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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MB交易與研究）

2023年10月7日，當哈馬斯武裝分子沖破加沙邊境圍欄時，一段由襲擊者自己用手機拍攝的視頻震驚了世界。視頻中，26歲的中以混血女生諾亞·阿加馬尼（Noa Argamani）被兩名騎摩托車的武裝分子夾在中間，絕望地將手伸向一名同樣被綁架的男子，哭喊著“別殺我”。就在幾分鐘前，她還在沙漠音樂節上跳舞，此刻卻眼睜睜看著男友被拖走。

這不僅是恐怖的一幕，也是以色列歷史上最漫長、最精密的一場追殺行動的起點。

“NILI”：永不遺忘的誓言

10月7日的慘劇造成1200人死亡、約250人被擄，這被視為以色列的“至暗時刻”。在那之后的幾小時內，以色列情報機構——辛貝特（Shin Bet）與軍方組建了一支絕密的特遣部隊，代號“NILI”。

這是一個古老而沉重的名字，希伯來語意為“以色列永恒者不說謊”。一百年前，一戰時的一群猶太間諜曾使用這個名字。如今，它代表著一個新的使命：殺死或抓捕每一個參與、策劃或協助了10月7日襲擊的人。

這不是傳統的戰爭打擊，而是一場針對個人的“數字狩獵”。據以色列現任與前任官員透露，一份包含數千個名字的名單被建立起來。每當一個目標被清除，就會被用黑線劃掉。哪怕是當天僅僅負責駕駛拖拉機撞破邊境圍欄的普通工人，也沒有被放過。

兩年后的今天，當哈馬斯領導人埃澤丁·哈達德（Ezzedin al-Haddad）在5月16日被炸死時，名單上又少了一個名字。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埃亞爾·扎米爾（Eyal Zamir）冷酷地宣告：“我們將繼續追擊，追究所有參與大屠殺者的責任。”

像素中的死刑判決

這場狩獵之所以高效，是因為對手親手留下了證據。哈馬斯武裝分子熱衷于用GoPro相機記錄暴行，并在社交媒體上炫耀。他們不知道，這些視頻成了他們的催命符。

以色列的特工們坐在作戰室里，像考古學家一樣分析這些碎片：

• 面部識別： 通過視頻截圖，鎖定每一個出現在犯罪現場的面孔。

• 信號追蹤： 分析手機信號塔的數據，哪怕目標換了個地方開機，也難逃一劫。

• 審訊網絡： 通過數千名加沙被拘留者的口供，交叉驗證誰是兇手。

只要有兩件獨立的證據指向某人在10月7日犯下罪行，往往就意味著未經審判的死刑。

案例一：拖拉機司機。 以色列軍方公布的一段視頻顯示，一名司機在2023年10月駕駛拖拉機摧毀了邊境圍墻。近兩年后，當他走在加沙一條狹窄的街道上時，頭頂的無人機瞬間識別出了他。幾秒鐘后，空襲降臨，街道化為廢墟。

案例二：貝魯特的會議室。 2024年元旦，哈馬斯高級特工薩利赫·阿魯里（Saleh al-Arouri）從土耳其返回貝魯特。盡管真主黨警告他不要使用手機，但他還是在開會時攜帶了聯網設備。以色列導彈精準地貫穿了大樓，他與另外六名同僚當場斃命。

案例三：德黑蘭的旅館。 2024年，以色列甚至將觸角伸向伊朗首都，通過在伊斯蘭革命衛隊賓館房間內預埋炸彈，炸死了哈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

幸存者的悖論

對于受害者家屬而言，這是一場復雜的內心博弈。

諾亞·阿加馬尼在被囚禁245天后獲釋。她的父親雅科夫說，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讓身患絕癥的妻子能在生前再見女兒一面。“上帝實現了我們的愿望，”他說。至于那兩個在摩托車上帶走女兒的男人后來被以軍擊斃，雅科夫淡淡地說：“復仇，我不知道它能增加什么。”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想。29歲的人質艾米麗·達米里（Emily Damiri）曾在加沙黑暗的隧道中被關押了近500天。得知哈達德死訊后，她在Instagram上寫道：“他策劃了綁架，把我關在地道里。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循環終結。”

但也有例外。64歲的阿維瓦·西格爾（Aviva Siegal）被綁架了51天，丈夫更是被關押了近500天。經歷了如此深重的苦難，她卻說：“我還活著，這就夠了。”她反對更多的殺戮。

無盡的循環

這種被稱為“定點清除”的行動，在法律與道德的邊緣游走。雖然國際法允許攻擊戰斗人員，但對于那些只是拍攝視頻或駕駛拖拉機的平民是否算作戰斗人員，始終存在爭議。

以色列前情報官員沙洛姆·本·哈南直言不諱：“我們要傳達的信息是，重新考慮這類恐怖行動的代價。”

但現實往往殘酷。專家指出，這種高壓殺戮可能適得其反。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塔哈尼·穆斯塔法認為：“在沒有政治出路解決建國問題的情況下，殺戮只會催生更多的抵抗。這無關教條，而是關乎生存——要么反抗，要么死。”

即便在2026年的今天，加沙的停火脆弱如紙。哈馬斯拒絕解除武裝，以色列則繼續劃掉名單上的名字。只要名單上還有人，這場由10月7日那個血色清晨開啟的“無休止戰爭”，就不會真正結束。

（編譯自華爾街日報5月21日的長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