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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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天下·導讀
過去十幾年，“保護自然”幾乎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各國不斷擴大保護區、推進生態修復、投入巨額資金應對生物多樣性危機。但一個越來越少被回避的問題正在浮現：這些看上去聲勢浩大的保護行動，究竟有多少真正被科學驗證過？最近，Nature官網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把國際保護生物學界內部長期積累的焦慮，集中擺到了臺前。

本文約3600字，閱讀約8分鐘

文 | 王芊佳

出品 | 海潮天下

過去幾十年里，保護生物學幾乎一直處在擴張狀態。

全球自然保護區面積持續增加，大規模生態修復工程不斷推進，“30×30”目標被寫入《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昆蒙框架），關于瀕危物種、森林恢復、海洋保護和生態治理的論文數量也在快速增長。從表面上看，人類社會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投入自然保護。

但今年早些時候《自然》期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在國際保護科學界引發了不小震動。這個文章提出了一個多少有些尖銳的問題：在投入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人類其實并不真正清楚，哪些保護措施有效，哪些只是“看起來有效”。

亟待解決的證據危機

這篇題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正面臨證據危機——亟待解決》（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an evidence problem — it’s time to fix it）的文章，不討論某種新技術、也不聚焦某個明星物種，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保護科學本身。它所反映的是國際保護生物學界近幾年越來越明顯的一種反思——保護行動很多，但真正可靠、可驗證、能夠經受長期檢驗的證據，其實并不充足。

當然了，這并不是說自然保護沒有價值。恰恰相反，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建立自然保護區、恢復濕地、限制棲息地破壞、控制外來入侵物種，通常都能改善生態狀況。問題在于，很多項目缺少嚴格的效果評估。

過去相當長時間里，自然保護領域更關注“做了什么”，而不是“到底有沒有用”。

一個地區種了多少樹，建立了多少保護區，投入了多少資金，往往比生態系統是否真正恢復更容易統計，也更容易進入政策報告。但從科學角度看，這些數字本身并不能直接說明保護成功。

這個文章提到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的一項案例。當地長期實施植樹工程，但后續研究發現，森林冠層覆蓋度并沒有顯著提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項目本身并未真正解決森林退化背后的驅動因素。換句話說，植樹并不自動等于森林恢復。

類似問題在全球并不罕見。

某種鳥類數量增加，究竟是因為保護措施發揮作用，還是因為氣候條件暫時改善呢？某片森林覆蓋率回升，到底來自生態修復，還是因為當地農業衰退了、人口外流了？許多研究實際上只能證明“同時發生”，卻很難證明“因果關系”。

這正是當前保護科學最核心的問題之一。

生態系統不像實驗室，它很難進行標準化控制。一個熱帶雨林保護項目，往往同時受到氣候變化、土地政策、市場價格、非法采伐、人口遷移等多重因素影響。研究人員很難去像醫學試驗那樣建立嚴格的對照組。因此，保護生物學長期存在“相關性很多，但因果證據不足”的結構性困境。

(視頻與本文無關) 白鱀豚屬于典型的大型河流頂級捕食者，對生態環境極為敏感。它依賴渾濁河水中的回聲定位系統生存，需要穩定魚類資源，也需要相對連續的水文環境。但20世紀后期的長江，恰恰經歷了全球范圍內少見的高強度開發：大型航運、沿岸工業化、水利工程、過度捕撈幾乎同步發生。在這種背景下，很多傳統保護手段實際上已經很難發揮作用。白鱀豚數量下降得太快，而對其繁殖生態、生理需求和社會行為的認知又十分有限。保護行動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穩定種群。2006年的長江大規模科考未發現白鱀豚個體，隨后該物種被宣布為“功能性滅絕”。上面的視頻，是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共同創始人王敏幹教授在1998年記錄的淇淇的水下影像。

循證保護，讓自然保護的有效性有據可查

也正因為如此，國際學界近幾年開始越來越頻繁地提到“循證保護”（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

這個概念借鑒了醫學中的“循證醫學”。核心思想并不復雜：保護措施不能只憑經驗、理念或者直覺推動，而應該盡可能建立在可驗證的證據基礎上。研究人員需要回答的不只是“應該保護”，還包括“什么方法有效”“在什么條件下有效”“效果能夠持續多久”。

為了提高證據質量，越來越多保護研究開始引入社會科學中的因果推斷方法。

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它試圖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沒有實施這項保護措施，生態系統原本會變成什么樣？

只有比較“實際發生的結果”和“本可能發生的結果”之間的差異，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判斷保護措施的效果。這種方法近年來在保護區評估、森林恢復和社區保護項目中迅速增加。

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也逐漸浮現：即便是科學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真正從事自然保護實踐的人，亦難快速找到可靠結論。

生態學文獻數量極其龐大，而且高度碎片化。不同地區、不同物種、不同尺度之間的方法差異很大。對于許多地方政府和保護組織來說，真正困難的并不是“有沒有論文”，而是“到底該相信哪篇論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態學家Shahid Naeem在文章中直言，科學文獻中的信息“數量巨大，但基本無法被實際使用者有效獲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國際團隊開始建立專門的保護證據數據庫。其中影響較大的項目之一，是劍橋大學主導的“Conservation Evidence”，這個項目已經持續了二十年，數百名研究人員對18種語言中的120多萬篇論文進行了篩選，專門尋找那些真正測試過保護干預效果的研究。他們這個平臺正在系統整理全球保護研究，希望跟醫學數據庫那般，能對不同保護措施的有效性進行歸類、評級。

（圖文無關）▲上圖：CEE是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性組織，它效仿了醫學界的考科藍協作網（Cochrane Collaboration），致力于在環境領域推廣“證據合成”（Evidence Synthesis）的方法論。其官方網站實際上是全球環境科學循證決策的一個核心樞紐。該機構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是制定并發布環境證據合成的標準指南。CEE借助系統評價（Systematic Reviews）和系統地圖（Systematic Maps）這兩種嚴謹的方法，來幫研究人員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過濾掉低質量的研究、歸納出關于某一特定環境干預措施是否有效的定論。例如，某個特定的保護策略是否真的增加了生物多樣性，或者某種污染物對生態系統的長期影響究竟如何。圖片來源：environmentalevidence.org

這篇《自然》評論文章提到，研究團隊甚至已經開始嘗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來幫保護從業者快速查詢某項措施是否具備可靠證據支持。項目負責人William Sutherland團隊正在開發一種專門的“保護聊天機器人”。未來，用戶可以直接提出實踐問題，例如“恢復河岸植被是否能提高兩棲動物數量”，系統則會自動生成基于現有研究的總結、并附上證據來源。數據庫還會持續更新，以納入新研究和撤稿信息，并由研究人員進行人工監督。

這些變化背后，其實意味著保護科學正在發生一種重要轉向。

過去，保護生物學很大程度上屬于“理念驅動型”學科。保護自然本身具有明確的公共價值，所以很多項目天然被認為是合理的。但隨著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持續加劇，資源約束越來越明顯，國際社會開始更加關注保護的實際效率。

尤其是在“30×30”目標快速推進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擔心，一些國家可能更重視“面積達標”（所謂“紙上公園”是也），而不是生態系統是否真正得到改善。

自然保護區面積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生物多樣性恢復。某些保護區雖然在地圖上存在，但缺少有效管理；還有一些區域雖然被納入統計，但生態破碎化仍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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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意大利國家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地體系)。攝影：Shawn He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案例”？

這種討論，也正在改變人們對“成功案例”的理解。

過去，一個大型生態工程往往會迅速被塑造成典型經驗；如今，學界開始更謹慎地追問：這些結果是否經過長期監測？在其他地區也能復制嗎？是否只是短期改善？如果外部資金停止，生態恢復是否還能持續呢？……

▲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緣的薩赫勒地區，曾發起過一個雄心勃勃的“綠色長城”計劃，最初設想是橫跨非洲大陸種下一條寬15公里的森林帶。早期，這一工程被視為應對荒漠化的終極方案，被各國競相模仿。十多年后的監測顯示，由于缺乏長期管護和水源支持，大量人工栽植的幼苗在資金撤出后迅速枯死，成活率極低。學界開始反思：這種依賴外部資金注入、試圖用單一工程手段對抗復雜氣候環境的做法是否可行？……目前，物理意義上的“長城”（wall）基本宣告失敗。這個項目最初計劃到2030年恢復1億公頃土地。但根據2020年后的多項獨立評估（包括衛星遙感監測），實際完成度僅在4%~18%之間，進度嚴重滯后。而且資金鏈條斷裂，雖然國際社會口頭上承諾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如2021年承諾的近200億美元），但真正落實到非洲基層機構的資金比例極低。不過，雖然樹沒種活多少，但由于工程帶來的資金流入，在部分地區產生了積極的次生效應，包括為當地社區提供了大量季節性工作，在某種意義上它被認為是一個以生態為名義的扶貧開發項目。上圖是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02年2月11日拍攝的衛星拼接圖像，提供了北非撒哈拉沙漠及其周邊地質形態的宏觀視圖。

“循證保護”的爭議

不過，關于“循證保護”的討論，本身也存在另一層爭議。

一些生態學家擔心，如果過度強調“必須等證據充分再行動”，可能反而會拖慢保護決策。因為在人類已經明確知道棲息地破壞、過度開發和氣候變化正在導致物種下降的情況下，很多問題其實并不缺少方向，而是缺少執行。

這也是當前保護生物學最復雜的現實之一。科學界既希望提高證據質量，但又不得不面對生態危機本身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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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滅絕動物墓地。?郭耕 攝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作者還指出，全球生態學研究長期由高收入國家主導，很多低收入地區和原住民社區的知識體系，并未真正進入主流數據庫。項目團隊目前正在討論如何納入原住民知識，以彌補這種偏差。

Sandra Díaz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當前導致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主要驅動力其實已經非常明確，包括有害補貼、錯誤激勵機制以及法律執行不足。她認為，現階段很多問題并不缺少證據，而是缺少真正依據證據采取行動的政治意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篇文章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指出“證據不足”，而是說明保護科學正在進入一個更強調驗證、評估和長期監測的新階段。

（圖文無關）▲在海洋哺乳動物的譜系中，儒艮（Dugong dugon）無疑是最具悲劇色彩的物種之一。作為海牛目中唯一完全棲息于海洋的物種，它們在漫長的演化中選擇了極度特化的生存方式：一生只吃海草，且只生活在淺海近岸。這種對生境的專一性，直接導致了它們在現代工業社會面前的脆弱。當一個大型物種的生存策略過于依賴某種單一的資源或穩定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又恰恰處于人類開發的風口浪尖時，該物種的衰落幾乎是難以逆轉的。上圖是阿布扎比海洋世界（SeaWorld）的一頭圈養儒艮，在吃生菜。?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過去幾十年，人類社會已經越來越愿意為保護自然投入資源。現在，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開始浮現——在有限時間和有限資金下，哪些保護措施真正有效，哪些只是看上去令人安心。對于這個問題，保護生物學或許才剛剛開始認真回答。

本文參考資料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an evidence problem — it’s time to fix it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0309-1
https://environmentalevidence.or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206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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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源 | Nature

文 | 王芊佳

排版 | 盧曉雨

時間 | 2026年5月11日

聯系小編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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