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對歐盟來說，這是一種屈辱。”

5月19日，歐盟成員國就落實與美國的貿易協議達成一致，這意味著，這份拖延已久的協議，掃清了最后的內部障礙，很快將付諸實施。

盡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協議將“加強跨大西洋經濟聯系，為雙方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正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樣，布魯塞爾的多位歐盟外交官私下承認，這是一份歐盟在巨大壓力下被迫接受的協議，其條款對歐盟相當不利，甚至被一些媒體形容為“屈辱性的”。

被“屈辱”條款包裹的貿易安排

這份協議為何讓歐盟外交官稱其為“屈辱”？根據此前披露的談判框架，協議的內容包括幾個核心問題。

一是汽車關稅問題，歐盟承諾在未來3年內，分階段將美國進口汽車關稅從現行的10%降至2.5%，與美國對歐盟汽車征收的2.5%關稅“名義對等”，但同時接受美國對歐盟汽車出口實施的國別配額限制，歐盟對美汽車及零部件出口上限被鎖定在2024年水平的105%，且每年增長幅度不得超過3%。這意味著歐洲汽車制造商將被迫在美國市場上，與美國本土品牌及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對手進行更加不平等的競爭。

二是貿易問題，歐盟同意立即取消對美國30萬噸/年非激素處理牛肉的進口禁令，并在5年內將美國轉基因大豆、玉米的進口配額擴大40%，同時接受美國“等效性檢驗”原則，允許符合美國農業部標準的禽肉產品進入歐盟市場。這直接違反了歐洲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食品安全標準和農業保護傳統。協議還要求歐盟在化學品、藥品、醫療器械等領域的監管標準上向美國看齊，并迫使歐洲放棄部分自主制定標準的能力。

協議還包含一項“非市場條款”，要求歐盟在與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進行貿易談判時，必須考慮美國的“安全關切”，這相當于將歐盟的貿易政策自主權部分讓渡給了美國。協議規定設立“跨大西洋監管合作理事會”，要求歐盟在化學品（REACH 法規）、藥品（EMA 審批）、醫療器械等領域的標準制定過程中，必須提前與美國磋商并充分考慮美方意見。對于已生效的歐盟法規，若美國提出異議，理事會擁有啟動“合規性審查”的權力，美國由此實質獲得了對歐盟監管體系的“一票否決權”。

這毫無疑問是一份極其不利于歐盟的貿易協議。根據歐洲政策研究中心此前的模擬測算，如果這份協議全面實施，歐盟對美國出口的年損失可能高達200億至300億歐元，而美國對歐洲的出口則將顯著增加，美國對歐盟的貿易優勢也會擴大。這就是為什么有歐盟外交官私下稱其為“屈辱性協議”。

特朗普的關稅大棒與歐盟內部分裂

這份協議不是在平等談判中達成的，而是歐盟在美國赤裸裸的威脅和內部矛盾下做出的妥協。

就在本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威脅稱，如果歐盟在7月4日前未能就相關立法達成妥協，他將對歐洲汽車征收25%的關稅。而汽車工業是德國等歐洲核心國家的支柱產業，對美出口每年高達數百億歐元，一旦被征收懲罰性關稅，德國等歐盟核心成員國會面臨難以估量的損失。在談判前夕，美國駐歐盟大使安德魯·普茲德在政客新聞網（POLITICO）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再次威脅歐盟，稱“特朗普已經受夠了”，要求歐盟必須盡快做出選擇。

幾百輛準備出口的德國汽車法新社

在是否接受這份協議的問題上，歐盟成員國分成了兩個陣營。以波蘭、匈牙利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為代表的東歐右翼國家是堅定的“親美陣營”。這些國家要求歐盟官方接受這份協議。原因是它們與美國有著特殊的聯結，美國在東歐地區的軍事存在以及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使這些國家往往將政治安全置于經濟利益之上。

即使這份貿易協議堪稱“恥辱”，親美國家也可以通過與美國的雙邊合作來對沖這種影響，比如爭取更多的美國駐軍、增加美國軍事裝備的采購，或者在其他領域獲得華盛頓的政治支持。而對于法國、德國以及南歐國家而言，貿易協議的經濟代價是沉重的，這些國家的工業基礎和對美貿易的重要性，使它們將承受協議帶來的最直接的負面沖擊。

東西歐之間的利益分歧在歐盟內部引發了嚴重的派系斗爭。歐盟委員會作為執行機構，試圖在各方之間尋求平衡，但成員國之間的裂痕嚴重影響到了歐盟的決策效率。歐洲議會中的不同政治派別也圍繞協議展開了激烈爭論，左翼和綠黨議員強烈反對向美國屈服，而中右翼和保守派則傾向于接受現實。

可以說，歐盟“又散又弱”的特征在此次事件中展現無遺。“散”體現為成員國之間、歐盟機構之間、政治派別之間的利益斗爭和內部撕裂異常嚴重，“弱”則表現為盡管內部存在巨大分歧，但在美國的壓力下，歐盟最終仍舊選擇了屈服，不敢也不愿真正忤逆美國的意志。

歐盟擔憂被美俄交易邊緣化

外部威脅與內部分裂的疊加，足以解釋歐盟為何轉變態度愿意敲定協議。但在這兩個直接原因之外，還有戰略層次的焦慮情緒在推動歐盟做出妥協的決定，那就是對美國在俄烏問題上拋開歐洲、與俄羅斯達成深度妥協的擔憂。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盟在制裁俄羅斯、援助烏克蘭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成本。然而，隨著特朗普上臺和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歐盟越來越擔憂美俄達成單獨和解的可能性。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美國對烏克蘭政策出現了顯著轉變，從拜登時期的不惜代價的支持轉向了更加實用主義的“交易導向”，并尋求與俄羅斯達成某種妥協，以盡快結束這場消耗美國資源的戰爭。

對于歐盟而言，這種前景無異于一場噩夢。如果美國與俄羅斯單獨媾和，歐洲不僅將面臨地緣政治上的被邊緣化，還可能被迫接受一個對己不利的和平協議。

自戰爭爆發以來，歐盟切斷了與俄羅斯的正式溝通渠道，僅有少數歐盟領導人偶爾嘗試私下接洽俄方。如今，隨著停火談判的呼聲日益高漲，歐盟愈發擔憂自己被美國主導的和談進程邊緣化。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0日報道，歐盟各國正商議考慮由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意大利前總理馬里奧·德拉吉或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出面，代表歐盟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開展相關談判。

在如此重大的地緣政治議題上，歐洲竟然需要請出已經卸任的老一輩政治家來充當代言人，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外長卡拉斯等當前的重量級人物紛紛“隱身”，顯然，歐盟領導層在國際談判中缺乏足夠的權威和自信。

歐洲人想要達成的，是一種“既要又要”的局面，既需要拉住美國的影響力和實力，又要表現“獨立自主”。為此，他們甚至愿意請出德拉吉或默克爾這樣的人物出面斡旋，防止歐洲在美俄交易中被徹底邊緣化。從這個角度看，那份屈辱的貿易協議可以說是是同一個邏輯下的必然產物，為了維系跨大西洋關系這根“命脈”，歐盟甚至愿意主動付出經濟上的代價，不惜損害自己的利益。

拜登時代埋下的“西方團結”苦果

如果歐洲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立場，而不是只愿秉持大西洋主義的追隨邏輯，也許今天歐盟就不會如此被動。但歷史沒有如果。

歐盟目前的尷尬處境，實際上是其長期以來戰略選擇的結果。5月17日，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在愛沙尼亞塔林舉行的一場會議上公開表示，和中國、俄羅斯一樣，特朗普政府也不喜歡一個團結的歐盟，因為“一個團結的歐盟是華盛頓必須應對的地緣政治力量”。她敦促歐盟成員國不要通過尋求與美國的雙邊協議來削弱歐盟。她的話可以說是反映了歐盟領導層對現狀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并不是理性的、合乎現實的。

卡拉斯將歐盟當前的尷尬現狀歸結為所謂的“大國霸凌”，但追根溯源的話，歐盟目前的困境，與其主動選擇拜登政府所推行的“大西洋主義西方團結”政策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

在拜登執政期間，美國高呼“美國回來了”，號召盟友共同應對所謂“威權主義的挑戰”。歐盟積極響應了這一號召，不僅無條件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進程，還在涉疆、涉港、涉臺等問題上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更是幾乎完全切斷了與俄羅斯的經濟和外交聯系，主動將自己置于與俄羅斯對抗的最前沿。

2022年9月26日，“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氣管道發生爆炸泄漏。 新華社

在國際事務上，歐盟的表現首鼠兩端。在巴以問題上，歐盟一方面口頭上宣稱支持所謂的“正義”，另一方面在實際行動中卻始終立場模糊，不敢真正批評以色列的非正義軍事行動，也拒絕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當權利給予哪怕輿論上的支持。戰略上搖擺不定引發了包括西班牙在內的多個歐盟成員國的不滿，也讓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對歐洲的所謂“價值觀外交”產生了厭惡。歐盟在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選擇，不僅縮小了自身的外交空間，還加劇了內部的分裂與撕裂。

歐盟唯一沒有預料到的，是自以為堅定可靠的大西洋主義盟友美國會在特朗普上臺后對歐洲的態度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在拜登時代，美國強調“盟友是美國最寶貴的資產”；而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將歐盟視為可以隨意施壓、隨意索取的對象。更令歐盟難堪的是，美國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緩和與妥協。中美之間在高技術領域雖然仍有競爭，但在宏觀經濟和氣候問題上的溝通顯著增加，在中美元首會晤后，雙邊關系更是呈現了新的戰略穩定跡象，而美俄之間關于烏克蘭停火的接觸也在悄然推進。

中美俄三方目前達成的、帶有一定巧合性和默契性的平靜局面，是歐盟最無法接受的局面。因為這意味著在國際關系上，歐盟正在被邊緣化。美國可以同時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某種程度的“交易”和妥協，而歐洲卻被排除在關鍵的談判桌之外。這才是卡拉斯所謂“大國威脅論”的根源所在。

正是在這種危機感的驅動下，歐盟在2025年末至2026年采取了密集的外交行動，多個歐洲國家領導人先后訪華，試圖修復先前冷淡的中歐關系，與俄羅斯恢復接觸的傳聞也不斷傳出。而那份堪稱屈辱的歐美貿易協議最終被敲定也是出于同樣的邏輯，歐盟的真實目的不是獲得經濟利益，而是為了不被邊緣化，維持自己作為一個所謂“強力且獨立”的地緣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地位。

歐盟為何無法擺脫對美依賴

美歐貿易協議的框架其實早在去年9月便已初步擬定，但歐盟遲遲下不了決心，直到今天才正式敲定。在這段漫長的搖擺期中，歐盟在戰略上“東倒西歪”，甚至動過借助外部力量制衡美國的念頭，卻終究還是被迫接受了它。歸根結底，歐洲無法擺脫，也不愿且不能擺脫美國的影響力和軍事保護，一切的行為，包括與中俄“緩和關系”，都是為了維護跨大西洋關系下的一種權宜之計。這是理解歐盟行為的根本出發點。

事實上，相比于孤懸于海外、更有實用主義底色，對跨大西洋關系有時熱衷有時冷漠的美國而言，歐盟才是西方陣營中在意識形態方面更為狂熱、更為敵視中俄和“全球南方”的那一個。

為了維系這個時靈時不靈的跨大西洋關系，為了維持“西方團結”這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空心化的政治符號，歐盟甚至愿意落實這份恥辱的美歐貿易協議。這已經足夠說明所謂“西方團結”的政治正確在歐盟心目中的分量，因為很難想象歐盟會與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和俄羅斯）達成如此“喪權辱國”的妥協。

這也揭示了一個往往隱藏得很深的現實：歐盟實質上高度依賴所謂“西方團結”來展現其“實力強大”。換言之，歐盟的“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借來的實力”，是通過與美國綁定、通過站在抽象的“西方陣營”中而獲得的。

一旦這種綁定松動，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就會急劇下降，所謂“強力且獨立”的力量一極的形象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是為什么即使特朗普政府對歐洲極不友好、即使美歐貿易協議對歐洲極不公平，歐盟仍然選擇忍氣吞聲，因為在歐盟的戰略認知中，跨大西洋關系是不可替代的，西方團結是不可放棄的。歐盟的政治經濟安全實際上幾乎完全取決于跨大西洋關系是否穩固。美歐關系在歐盟心目中的地位，要比外界通常想象的高出很多。

美國是歐盟最大的出口貿易伙伴，也是歐盟第二大進口伙伴。 歐盟理事會官方網站

甚至可以說，歐盟真的有“戰略自主”的意愿嗎？或許從一開始，歐盟的策略就是綁緊美國以“狐假虎威”。歐盟在軍事和經濟、能源上對美國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主動推進的結果，而不是被迫接受的。

歐盟的所謂戰略自主是一種幻象

美歐貿易協議的最終敲定提醒我們，即使在美國對歐盟持續施壓、雙方矛盾不斷積累的背景下，歐盟仍然將跨大西洋關系置于首位。對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視甚至到了一種可以拋卻理性的程度，其外交空間從一開始就遠比其口頭上宣稱的要狹窄得多。

就在這份恥辱性協議剛剛敲定、美歐關系稍顯穩定之際，歐盟便迫不及待地調轉槍口，開始對中國指手畫腳。有報道稱，歐委會正抓緊制定一項所謂應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新貿易工具。諷刺的是，近期美國根本沒有施壓歐盟對華采取行動或協同制裁，所以用“美國脅迫”完全無法解釋歐盟的行為。這恰恰說明大西洋主義和“價值觀外交”本就是歐盟內生的信條，其對美依賴早就超越了“脅迫”，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主動的東西。

有一名歐盟外交官將歐盟與美國的關系比喻為“一段不幸的婚姻——有時候，你只能努力維系它”。這個比喻確實精準，即使婚姻不幸、即使關系不對等，歐盟仍然不選擇“離婚”，因為其政治經濟和戰略已經與跨大西洋關系深度綁定。

歐盟既無法反抗，也無法逃離，同時自己也選擇主動擁抱大西洋主義，歐盟的不確定性和意識形態狂熱甚至超越了美國。對于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充分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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