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唐菊珍！我們結婚已經59年了，這把老剪刀是我們1967年10月1日結婚的紀念品，一直保留到現在。”金先生說。他身旁的唐菊珍雖然已是一頭白發，但臉上會露出天真的笑容，她和丈夫一起“破解”了竹蜻蜓的玩法，當他們第一次順利“放飛”了竹蜻蜓，唐菊珍大笑著問身邊的志愿者：“有獎嗎？”

唐菊珍與丈夫金先生正在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中。

這一幕發生在多倫現代美術館的四樓多功能廳中，除了唐菊珍與丈夫，這里還聚集了有認知癥長者的十幾組家庭，一場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在這里舉辦。活動已做完兩期，本次活動導師湯岱蓉告訴記者，“印象最深的是有家屬反饋竟然發現老人會主動提問了。”

一場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正在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舉行。

面對不同年齡圈層、不同經歷的特殊群體，公共美術館也能成為療愈的新地標。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館長曾玉蘭告訴記者，“當代藝術鼓勵公眾在其中發現‘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同時，我們也希望借助公共文化空間生產的內容建立起更多人與人、人與歷史、人與城市和文化之間的聯結。因此，面對不同年齡層群體，我們不斷探索能夠包容他們的認知、心理、精神和境況的藝術活動與方式，我們不止于提供藝術體驗，讓公眾在藝術參與中認識自我、理解他人、擁抱更豐富的世界。”

老物件尚未褪色：用藝術定格認知癥老人的故事

84歲的丁稼如確診認知癥六七年了，但由于干預及時，記憶依舊不差。

他吃過午飯，從宜山路的家坐公交出發，因為路上堵車，坐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位于虹口區的多倫現代美術館，他對于遲到有些在意，趕緊坐進人群中去。他從斜跨的小包中掏出一本1959年開始寫的泛黃小日記本，這是他今天要分享的老物件。“這是我從高中寫到大學的日記，里面還有很多同學的離別贈言。”他很樂于分享自己的故事，一講起來不免有些滔滔不絕，“當時我就寫下，‘今后每當看到你們的筆跡，就像看到你們的人一樣。’現在看來，這個小本子中有我一生中覺得開心的事、認為重要的人。”

丁稼如和他的日記本。

獎狀、老照片、日記本、陶瓷小擺件、油漆車間的色卡……認知癥長者與家人們從包里紛紛拿出老物件擺在桌上，這份記憶由他們的家人以及物件本身守護著。

“我的名字是秋秋！”1949年出生的張范秋上了年紀，但神情像一個小孩，他的認知癥屬于重度，當他跟家人一起互動，激動時會唱起歌。他的妻子帶來了很多照片，眼中已泛起了淚花。“秋秋從學生時代的照片，到舊時被評為‘五好戰士’的獎狀，到在上海參與基建工作的種種老照片，都是他生命的足跡。盡管秋秋現在說不了太多，但他對自己的名字，對身邊最親的人還是有感受的，也是一位很愛生活與家庭的很溫暖的叔叔。”他們的年輕朋友徐生辰說著說著，也抹起了淚。

秋秋和家人帶了很多老物件來分享。

記憶或許在不同程度、不同癥狀的認知癥長者中逐步褪去色彩，但他們依然具有表達的欲望與能力。湯岱蓉告訴記者，與固有認知不同，“在此次的工作坊中，我們看到了認知癥長者表達的意愿和能力，這也激勵了我繼續深挖認知癥長者潛能的信心，也呼吁外界以更平等的心態、去標簽化的態度來對待認知癥群體。”

“我們也很幸運地看到了無數在與記憶抗爭、與表達抗爭的長者。”正視困難，承認傷痛，一起繼續走下去。湯岱蓉認為，記憶受到損傷的認知癥長者不必回避“回憶”這件事，“正視困難，不回避某些功能的缺失是維持長者現有機能是第一步，刻意地引導回憶與表達，激活神經，訓練、維持大腦回憶與表達的功能，能夠延緩病程。”

認知癥關護新路徑：從封閉照護到開放共創

除了老物件記憶的分享，工作坊還有更多身體互動的環節。“跟隨者將手搭在引導者的手掌上，我們一起往上、往下，再一起畫個圈……”隨著湯岱蓉的引導，王昱旻與患有認知癥的母親蔣珍梅將手心相對，一起互動，母女兩人望向對方的眼神中含有深情。

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正在進行中。

在“毛線氣球”環節，氣氛更是走向高潮：“老爸！該你啦！”“我的名字是劉正剛！”劉正剛器宇軒昂地喊出自己的名字，并把彩色毛線球拋給了對面的家庭，很快，人們編織出了一張彩色的大網，用大網反彈彩色氣球，劉正剛眼睛中滿是激動，時不時站起來接住氣球，旁邊他的女兒劉曉梅的眼睛中閃著快樂的光。

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氣氛熱烈。

身體的互動，色彩的搭配，以及在美術館中欣賞展覽與上戲學生的戲劇表演，都讓認知癥長者進入“純粹的歡喜”狀態。家屬佘佘說，“這些活動讓老人情緒放松、與他人產生鏈接感，驅散孤獨和感受到被接納。不僅給老人帶來精神上的愉悅，也帶來了視覺上的享受。”

這無疑是本次工作坊最亮眼的地方——打破了傳統養老機構或者家庭照護“封閉式、純功能性”的照護模式，將藝術關懷置于高品質的公共文化場域中，實現了“美術館劇場”與“跨代際藝術共創”的融合。

認知癥家庭戲劇工作坊，氣氛熱烈。

志愿者林曙穎從自己媽媽患病開始，關護認知癥長者已經八年了，她一路看著關懷方式不斷發生變化。“現在我們的形式不拘泥于做手工和唱歌，我們也在不斷探索，這次也希望以走進美術館的方式，增加認知癥長者的關懷路徑。這不僅是‘喘息’，更是非藥物干預的重要方式。”

工作坊對認知癥家屬同樣帶來“舒壓”的意義，湯岱蓉觀察，“在日常中，往往是家屬在承受著繁重的照護工作。他們的工作日夜無休，不僅承受身體勞累與神經緊繃，有時還受到不解。我們希望工作坊可以為照護者提供‘喘息空間’，將家屬（照護者）納入藝術場景。在戲劇互動的氛圍中，家屬能夠短暫地從高壓的日常中抽離，跳出照護與被照護的身份，重構與老人共同參與活動、看演出的親情互動。”

為什么是美術館？當美術館劇場成為一種方法

“如果一個人脫離了社會活動，沒有人與人之間交往，就是人社會生命的消失。這是認知癥可能帶來最大的影響，所以我在積極走出家門。”84歲的丁稼如告訴記者，作為認知癥長者，他特別喜歡走入公共藝術場所，“會對我的心情有所舒緩。”

這次活動還有一群來自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養老服務管理專業的師生一起參與。“很難想象公共美術館已經做得這么超前了。”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養老服務管理專業副教授陳芳芳告訴記者，“感覺很新奇，我們高校教書過程中還是偏向講如何服務，講養老機構如何管理與監督，但沒有深入到心理層面上，這次也讓我們更了解認知癥老年群體。”

認知癥老人們正在觀賞上戲學生帶來的戲劇表演。

可見，美術館成為連接認知癥長者自身、家屬、藝術家、青年學生的場域。“美術館空間自帶尊重和美。在這里，老人不再是被照護者，而是與家屬、藝術家、青年學生一樣的‘藝術體驗者’。這種環境的轉換對老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種巨大的賦能。”湯岱蓉告訴記者。

美術館的物理空間有限，但承載的公共議題與文化實踐卻具有無限可能性。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與聯勸公益基金會、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等高校深度共創，落地了“老友記”代際共創計劃、“非面之面”戲劇課等項目。在出版方面，今年年初，在上海書畫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的支持下，聯合虹口區圖書館落地藝術書房項目；憑借項目的良好口碑，東方出版中心、“野望”出版小組主動聯動合作，衍生出全新的“翻翻書”閱讀藝術項目。

“在常規展覽之外，一直在持續拓展公益劇場、藝術書房、學術交流、社區美育等多元公共項目，豐富公共文化服務的維度。長期以來，我們與公益組織、高校、出版機構能夠形成持續、良性的深度合作，核心源于高度契合的公益理念與公共文化初心。”曾玉蘭告訴記者。

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的藝術書房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