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禮記·禮運》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共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天下為公”代表了“大道”。《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這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人世間的最高理想。可是，現實世界的生活卻是“天下為家”，一家一戶是社會由以構成的細胞，是人們進行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單位，是人們追逐當下利益、實際利益的主要立足點。
其實，縱觀中華文明成長的全過程，可以發現，“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并行和二者的緊密糾纏，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極為強勁的一條生命線。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并行和糾纏，催生了中國的家庭、社群、國家、天下命運與共的內斂型社會結構。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家庭、國家與天下串聯起來，鑄就家國命運共同體，使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既相背離又相互補。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并行和糾纏，使中國古代在形成基本生產資料土地和產業的普遍的家庭所有制的同時，還一直存在著公共所有的族田、義莊、學田、義塾、義倉等公共財產作為補充，而且一直生產著周期性的群眾自發自流性的以“均田”為主要目標的土地與財富的重新分配，國家也經常通過“限田”“占田”“均田”等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和財富。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并行和糾纏，既催生了“家天下”的皇權政治，同時又催生了“民惟邦本”“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政治倫理，催生了實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又催生了包括宰輔內閣制、郡縣制、選賢舉能的科舉制等開“公天下”之端的國家治理制度。作為中華文明重要支柱的統一國家得以長期維系，其生命力和再造能力正在于此。
“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并行和糾纏，還在保持各地方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方言的同時，催生了文字統一、規范化的書面語言的統一，催生了包括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審美體系、話語體系等在內的文化上的普遍認同，催生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精神。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作者：姜義華），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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