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董事、華為科學家委員會主任、ITMT主任、半導體業務部總裁

華為“韜定律”，給本已經炙手可熱的算力硬件概念股，又添了一把柴。

5月25日，A股半導體、AI芯片、國產服務器、存儲芯片、先進封裝、算力基礎設施等方向集體走強。寒武紀盤中再創歷史新高，總市值一度突破9000億元；中芯國際大幅拉升，華虹公司、東芯股份等多只芯片股漲停，科創芯片相關ETF放量走強。

過去一年，算力硬件已經成為A股最擁擠的主線。從GPU、AI芯片，到服務器、液冷、光模塊、PCB、先進封裝、HBM、存儲、交換芯片，再到數據中心電力和儲能系統。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終極命題：我國能不能建立一套不受制于人的算力基礎設施？

這時，華為“韜定律”出現了。

簡單說，韜定律就是以“時間縮微”替代單純的“幾何縮微”，通過LogicFolding等技術壓縮信號傳播延遲，提升晶體管密度和系統性能。

華為同時披露，過去六年已基于這一方法設計并量產381款芯片，2026年秋季發布的麒麟芯片將率先采用LogicFolding架構，到2031年，高端芯片晶體管密度預計達到1.4納米制程等效水平。

一句話總結：華為將要繞開先進制程！主導這件大事的，是一個女人——何庭波。

01做不到更小，但可以做到更快！

準確地說，華為不是宣布到2030就能造出1.4納米芯片，也不是說EUV、先進制程、HBM、高端EDA不再重要。華為何庭波提出的，是一套新的系統工程路線：當晶體管繼續縮小越來越難，當先進制程被少數巨頭和少數設備體系鎖住，芯片性能的下一輪提升，不能只靠“把晶體管做得更小”，還要靠“讓數據走得更短、等得更少、搬得更快”。

過去二十多年，何庭波的名字一直和華為海思、自研芯片、備胎計劃、極限生存綁在一起。2019年之后，外界記住了那封“備胎轉正”的內部信；2023年之后，市場重新審視華為芯片體系的韌性；而到了2026年，她以“韜定律”給出了華為對后摩爾時代的回答。

深算派認為，理解何庭波，不能只看一場演講，也不能只看一個新名詞。真正值得拆解的是：在中國半導體長期受壓、算力硬件持續升溫、國產替代進入深水區的背景下，華為為什么要在這個時點提出韜定律？它到底改寫了什么？它又為什么會從何庭波口中說出來？

所以，我們要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韜定律到底是什么？

第二，這套方法能否接受量產、良率、功耗、散熱和成本的所有驗證？

第三，何庭波是誰？

要理解韜定律，不妨先離開芯片，想象一座城市。

過去的摩爾定律，像是在同一塊土地上不斷蓋更小的房子。每個房間面積壓縮，每棟樓可以容納更多人，單位土地的產出自然提高。半導體行業過去幾十年的成功，基本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晶體管越小，芯片上可以集成的晶體管越多，計算能力越強，單位成本也隨之下降。

但城市不可能無限縮小房間。房間小到一定程度，人會轉不開身，管線會變復雜，電梯、消防、通風都會成為問題。芯片也是如此。晶體管越來越小，代價是工藝越來越難、成本更高、良率更敏感，互連、散熱、功耗也越來越難處理。

華為“韜定律”換了一種思路解決問題。

房間不一定還能繼續大幅縮小，那就重做城市規劃。把倉庫放到工廠旁邊，把辦公室靠近生產線，把擁堵的路口拆掉，把原來繞行十公里的路改成直達通道。房子沒有變小太多，但整個城市運行效率一樣得到了提升。

放在芯片里，就是讓信號走得更短，讓數據搬家更少，讓計算單元等待內存和互聯的時間更短。

這個思路不是一門玄學，也不是首創。

芯片的性能，不只取決于晶體管本身，還取決于信號從一個單元到另一個單元要走多遠，數據從內存到計算單元要等多久，多個芯片之間能不能高效協同。AI時代尤其如此。大模型訓練和推理，已經不是單卡算力問題，而是GPU或AI加速芯片、HBM、DDR、SSD、網絡、交換芯片、光模塊、服務器、液冷、電力、調度軟件共同組成的一個大系統。

計算單元就像廚師，模型參數和訓練數據就像食材。廚師再多，如果倉庫太遠、通道太窄、配送太慢，廚房就會出現大量等待時間。AI芯片的內存墻本質就是這個問題。

英偉達強，不只強在GPU，也強在HBM、NVLink、NVSwitch、CUDA和整機柜系統。中國算力要突圍，也不能只盯著一顆芯片下笨功夫，而要重構整個數據流動體系。

華為這次講韜定律，核心正是“時間”。

在華為給出的框架里，τ實際上是一項工程指標。它關注的是信號傳播中的電阻、電容、路徑長度和等待時間。

據華為官方披露，其多層級協同包括：器件層面優化晶體管與互連的電阻和寄生電容；電路層面采用LogicFolding縮短關鍵路徑布線；芯片層面做軟件、架構和硅的全棧協同；系統層面通過UnifiedBus實現統一內存編址和原生內存語義，降低SuperPoD系統通信延遲。

所以，過去追求的是“單位面積塞進更多房間”，現在重點要追求“每個房間之間的道路更短”。

這就是韜定律的關鍵。

先進制程仍然重要，而且極其重要。沒有先進制造能力，芯片密度、功耗、良率、成本都很難取得根本性躍遷。但在制程節點推進變慢、外部限制加劇、AI算力需求爆發的情況下，單純等待制程追平，并不是最優解。

華為選擇的是另一種現實主義：制程繼續追，系統效率也要追。晶體管尺寸短期難以完全追平，那就先把數據路徑、通信延遲、系統協同的損耗打下來。

02并非獨創

韜定律，嚴格意義上并不是華為第一次發現。半導體行業早就知道，除了繼續縮小晶體管之外，還有一大批系統性瓶頸需要解決。

學術界和產業界很早就在討論互連RC延遲。Science 2024年的一篇綜述提到，互連RC延遲在約180納米節點時代，其實已經超過晶體管門延遲，并成為限制芯片繼續縮放的重要因素之一。這說明，芯片行業的矛盾早已從“晶體管本身”擴展到“晶體管之間的連接”。

“More than Moore”也不是新概念。

IRDS資料顯示，“More than Moore”概念在2005年版ITRS中已被引入，指的是把不一定按照摩爾定律縮放的功能集成進器件、封裝、SoC或SiP中，以獲得額外價值。

再往后，行業又發展出DTCO和STCO，也就是設計-工藝協同優化、系統-技術協同優化。imec對STCO的定義很清楚：從未來系統需求和瓶頸出發，反向定義技術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解決系統級縮放瓶頸。

華為現在真正做的，是把這些長期分散在器件、互連、封裝、系統架構、軟件調度中的問題，重新收束到一個核心變量上：時間。

這就是華為韜定律最大的價值點。

深算派在第一時間了解了海外半導體圈對此的反應，分為兩派：

第一種，認可方向。Omdia半導體研究負責人何輝認為，華為提出的是從傳統節點驅動縮放轉向系統級效率縮放，不再只依賴更小晶體管，而是通過縮短互連、降低延遲、改善芯片內部數據移動，在先進光刻受限時提取更多性能，這是一條可信路徑。

第二種觀點，尚需驗證。Counterpoint Research的Brady Wang認為，成本、功耗、發熱和系統集成仍是重大挑戰，尤其是在云端AI服務器場景。何庭波本人也承認，這一路徑還需要適配韜定律的新芯片設計工具，并要解決從移動芯片到大型AI數據中心的過熱問題。

韜定律最大的價值在于，它給中國半導體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系統工程方向；它的難點則在于，所有系統工程最終都要接受產品驗證：下一代麒麟的實際能效、發熱、面積、成本。

更關鍵的是，2030年前后昇騰和國產AI集群，能否真正把LogicFolding、統一內存、片間互聯和系統調度實現為可大規模化交付的系統工程能力。

一項技術路線能否成立，只看良率、功耗、散熱、成本、軟件遷移成本和產業鏈可復制性。

韜定律如果只能在少數旗艦產品上成立，戰略意義有限；但如果能從手機芯片延伸到昇騰AI芯片，再延伸到數百、數千顆芯片組成的超節點和數據中心集群，它才會真正改變國產算力的成本曲線。

深算派相信華為和中國半導體人能夠做到。

03誰是何庭波

很多人認識何庭波，是從那封海思內部信開始。

2019年5月，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華為消費者業務、通信設備、服務器、芯片設計、軟件生態同時承壓。隨后，海思總裁何庭波的一封內部信流傳開來。信里大意是，海思多年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這封信把何庭波推到了臺前。但何庭波并不是在危機時刻突然出現的人物，而是華為芯片體系長期建設的一位組織者。

根據華為官網資料，何庭波出生于1969年，擁有半導體物理和通信工程兩個學士學位，以及北京郵電大學碩士學位。1996年加入華為后，她長期在芯片業務的開發、研究、架構和供應鏈等崗位任職，曾任研發總監、海思總裁、2012實驗室總裁，目前擔任華為董事、華為科學家委員會主任、ITMT主任、半導體業務部總裁。

據相關媒體報道，何庭波在2003年被任命負責華為芯片開發，當時獲得每年4億美元預算；2004年，華為正式成立芯片設計部門海思。

二十多年后，海思從一個內部部門成長為覆蓋SoC、光電子、先進封裝等領域的芯片體系，其產品組合擴展到智能手機、人工智能、通用處理器、通信、網絡和消費電子等多個方向，并對華為2025年8809億元人民幣收入構成重要支撐。

這就是何庭波的傳奇之處。

她不是一個在實驗室里完成單點發明的科學家，也不是一個靠發布會站到聚光燈下的職業經理人。她更像一個復雜技術系統的總工程組織者。她的工作，是在不確定的市場、不確定的供應鏈、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中，把華為的芯片能力一層一層建設起來。

這種能力往往很難被外界看清。海思的價值，是華為在極限壓力下仍然保留下繼續生存下來的火種。

正如2019年之后，海思的戰略價值被重新定義。

美國限制切斷了華為對部分先進芯片、軟件和代工能力的依賴，華為進入所謂“極限生存”狀態。按照相關媒體報道中的表述，何庭波領導的秘密備份芯片項目，成為華為生存策略的核心。 到2023年，華為Mate 60系列搭載的5G能力SoC，讓外界不得不重新審視華為的芯片體系；到今天，昇騰芯片又成為中國AI算力國產替代的首選。

何庭波不只是“芯片女王”，而是華為半導體長期主義的代表人物。

所謂長期主義，不是口號，而是一個人、一群人、一家偉大的企業愿意在看不見回報的時候投入，在供應鏈順暢的時候保留備份，在外部環境惡化的時候敢于亮劍，在單點能力不足的時候，又如現在這樣轉向系統工程。

過去，華為做海思，是為了解決“有沒有”的問題。今天，華為提出韜定律，是試圖解決“如何繼續追趕”的問題。前者是生存邏輯，后者是競爭邏輯。前者讓華為在斷供沖擊下沒有被打垮，后者則試圖讓國產算力在先進制程受限的條件下，仍然保留前行的動力。

后記：算力硬件之戰的勝負手

中國芯片產業仍然有短板，先進制程、EUV、部分EDA工具、先進存儲、高端光刻膠、高端量測設備、HBM和先進封裝生態，都存在較大差距。

所以，韜定律并不是我們已經繞開這些卡脖子問題，而是提出一個全新的破局思路。

半導體的競爭，正在從單一制程節點，擴展到架構、封裝、互聯、存儲、軟件、數據中心和能源系統的綜合競爭。AI時代更是如此。未來的算力，看的是整套系統的有效吞吐、單位功耗、單位成本和可持續交付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看，何庭波提出韜定律，是為中國算力尋找到一條全新的增量曲線。

過去，我們習慣問：國產芯片距離英偉達還有多遠？距離臺積電還有多遠？這些問題仍然重要。但接下來還要問另一個問題：如果制程短期不能完全追平，中國能不能通過架構、封裝、互聯、內存、軟件和集群工程，把系統效率先做上去？

深算派認為，何庭波的意義，在于她提醒市場重新理解半導體產業的殘酷規律：國產芯片不是只靠一腔熱血就完成的，而是靠長期投入、組織能力、工程積累和一次又一次量產驗證。

何庭波此次走到臺前，是大國間科創對決的一個重要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