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經典”是指古今中外，各個知識領域中那些典范性、權威性的著作，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創性、奠基性的著作。那么，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哪些書籍可稱之為“經典”呢？其判斷標準是什么呢？張豈之先生認為，經典是民族與國家的文化精髓，能夠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質和價值理想的作品；經典具有獨特性和無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難以復制和模仿的；經典是歷史長期檢驗的產物，歷久不衰，歷史、時間是經典最公正的評判者。所以，“經典”一詞不宜泛化。
經典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詞匯，其內涵與外延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實際上，往往不是這樣，不少以“經典”命名的事物卻常常使人產生疑竇：什么書才是“經典”呢？
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經典”本有明晰的所指，大多指典范的儒家典籍，如：“周公上圣，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漢書·孫寶傳》）“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漢書·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自圣賢述作，是曰經典。”（《史通·敘事》）“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載于經典。”（《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四》）當然，有些道家道教或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作品，也被視為經典。但是，“經典”單獨使用，指儒家類的文化元典，意義雖然失于狹隘，但至少內涵是明晰的，不至于產生混淆和名實不副的現象。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奔騰不息，具有百家之學的優秀傳統和日新不已的創造精神。在今天，將“經典”僅局限于儒家元典并不符合時宜，但是，如果泛用“經典”也會導致“經典”一詞名實不副，在客觀上妨礙“經典”的文化意義和獨特價值。“經典”如果被降低標準，會導致人們對真正“經典”精神價值的誤解，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上個世紀初，著名學者梁啟超、章太炎、朱自清等對“經典”都有很精到的闡發與謹慎的使用。梁啟超對胡適列舉的“國學最低限度”的書目中寧列《三俠五義》《九命奇冤》等卻不列史部的《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大發微詞，原因是容易混淆“人人必應讀之書”與“應該知道的書”，這給人們區分經典提供了重要參考。梁啟超撰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不用“經典”而代替以“要籍”，就顯示了可貴的謙虛謹嚴的治學態度和治學精神。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涉及的經典包羅面較廣，經史子集都有，視野開闊，但基本是已有的經過時間檢驗的重要文獻。朱自清在《經典常談》的《序》中說，他使用的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以及一些集部的作品，即使字書《說文解字》在該著中也被列為經典，而且作為入門首要閱讀的書籍。他強調“經典訓練”不完全等同于“讀經”，范圍可以廣些，但目的也是使人親近經典，從更廣闊的方面提升人們的學識、見解、學力和經驗。朱先生列舉的“經典”雖有全與不全（乃至節選的篇章）等，但也都是經過思想學術史印證有恒久學術價值的典范作品。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前賢們的治學實踐和學術主張，有助于我們反思對“經典”的衡量標準。
什么是“經典”？我的淺見是，至少應該有以下三項標準：一、經典是民族與國家的文化精髓，能夠集中反映其文化本質和價值理想的作品；二、經典具有獨特性和無可替代的代表性，是難以復制和模仿的；三、經典是歷史長期檢驗的產物，歷久不衰，歷史、時間是經典最公正的評判者。在這種意義上，經典無疑是人民精神家園的寶貴財富。它們像等待人們不斷開掘的礦藏，能夠在每一個時代閃爍出耀眼的光芒，激發人們不斷地繼承創新，促進中華文化可持續地發展。
至于今日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精品、杰作，有的學人認為，可以經過現在的某種“評審”將它們確定為“人文經典”。我覺得同時代的任何評審都不可能推出真正的“經典”，這是未來歷史要做的事，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能代替歷史評價，對“經典”一詞使用不宜泛化。
◎本文原載于《華夏文化》（作者：張豈之），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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