”說，實際上是為自我解釋《舊金山和平條約》做鋪墊。因為，時至今日，絕大多數日本學者、國民都認為，日本政府通過《舊金山和平條約》簽字，表明其正式承認了東京審判的結果，這對于小堀等極力想推翻東京審判的人來說，無異是最大障礙，于是在“審判”和“判決”這兩組單詞上做文章，似乎用“判決”一詞就可以否認日本接受《舊金山和平條約》這一事實，進而否定日本政府通過《舊金山和平條約》簽字，接受了東京審判的結果。

為此，小堀甚是抱怨日本的政界、外務省、學術界以及外國問題研究者們的“怠慢”，未能及時地訂正，以至使“東京審判史觀就這樣悄然地被肯定下來”，這便是小堀氏在“誤譯”上做文章的根本目的所在。至于《舊金山和平條約》中的第十一條是否應譯成“判決”，前譯的“審判”與“判決”有何區別，相信中外學術界自有公論，毋庸在此贅言了。

(二)“日本沒有領土野心，歐美諸國才是侵略者”

小堀認為，日本發動的對中國及亞洲諸國的戰爭不應稱為“侵略戰爭”，而應稱為“先制攻擊戰爭”。

他說:

日本自認是他國領土的掠奪者，實在是不幸。事變進行過程中日本軍確實軍事占領了各地，但那是戰斗的必然結果，沒有掠取(外國)領土的性質，更重要的是，日本沒有掠取(外國)領土的意圖。

小堀氏如果對從未涉足過地球的其他生物類講這番話，或許有“人”信服，遺憾的是，這位連基本歷史事實都不屑一顧的學者的“高論”，當然蒙騙不了曾經飽受日本侵略欺凌的亞洲諸國人民。

此外，小堀氏又列舉了歐美諸國曾把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納入殖民地的歷史，然后拋出“亞洲解放論”，稱:

這能說是日本侵略了東南亞嗎?(日本軍)作戰的對手并非是那些地域的亞洲人，而是占據那些地域的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正是日本軍把他們驅逐出去。也就是說，他們才是名副其實的侵略者。

小堀的“亞洲解放論”絲毫沒有什么新意，不過是拾人牙慧。

(三)《巴黎不戰公約》包含有“自衛權”

東京審判所依據的國際法中，除了《國際軍事審判所條例》外，《巴黎不戰公約》也是重要的國際法依據之一。為此，小堀想從這份公約中找出可以為日本侵略行徑張目或合法化的“依據”。他首先為“大東亞戰爭”下一定義是“為了自存自衛而不得已的戰爭”，同時，不惜把昭和天皇的《開戰詔書》搬了出來，大段引用，借昭和天皇的嘴說:

彼方毫無交讓精神，拖延時局之解決，反之越發增大經濟、軍事之威脅，以逼我屈從，如此推移下去，帝國關于東亞安定的積年努力皆將化為泡影，值此帝國存亡危殆關頭，帝國為自存自衛，除蹶然而起粉碎一切障礙別無其他。

小堀氏對昭和天皇這段《開戰詔書》頗為欣賞，稱:

這就是日本的主張，我認為這一主張至今仍沒有改變。

接著，他開始從《巴黎不戰公約》找“自存自衛”的“依據”，大段大段地引用了美、英、法等國政界人物當時的一些講話，指出這些政界人物在解釋《巴黎不戰公約》時都申明內中包含有“自衛權”。

小堀又從反面論述道，如果日本加入《巴黎不戰公約》:

日本在大陸的行動受到約束的話，這當是重大問題，對該條約的批準當持慎重態度。

言外之意，當時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條約上簽字，就是看重了其中的“自衛權”。他又借用另一位否定派學者的話說：“該條約不僅沒把戰爭視作違法，相反還確認了防衛戰爭的合法性。”

小堀之流對《巴黎不戰公約》的解釋當然是一廂情愿的，不論小堀抬出歐美那些政治家的“解釋”也好，借用否定派的“獨特見解”也好，《巴黎不戰公約》中規定了侵略戰爭屬于國際犯罪，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要追究其戰爭責任，這該是公約中最根本的宗旨。

正因為如此，戰后的東京審判才把《巴黎不戰公約》作為重要的國際法依據之一。

對此，小掘氏憤憤不平，指責國際法庭：

追究日本的大陸政策違反了《巴黎不戰公約》，是他們嚴重的自相矛盾。

抱怨日本“落入圈套”，“被聯合國套了進去”。莫不如說小堀氏片面取舍歷史文獻，為其所用的伎倆太幼稚可笑了。

3、失言的背后真相

為什么“失言大臣”們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寧可辭職、卸任也要“一搏”呢?這種現象又說明了什么呢?

戰后以來，在美國占領政策的導引下，日本保守主義勢力始終把持著日本的政治方向，他們多是戰爭的親歷者，甚至是直接參與戰爭的一代，從吉田茂、岸信介到田中角榮(戰時從軍到過中國)、中曾根康弘(戰時皇家海軍軍需官)，他們在戰爭期間接受的皇國史觀沒有受到任何沖擊和蕩滌，甚至連他們的戰爭犯罪行為也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如吉田茂和岸信介)。

他們所持的戰爭觀仍然是皇國史觀的貨色不足為怪。另外，從政府、國會以及各地方自治體的構成看，盡管戰后初期美國占領軍對戰爭責任者予以“公職追放”(解除公職)，但不久就解除了“追放令”，戰時的官僚(包括右翼團體要員)又重返政府各界。

財閥也被松了綁。這樣，戰爭時期軍部、政治家、官僚、財閥一體的機制，除了軍部被裁汰以外，幾乎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都是戰時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們的歷史認識不可能輕易轉變。可以說，戰后以來，日本政界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始終沒有經過深刻的反省或自我批判，并一代接一代的延續下來。

眾所周知，美國在占領期間，為了把日本構筑成亞洲反社會主義陣營的橋頭堡，通過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等放棄了對日本戰爭責任的徹底追究，甚至保護天皇、維護天皇制、釋放戰犯、扶植右翼保守勢力等，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長期擱置，沒有得到認真或根本的解決。

從戰后初期到中日恢復邦交前，日本在對外關系上對美一面倒，在施政方針上實行經濟主義政治，朝野上下為建設經濟大國日本而努力。與此同時，戰后亞洲始終處在冷戰(甚至熱戰)的前沿，從中國大陸的三年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柬埔寨戰爭，乃至蘇聯入侵阿富汗，戰后亞洲30年來不安寧。亞洲各國沒有能力和機會去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民間被害索賠等問題更擺不上日程，致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繼續拖延下來，并演化成戰后責任問題。

從中曾根康弘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主張建立政治、軍事大國的新保守主義路線出臺后，戰后以來沒有得到根除的皇國史觀、國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貨色開始抬頭。反映在戰爭責任問題上，他們極力否定東京審判，否認日本的戰爭犯罪，公然為侵略戰爭涂脂抹粉，甚至攻擊戰后教育是“自虐史觀”，主張修改戰后的教科書，對青少年進行有“民族自信心”和“日本的自豪”的教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下，一些政府要員再也按捺不住形成日久的戰爭認識，首先圍繞著教科書問題，亮開了他們的嗓門，拉啟了“失言大臣”們大放厥詞的序幕。

從1982~1986年，日本掀起第二次攻擊教科書的逆流，激起亞洲各國的強烈不滿。而此時，正是冷戰即將結束，亞洲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的空前時期。隨著亞洲各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影響力的加大，針對日本朝野各界否認戰爭責任的讕言，民間被害索賠問題相繼提上了日程。

尤其是強制從軍慰安婦、731細菌部隊人體實驗、南京大屠殺、強制勞工等問題浮出水面，對日本社會是一個強大的沖擊和震驚，戰后以來一直被隱匿的日本戰爭犯罪行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就引起部分政治家、政府要員以及右翼陣營的強烈不滿和瘋狂抵觸。

于是，他們相繼跳了出來，在文化、教育、知識等社會界右翼保守勢力的策應下，信口雌黃、顛倒黑白，進行了一系列淋漓盡致的丑惡表演。由于他們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亞洲各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導致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進一步尖銳化，并直接影響到日本同周邊各國的關系和交流。綜上可以說，所謂“失言大臣”的“失言”，絕非是一時心血來潮，口無遮攔的瞎說一氣，而是他們長期以來積淀的戰爭觀的真實表露，不是“失言”，是“真言”。

“失言大臣”的出現又同日本國內的政治氣候密切關聯，是日本步入新保守主義的必然產物;新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是產生“失言大臣”的溫床，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社會問題如山的現實環境下，“新生代”政治家們為了擺脫困境，執意用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來統一國民的意志，諸如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國歌國旗法制化”等，而“失言”只是他們目的追求的政治手段之一 。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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