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三年”開始，中國大學校園封閉似乎成了常態。預約、驗證這套機制被廣泛應用，那些具有“名校+景觀”雙重屬性的標志性大學校園，北大、清華、武大、廈大等更是成為眾矢之的。清華的鄭毓煌教授通過實踐行動呼吁大學開放，北大的李植教授更是以“強闖跨欄”的方式拒絕驗證入校，加上近期武漢大學宣布取消預約、校園全面開放，中國大學校園是否應該開放，再一次成為爭論焦點。

先糾正一個流行的錯誤觀點：大學是公立的，由納稅人的錢創辦，理應向全民開放。引浙江大學王冠璽教授的話說得在理：公共機構的公共屬性，體現在服務公眾并接受公眾監督，并不體現在物理空間的隨意進出。大學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和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本身就是大學公共性的體現。物理空間的開放一旦干擾到教育與科研活動，反而是對納稅人的不負責。

還有一種觀點：二十年前大學校園就是開放的，也沒有影響正常的教學科研。這種說法其實加上了一層“濾鏡”。聊聊我的真實體驗。大學期間我在系里學生工作辦公室打雜，經常有中老年人敲門進來，拿著厚厚一沓卷邊的稿紙，聲稱解決了某個重大社會問題，要求社會學系發表其“成果”。開始我還好奇，后來才知道都是未經任何學術積累的民間科學家。有時被糾纏得太狠，只好用促狹的方式，告訴他們社會學系不搞這么“宏大”的研究，可以到樓上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試試。我們這些社會科學也就算了，據說物理學院被騷擾的次數更多，要是闖進人家實驗室里干擾科研怎生是好。

那時一到初夏，提前放假的中小學生旅行團就穿行在未名湖畔，領隊老師舉著旗子，高聲提醒孩子們別掉進水里，石舫上人頭攢動，真怕擠下一兩個人來。北大校園面積本就沒有清華寬敞，景致又集中在湖邊，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是旅行熱門打卡地，踩草坪、攀假山、折花木拍照已初見端倪。

中國大學校園里，相對于不斷增長的師生數量，生活、文體設施供應始終不足。如果再向社會開放，也將進一步擠占師生應該享有的空間。食堂和體育場館不可能層層設卡，我上學時就遇到過校外人士遞來現金，讓我幫忙刷卡打飯。我樂于助人，但學校食堂因服務師生而享受補貼，這種行為又涉嫌破壞規則。體育場館更是苦不堪言，師生自用都顯緊俏，一旦校園開放，這些場地無論是否收費，都會加劇供不應求的現象。

還有潛在的治安問題。我上大學的時候，已經有女生宿舍丟內衣的情況發生。雖然無法認定嫌疑人就是校外人員，但人員流動性也增加了風險，提升了破案難度。

以上這些現象，之所以在二十年前能被容忍，大約有幾個特殊的社會背景：

當時社會經濟和消費能力沒有如今發達，旅游尤其是名校旅游還沒有形成如此規模，對大學校園的侵擾還不算特別嚴重；

當時城市化也沒有今天這么發達，清北這些學校還屬于近郊，如今已是核心區域。交通、餐飲、住宿都很便利，大大降低了名校旅游的成本；

當時沒有發達的互聯網，更別提移動互聯網浪潮，很多開放校園的奇葩事件并不為人所知，并不代表這些問題不存在；

當時沒有直播經濟，不會有大量網紅涌進校園拍段子、搞直播；

當時汽車并不普及，偶爾有私家車進入也不會造成太大擠占；

當時……

還有人舉歐美的例子，說人家的名校沒有圍墻，以此論證中國大學校園也該全面放開。但歐美的大學要么遠離城鎮，要么與城市呈現一種共生關系。比如牛津、劍橋就融入兩座市鎮，旅游甚至成為其配套產業，這就成為城市治理策略，而不僅僅是大學校園開放的問題。牛津、劍橋市鎮的餐飲、交通、乘船、導游都成為受益者，市政也愿意提供相應的管理與引導。即便如此，我在牛津劍橋的朋友也偶有吐槽，近年來中國游客數量快速增長，給治理帶來頗多壓力。

反觀中國大學，從建立之初就是與周邊隔絕的獨立生態。校園開放并不能帶來城鎮整體生態的改善，市政沒有動力也沒有責任，學校也不能像那些市鎮一樣有執法權，保安遇到問題只能“勸說”。大學更不會像市鎮那樣以綜合治理為目標，開放對于大學來說沒有太多正向激勵，全面開放增加的管理成本（比如要雇更多保安，安裝更多攝像頭）卻要落在大學頭上。

而且，國人在文化和制度習慣上與歐美不同。歐美大學校園的開放性，建立在對私權的廣泛尊重和捍衛之上：校園可以進，但對辦公室、實驗室等具有明確使用主體的空間，法律上有充分的保護。比如王冠璽教授提到，2009年美國俄勒岡州對一個人發出波特蘭州立大學禁入令，理由是他擅自進入學生活動中心的私人區域。國內缺乏這種明晰的權利邊界，對于這種“越界”行為更難實施有效的制止、懲罰和警示，完全無差別開放校園，面臨的問題遠比歐美要多。

時間上，時移世易；空間上，水土不服。無視這些現實困境，而要求中國大學校園無差別向公眾開放，似乎有些天真。

再回到文章的標題，我強調的是不該“無差別”開放，而不是應該封閉。每所大學的情況不同，考量這兩個維度似乎更合理：社會性價比與決策主體。

所謂社會性價比，是學校選擇封閉或開放以及具體管理模式的自主考量。北大、清華以及自帶景觀屬性的名校，完全開放必然帶來問題，影響師生的教學、科研與生活。但這不意味著就要完全封閉，現在實施的預約制就是解決方案之一，同時也向校友、入校辦事人員進行有條件的傾斜。至于預約方式、入校名額等細節，應該交給各個學校自己調整、確定。

因為每所學校面對的“開放”環境不同。越是名校、風景越好，入校參觀的需求越高，影響教學科研秩序的風險越大，學校實施限制的動力也越強。如果完全開放，他們將承擔更高的管理成本，諸如在每棟教學樓都增加安保和檢查、在校園內增加更多巡查力量，這些成本同樣是高校（或者說納稅人）承擔。

而那些不太知名且沒什么風景的學校，反而因為招生壓力，應該多多開放，讓更多人感受其校園文化和特色課程，形成潛在的推廣效果。這類學校平時就算放開，也不會成為游客的焦點，再大張旗鼓搞封閉預約制，系統的開發、驗證設備、數據管理等又會增加新的成本，反而得不償失。

開放與否，開放后如何疏導，限制后如何管理，每所高校面對的具體問題不同，一刀切式的呼吁與現實相違背。成本與收益如何達成動態平衡，不妨讓每所學校自己自主決定，而不是通過行政命令肆意開關。

這就回到下一個問題：高校作為決策主體，不是一個模糊的組織概念，而是由管理者、教師、職工和學生構成的共同體。選擇具體的管理方式，應該通過一套有效的共同決議，而不是校領導大手一揮。

就像秦暉教授所說的，我們一直沉浸在大共同體本位的環境之下，往往忽略小共同體的主體性。大學校園開放與否，校領導、老師、職工、學生都是直接相關者，建立直接或間接的公開討論和表決方式，有助于傾聽每個相關者的聲音，照顧到更多元的視角和體驗。如今的封閉或者開放，僅僅是命令下達，老師、同學、職工處于失語的狀態，這才是令人遺憾的地方。通過大學校園的管理方式，讓大學真正像個有自主性的“小共同體”，相信大學會根據性價比、根據每個成員的實際需求，來做出符合大學自身權益的決策。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