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疆壤益廣開郡縣——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云南”展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開展。展覽匯集400余組件云南省內(nèi)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文物，生動展現(xiàn)了云南地區(qū)從西南夷到益州郡、從徼外之邦到郡縣之地的歷史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西南夷多元族群文物首次進京展出，在史書中僅有只言片語的昆明族、哀牢族、勞浸族等西南族群被具象化。展覽展出的珍貴文物（三級及以上）占比達50%以上，一級文物占比達20%。

“展覽之前在云南省博展出，我們在此基礎(chǔ)上做了部分調(diào)整。云南位于西南邊陲地區(qū)，很多人覺得它的文化很有特色、很古老神秘，我們這次就把它最精彩、最精華的部分拿出來，讓首都觀眾一飽眼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策展人田辛酉表示。

手持鐵劍銅武士像、象牙形銅器等文物亮相

在展覽第一部分，獨立展柜中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青銅人物形杖首、金雙耳罐一組、象牙形銅器等齊亮相，帶領(lǐng)觀眾進入鮮為人知的邊疆多元文化。

手持鐵劍銅武士像造型奇特，惹人矚目。它出土于云南大理祥云紅土坡墓地，人物通體著服飾，頭部佩戴物的中間有凸起，好像是頭盔。身上的衣飾寬大，與一般鎧甲不同。左手殘斷，右手執(zhí)物，推測為劍。人物深目高鼻，雙耳外露，有穿孔，底部有卡口，像是某件大型器物的構(gòu)件。

云南大理祥云紅土坡墓地出土的西漢手持鐵劍銅武士像。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人物形杖首頗具神秘感。人物呈站立狀，中空，左手略抬緊貼胸，右手略抬至腹部，左腰際有兩根編結(jié)形帶飾，頭部額前有劉海，從背面看，頭部都是編發(fā)。杖首出土?xí)r放置在兩只對扣的銅杯內(nèi)。有學(xué)者認為它可能是外來之物，是昆明人與外界交往的產(chǎn)物。

一組金雙耳罐在燈光下閃閃發(fā)光。據(jù)悉，雙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承載了特殊的情感內(nèi)涵。這組金雙耳罐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義，被賦予了貴重、神圣的意味。

在云南地區(qū)首次考古發(fā)現(xiàn)的、出土于保山昌寧大甸山遺址的象牙形銅器，整體形狀很像象牙，內(nèi)部中空。田辛酉表示，該器物說明當時保山地區(qū)有大象出沒，該形制很可能是取材于當時的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關(guān)于器物的用途，它到底是武器、禮器，還是生活器，尚無定論，有待考古發(fā)掘研究進一步印證。”

滇人多居住于“干欄式”建筑中

步入展覽第二部分“銅鑄古滇”，古滇國的神秘氣息撲面而來。一組房屋模型展示了滇人的居住環(huán)境。據(jù)介紹，滇人多居住于“干欄式”建筑中，這種建筑主要分布于我國長江以南及東南亞地區(qū)，云南新石器時代遺址即有發(fā)現(xiàn)，至西漢，建筑技術(shù)日臻完善。

“干欄式”建筑一般分為上下兩層，以樓梯連接，人居其上，畜處其下，中間以木板和橫梁等相隔。田辛酉介紹，這種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在木樁上搭建架空于地面的二層及以上的房屋，使建筑具有通風防潮、防蟲蛇等優(yōu)勢。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四舞俑銅鼓也頗有特色。該銅鼓的精美之處在于鼓面邊緣插飾有四個身著盛裝的舞俑形象，他們向外而立，舞姿、服飾各異——其中二人頭梳尖形發(fā)髻，腰別短劍，雙手橫伸上舉做舞蹈狀；另二人頭戴高筒尖頂帽，右手持鈴，左手持棒，做伴奏狀。四人都佩戴大耳環(huán)和多層項鏈，內(nèi)著短袖對襟長衫，外著長披風，雙臂飾銅鐲，前腹戴圓形扣飾，滇人形象躍然眼前。

三騎士銅鼓則體現(xiàn)了滇人超前的想象力。鼓面正中為十二角芒太陽紋，鼓胴、腰部有四對繩紋耳。鼓面邊沿雕鑄三騎士及一牛，騎士頭戴盔，耳佩環(huán)，著對襟長衫，腰束帶，佩長劍，雙手控韁做前行狀，馬仰頭翹尾，頭部飾裝飾面簾、瓔珞。據(jù)目前研究，這件銅鼓鼓面上三個騎馬武士的形象，可能是滇人崇拜的戰(zhàn)神或保護神。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西漢三騎士銅鼓。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珠被”是滇文化大型墓中常見的葬具，其作用意義和“金縷玉衣”相近。展覽對“珠被”的局部做了呈現(xiàn)，原件用大量金、玉、瑪瑙、綠松石、玻璃制作成各種管、珠、扣等形式的飾件，縫綴在一塊白色帛布上，大概呈長方形，宛如用珠寶縫綴的“珠被”。由于帛布朽歿，出土?xí)r多已散亂。

“滇國相印”封泥等印證西漢中央對西南邊疆的行政管轄

展覽的一大看點是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封泥和瓦當，首次亮相京城。作為西漢中央政府對西南邊疆進行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直接證據(jù)，它們還原了塵封2000多年的治理細節(jié)。

展覽展出代表性文物“滇國相印”封泥，這是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出現(xiàn)“滇國”二字。“相”為王國中最高行政長官，為天子代置，王國內(nèi)的事務(wù)均由“相”負責掌管，并督導(dǎo)諸侯王。

云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西漢“滇國相印”封泥。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一組組瓦當、簡牘，為研究秦漢時期西南邊疆的社會結(jié)構(gòu)、行政管理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例如，展覽展出的簡牘“滇池以亭行”署，為秦漢文書傳遞時使用的題署。簡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書，為收信地址及傳行方式——“滇池”指滇池縣廷，是收信地址；“以亭行”是傳行方式，即取道鄉(xiāng)亭傳遞郵書，反映出漢代在益州郡已經(jīng)建立起較為完整的郵亭系統(tǒng)。這枚簡牘的出土地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滇池縣廷。

嵌寶石龍虎紋金牌飾做工精美。此帶扣以裁剪成型的金片制成，前圓后方，呈馬蹄狀。器物前段有條弧形穿孔用以系帶，邊緣若干小孔用以固定在帶子上，表面以錘揲工藝成型的高浮雕龍紋為主體紋飾，龍紋左側(cè)飾一虎紋，并運用鏨刻工藝裝飾細部的短線紋、圓點紋等。扣面原本鑲嵌有十顆寶石，發(fā)現(xiàn)時僅殘留一顆綠松石珠。龍虎搭配的圖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權(quán)與王權(quán)的關(guān)系，可能是中央賜予地方諸侯的信物。該文物和“滇國相印”封泥、“滇池以亭行”簡牘、“益州太守章”等，共同印證了西南夷從“徼外之邦”到“郡縣之地”的關(guān)鍵轉(zhuǎn)折。

“大家在看展覽的過程中，開始可能會覺得這些器物及其折射的文化很特別、與眾不同，看到后面會發(fā)現(xiàn)，它慢慢走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脈絡(luò)。我們想讓大家看到，在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云南是怎么一步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版圖之中，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演進過程中經(jīng)典的地區(qū)樣本。”田辛酉說。

新京報記者 展圣潔

編輯 劉夢婕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