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東京審判正式開庭之前，就曾有國際檢察官到訪南京，深入調查，用文字記錄下日軍的滔天罪行。你是否相信，一份被遺忘長達80年的私人日記，能以最直白的方式，還原南京大屠殺中最血腥的一幕？

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漫長的審判持續了兩年零七個月，28名日本甲級戰犯被送上被告席，最終25人被判有罪，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7人被執行絞刑……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審判開始前幾個月，美國副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就已經來到中國。薩頓當年51歲，是國際檢察局最早前往南京調查日本戰犯的成員之一，在南京大屠殺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薩頓此行的任務，是專門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尤其是要收集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從1946年開始，薩頓連續三年堅持寫日記，把調查過程、證人證言、庭審現場、內心感受全部記錄下來。

薩頓日記一共6冊，全部是親筆書寫，在此之前，整個中文世界根本沒有多少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記載。薩頓的調查報告和日記屬于全新的一手史料，意義實在重大。只不過，在從來沒有經歷過日本侵略的美國人面前，這些史料，只是浩如煙海的卷宗中再普通不過的檔案。所以，在八十多年后，美國人把薩頓的日記和檔案拿出來公開拍賣……

2025年11月，中國收藏家鄒德懷在美國專業軍事文物拍賣網站上，發現了這批標注著薩頓名字的珍貴檔案。

經過資料核實，鄒德懷確認了薩頓的東京審判副檢察官身份，隨后決定參與競拍。鄒德懷原本計劃用3萬美元拍下9件相關文物，最終以6萬多美元的價格成功競得。

驚奇的是，在拍賣過程中，系統竟遭遇黑客惡意入侵與詐騙，部分款項被非法截取。窘迫之下，多虧了一位愛心人士張菡的出現，鄒德懷才得以補齊資金缺口。2026年1月29日，這批塵封80年的日記與檔案，終于被專人從美國帶回中國。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專家和紀念館工作人員第一時間對日記進行鑒定，專家確認這批資料真實可靠，是南京大屠殺檔案研究的重大發現。薩頓的日記沒有經過修飾，完整記錄了他獲取證據、挑選證人、整理控罪的全部過程，填補了歷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日記中最震撼的內容，莫過于薩頓對南京大屠殺現場的實地記錄。

1946年4月7日，薩頓在日記里寫下自己的調查經過。他當天探訪了南京一座在戰火中被炸毀的基督教教堂，隨后前往長江邊的一處屠殺地點。他在現場看到燒焦的工廠廢墟，聽到當地幸存者和目擊者的詳細描述。這些目擊者包括當時留守南京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平民，他們一致證實，日軍在1937年12月占領南京后，在這里進行大規模機槍掃射，6000名中國軍民當場死亡，尸體被推入長江或就地掩埋。

屠殺發生在1937年12月14日至12月17日之間，日軍攻占南京城后，對放下武器的中國戰俘、逃難平民實施集中處決。實施屠殺的主力部隊為日軍第13師團山田栴二少將麾下步兵第65聯隊。

日軍65聯隊12月13日攻占南京幕府山、烏龍山一帶，俘獲大批中國守軍與逃難百姓，僅幕府山周邊就扣押14777名被俘軍民。其中6000名軍民被日軍單獨篩選，從幕府山周邊村莊押解至長江邊臨江工廠開闊地帶，也就是薩頓日記實地查證的屠殺地點。

日軍的屠殺流程極為殘忍。士兵先用繩索、鐵絲將被俘軍民兩兩捆綁，分批驅趕到江邊空地，四周部署3挺九二式重機槍、十余挺大正十一式輕機槍，形成交叉火力網。日軍軍官下達射擊命令后，機槍持續掃射，6000名軍民幾乎瞬間成片倒地。

掃射結束后，日軍士兵端著三八式步槍、刺刀，對倒地人員逐一補刺，確保沒有幸存者存活。屠殺完成后，日軍把大部分尸體直接推入長江，剩余尸體澆上煤油焚燒，再拋入江中，江水被鮮血染紅，大量尸體順著長江漂向下游……

除了這次6000人的集體屠殺，薩頓還收集到大量書面證據。根據薩頓的統計文件，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共制造集體屠殺事件28起，零散屠殺858起，遇難者總人數超過30萬。文件詳細記錄了每起屠殺的時間、地點、遇難人數、執行部隊番號，包括日軍第6師團、第16師團、第114師團等主力部隊。

冰冷的數據之外，薩頓也在日記中記錄了對伍長德等幸存者的采訪。伍長德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他親眼看到日軍在漢中門集體處決2000多名中國平民，自己被日軍刺傷后僥幸逃生。薩頓在日記里詳細記錄了伍長德的傷口位置、受傷時間和現場細節，這些記錄后來成為東京審判的重要證據。

不僅如此，薩頓和同事在1946年3月到4月之間，在中國多地進行實地調查，他們收集了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為了打日本人狡猾的嘴臉，薩頓還動員許傳音、威爾遜、麥卡倫等關鍵證人出庭作證。許傳音是當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威爾遜是金陵大學醫院醫生，麥卡倫則是美國牧師，他們的證詞和日記，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強奸、屠殺、搶劫等暴行。比如麥卡倫就曾提到，在南京安全區內，日軍每晚至少實施上千起強奸，白天闖入建筑挑選目標，夜晚擄走平民。

薩頓在中國的調查沒有止步于南京大屠殺，他還觸及到更多日軍犯罪線索。1946年3月28日，薩頓在重慶與金寶善、陳文貴兩位專家會面，專門討論日軍細菌戰的相關問題。

1946年4月16日，薩頓在東京撰寫關于中國的報告，把細菌戰列為第一項內容。后來，薩頓始終沒有放棄追究日軍這一嚴重罪行。

根據薩頓的日記，日軍在占領區允許鴉片和毒品流通，還扶持偽政權推動毒品交易。日軍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用鴉片貿易維持偽政權的財政收入，二是摧毀中國民眾的健康和抵抗意志。

薩頓在報告中清晰勾勒出毒品供應鏈，毒品從蒙古出發，經過偽政權和日軍轉運，流入中國各大城市，危害無數中國百姓。

薩頓本人曾經整理過8萬多頁東京審判相關檔案，但是一直缺少能夠體現他個人視角的一手資料。這次6冊日記的回歸，讓這位被歷史遺忘的一線檢察官，重新回到中國人的視野。

如果翻閱過薩頓的日記，就會發現，他的文字不是冰冷的記錄，而是帶著溫度和憤怒的歷史證言！在調查中，薩頓曾親眼看到廢墟、尸體、幸存者的苦難，因而他的文字才會直白而有力，每一句話都在控訴日軍的反人類罪行。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薩頓日記在這個時間點回歸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鄒德懷曾說，自己只是這些歷史文物的臨時保管者，它們最終屬于歷史，屬于所有追求真相的人。薩頓用日記守住了正義的底線，今天的我們，更有責任守住這段記憶，不讓悲劇重演，不讓歷史被遺忘。

一寸山河一寸血！勿忘歷史，吾輩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