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長。

金觀濤老師以觀念史與系統論交織的視角，追溯了這一致命轉化的完整邏輯鏈。他指出，一戰前民族主義本是建立現代社會的最高動力，但戰后階級斗爭泛濫、個人權利的可欲性崩塌，使得民族主義被迫“內化”——從對外捍衛主權轉向對內鎮壓工人運動，并在此過程中否定了個人權利。更危險的是，民族主義與當時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將人種優劣論披上“科學”外衣，催生出以種族清洗為目標的納粹意識形態。

金觀濤老師對比分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乃至日本軍國主義的不同形態：有的與天主教社會有機體整合，有的直接從生物學推出種族優越論，但其本質都是“由一種超越視野直接規定現代社會組織藍圖”——這是對契約社會與個人權利的徹底否定。阿倫特稱之為“極權主義”，金觀濤老師則將其定位為20世紀現代社會中“重返傳統社會有機體”的致命嘗試，其代價是法治崩塌、道德瓦解，以及數百萬生命的消亡。

圖： 歐仁·德拉克羅瓦 《自由引導人民 》

民族主義的畸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

文/金觀濤

民族主義的內化：對抗階級斗爭

法西斯（Fascist）一詞，源于拉丁文Fascio，后一術語的意思為“棍杖”——用紅色帶捆縛一束榆木或樺木，在古羅馬，由跟隨在執政官后面的侍從捧持，象征權力和統一。表面上看，對法西斯的推崇似乎是社會組織藍圖向TI和T3結合前狀態（羅馬帝國）的回歸，實際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出現。這就是民族主義由認同紐帶轉化為壓迫其內部人民的力量，以克服不斷泛濫的階級斗爭，并建立否定個人權利并以民族整體為終極意義的國家。

法西斯主義（Fascism）最早出現在意大利，由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提出。意大利與德國不同，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它沒有出現戰爭動員所引發的社會脫序。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起源的軌跡，十分典型地表現出個人權利正當性遭到懷疑，進而導致工團主義興起，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民族主義演變成法西斯主義。

我在之前指出，19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和德國均為民族主義極強的國家，在民族主義推動下，意大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取得勝利，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意大利民族主義既不同于德國的民族主義受挫，也不同于俄國的民族主義被馬克思主義取代，而是在一戰后繼續存在，并希望實現戰爭所未達到的目標。這時，階級斗爭在經濟困難中興起，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迅速轉向以鎮壓階級斗爭為目標，也就是對象的內化，并最先轉化為法西斯主義。這突出地表現在一戰的復員軍人身上，他們追隨墨索里尼成立“褐衫隊”，對社會主義者實行打、砸、搶。

歷史學者威爾普指出：“法西斯主義植根于19世紀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受到那些從統一到大戰爆發期間擁護意大利民族主義的人們的支持。”正因如此，意大利成為法西斯主義者最早掌權的國家。民族主義內化使得虛無主義和憤怒的行動主義席卷歐洲。詩人們公然宣稱他們厭惡“垃圾文化”，有人甚至說：“當我聽到文化這個詞時，我就會拔出手槍。”

圖：阿爾希普·庫因吉 《夜景 》

為什么民族主義對象內化的結果是法西斯主義呢？在民族國家戰爭中，民族主義以外部對象為斗爭目標，借以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國家的主權與該國國民的個人權利相一致，所以一戰前的民族主義不反對個人權利。隨著現代社會內部弊病的暴露，工人階級展開了獨立的政治運動，并批判反思“普遍的個人權利”這一觀念。代議制政治制止階級斗爭不力，有產階級只能依靠民族主義的內化，以對抗工人運動。

既然普遍的個人權利觀念已遭到工人階級運動的反思，對抗工人運動使得內化的民族主義亦否定個人權利。民族主義最初通過認同將有權利的個人集合起來形成主權國家，如果民族主義與個人權利無關，民族國家就會以其自身為正當性，而不是建立在兩重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之上，這種情形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軸心文明中，國家正當性必須從超越視野推出，民族國家自身不具備正當性，其正當性源自分離共存的多重超越視野之上的現代觀念。因此，民族國家否定個人權利，以其自身為正當性，這是軸心文明誕生以來的文化大倒退。

中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的恐懼越深，法西斯主義的反彈越強，法西斯主義者在很多歐洲國家的掌權都源于1929年經濟大蕭條。1873年，西方社會曾發生金融恐慌，從1874年到1883年，德國幾乎沒有經濟增長，全靠19世紀80年代各國的軍備競賽才走出了大蕭條。但20世紀一戰結束以后，軍備競賽停頓，經濟危機再次來臨，且比19世紀70年代更為可怕。1929—1933年，股市暴跌85%。全世界工業生產力降低44%，世界貿易減少65%，這場經濟危機持續了10年之久。

1932年，德國有600多萬人失業；美國失業人口高達1200萬，工業產值跌落了47%，其中鋼鐵工業的產值下降了80%，汽車工業下降了95%。現代社會大難臨頭，幾乎回到野蠻狀態。在失業工人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情況下，個人權利的可欲性被破壞，階級斗爭泛濫，與其對抗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高漲。問題在于，法西斯主義以民族主義斗爭的內化與工人運動相對抗，一直存在合法性不足的問題。如果民族主義的內化要獲得與階級斗爭同等的正當性，必須轉化為一種現代意識形態，即從一種超越視野推出，或者與某種超越視野相整合。

20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存在兩種超越視野，一種是天主教信仰中的T1，另一種是法國啟蒙運動中反對T1的T3。這樣一來，民族主義的內化（即意識形態和超越視野的結合）也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借助生物學（特別是進化論），從近似于優生學的思想中推出民族主義，即種族民族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就是其極端形態。另一種是將排斥個人權利的民族國家建立在T1之上。第二種情況比較難以實現，因為從基督教信仰推不出民族主義。

這時，唯一的處理辦法就是消除民族國家與傳統天主教社會有機體的緊張關系，使二者盡可能地整合在一起。這對于19世紀的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民族獨立強調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相一致，要求天主教退出政治、經濟領域。但內化的反對個人權利的民族主義卻沒有此一問題。隨著第一種可能性的展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出現了。

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

19世紀科學理論19世紀科學理論的最大發展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由此引發了一場與牛頓力學影響力相媲美的科學革命。但就二者對社會思想的沖擊而言，達爾文進化論和牛頓力學有著根本的不同。在牛頓時代，科學與宗教不相矛盾。二者并行不悖。“工具理性”就是指用數學解釋自然界，科學與宗教信仰互不干擾。而達爾文的進化論直接否定了《圣經》中《創世記》的說法。達爾文本人并不反宗教，嚴格說來，其進化論與希伯來超越視野不相矛盾。

新教徒通過《圣經》與上帝溝通，但是19世紀這一溝通渠道受到科學理性的干擾。所以達爾文進化論形成以后，宗教和科學發生沖突。當前美國進化論與宗教對立，甚至有加劇的趨勢。前述法國啟蒙運動中T3和T1的對立，并不是因為科學本身，而是18世紀天主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所造成的。19世紀達爾文進化論有可能直接導致T3和T1的對立，這極為重要，它使得種族民族主義有可能與科學結合。

上述結合過程就是隨著達爾文主義的盛行，順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展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進化論在社會人文領域的運用，它在說明競爭和選擇功能的方面不無道理，但進入應然領域后，立即表現出科學主義的錯誤。當時歐洲流行一種基本觀念，認為科學與現代社會都是西方人（特別是北歐人）建立的，也就是有意或無意地開始將現代社會與人種畫上等號。

霍布斯鮑姆曾這樣形容西歐如何在不到一個世紀的全球化過程中和世界拉開距離：“1750年到1800年，我們今天所謂已開發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今天所謂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樣的”，“到1880年時，‘已開發世界’的人均收入，大約為‘第三世界’的兩倍。到1913年，更高達‘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這一事實經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錯誤解釋，就得出一個結論：“基于生物學上的差異，大多數人都無法達成理論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狹義地說，具有北歐血統的人）能夠做到的成就。”人類必須區分優秀和低等種族的觀念，開始與進步的想法一同滲入這一時期西方人的心靈。

這個觀念的形成突出地反映在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起源上，“反猶主義”與中世紀天主教排斥猶太人表面上相似，實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天主教社會驅逐猶太人，是為了表達信仰的純潔。自19世紀在全球化沖擊下歐洲社會開始現代轉型以來，傳統的排斥猶太人活動逐漸消失，因為猶太人從一個寄生在天主教社會的社群，變成民族國家的國民，已慢慢融入民族國家之中。19世紀興起的“反猶主義”，是一種種族民族主義，它與達爾文進化論催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并隨著民族主義的內化，越來越有影響力，諸如“猶太人在搗亂”“世界被控制在猶太人手中”的思想泛濫。

特別是一戰以后，為了對抗階級斗爭，反猶主義更有市場，因為它提供了民族主義內化后打擊的目標。正因如此，反猶運動的興起，正是種族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并用T3來反對T1的過程。此前，排斥猶太人從未包括反對《舊約》，因為《舊約》是基督教教義的組成部分。

19世紀80年代后期，一位萊比錫工程師特奧多爾·弗里奇（Theodor Fritsch）出版了一本《反猶太主義通信集》，他寫道，“真正的德意志人必須拒絕《舊約》，因為《舊約》是歌頌猶太人的故事”，基督是雅利安人，并且是反猶分子，遭到猶太人的仇恨和排斥，猶太教則是德國生活的敵人。反猶主義是不信宗教的，而非天主教社會排斥猶太人的延續。因為宗教是西方道德和法治的基礎，種族民族主義反對宗教，所以是反道德、反法治的。

圖： 阿爾希普·庫因吉 《巖石海岸 克里米亞 》

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直接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種學說為科學根據，推出德國人（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性，并以這一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統治，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由此轉變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民族主義。它是從對抗希伯來宗教的生物科學推出來的，從此以后，不僅原來早期德國T1和T3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不復存在，道德和法治亦蕩然無存。

當時德國之所以有眾多為納粹政權工作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其中有一些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正是由于他們大多是科學主義的種族主義者。這里，納粹主義中有一條從德國文化優越到雅利安人種族高人一等的暗道，這在政治上表現為消滅猶太人，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并確立優秀人種對其他民族的統治。在某種程度上，德國歷史被視作雅利安人與猶太人的斗爭史。以這一民族主義重建德國的構想，在希特勒《我的奮斗》一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納粹黨的興起就是種族民族主義壓倒一戰后魏瑪共和時期德國民族主義的過程。

“納粹”（Nazi）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簡稱，從這一名稱就可看出納粹主義是民族主義內化、反對議會政治的產物，與意大利墨索里尼發家所依賴的工團主義同源，希特勒在其中注入了種族民族主義的幽靈。它終于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后凸顯出來，以對抗共產主義為借口重新武裝德國，力圖用戰爭來洗刷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恥辱。納粹德國種族民族主義是反宗教的，其統治必定有兩個特點：一是反道德，二是置法律于不顧。雖然希特勒的很多主張都是通過法律貫徹下去的，但納粹德國法律蕩然無存，因為法治不復存在。以法治國注重立法權，立法必須經議會通過，有一定程序，德意志帝國和魏瑪共和國的立法皆是如此，絕無以非常時期或元首同意及通過意識形態來認定。

在西方社會中，一旦個人變得無足輕重，法律就不再是國家的柱石，從社會團體到國家都會變成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社會，社會運動亦成為秘密社會的行動。滅絕猶太人是德國推行種族民族主義意識的重要內容，這一決定可能來自德國政府高層，是由希特勒拍板的一個邪惡計劃。但時至今日，研究者仍未找到希特勒的命令以及那個計劃本身的檔案材料。

事實上，滅絕猶太人的行為不一定非要來自政府高層的決定，其整個過程是由反猶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奧地利裔思想家希爾伯格（Raul Hilberg）非常冷靜地分析過納粹的本質：納粹德國通過現代化的、高度發展的官僚機器，在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精確有效地實施一連串的滅絕措施，最終導致對歐洲猶太人的滅絕性屠殺，服從理性的官僚機構成為“滅絕機器”（Machinery of Destruction）。

在另一本名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的書中，作者指出，很多德國人自愿參與迫害猶太人，并非迫于外界壓力，也不是服從政府高層的布置，以及逐級壓下來的不可抗拒的行政命令。絕大多數人在屠殺猶太人的時候，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正當的事情，就像屠宰動物那樣簡單。雖然也有德國人幫助猶太人，但大多數人認為猶太人該死，絕不該施以援手。在今人看來，這一觀念是邪惡的，納粹時期很多德國人猶如魔鬼一般。

以上現象正是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產物，畸形的種族主義對內目標是消滅猶太人，對外目標是壓迫所有“劣等種族”。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納粹德國對蘇聯的攻擊受其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支配，“除了在戰爭中粉碎軍事抵抗外，還要有目的有計劃地消滅其政治制度（例如布爾什維克主義）、消滅種族（猶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的’種族）”,“德國早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廢除了通行的戰爭規范與法規，下達了殺死俘虜（紅軍政委）的命令”，“對被占領的國家及地區進行的搶掠，目的在于讓上千萬人活活餓死”。

種族民族主義要將世界變成一個德意志民族統治的天下，它居然建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之上。科學觀念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性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的出錯和誤用都不值得奇怪，哪種價值可以保證自己永遠不被誤用呢？但是科學和民族主義的結合居然產生納粹主義這一邪惡的意識形態，此一教訓值得人類永遠記取。

畸形民族國家的出現

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不盡相同。如前所述，納粹是極端種族民族主義，否定個人權利的納粹民族國家是從T3推出的，一般的法西斯主義則是否定個人權利的民族主義與其他超越視野（西方社會的法西斯主義吸納了T1）結合的產物。以意大利為典型，因為從天主教推不出民族主義，唯有將否定個人權利的民族國家與天主教的社會有機體融為一個整體，這時，就必須反對民族國家由個人組成，國家是大于個人的整體，極端整體主義興起。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就是徹頭徹尾的“整體主義”（Holism）之義，它最初由喬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使用，后用于描述墨索里尼時期的意大利政權形態。意大利首次將否定個人權利的民族國家和天主教的社會有機體整合起來，最終演化成與納粹德國不盡相同的法西斯主義國家。正因為一般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基礎與納粹德國不同，它們并未用科學主義反對傳統宗教，也未發生由意識形態動員的群眾運動。

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成為民族國家，其象征性事件是意大利國王的軍隊進駐羅馬。法國是天主教國家，一直保護羅馬作為教皇領地。拿破侖三世成為德國俘虜以后，1870年8月意大利國王的軍隊進駐羅馬。這對教皇而言是奇恥大辱，從此以后，教廷與現代國家的沖突愈演愈烈，直至墨索里尼主政時期，這一沖突才被化解。1929年，墨索里尼和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簽訂了《拉特蘭條約》（Treaty of the Later-an），在羅馬西北角高地劃出梵蒂岡，作為受教皇直接統治的政教合一的主權國家。天主教組織與民族國家的意大利原本是互相排斥的（這并不意味著意大利的國民不信宗教），意大利成為法西斯主義國家以后，天主教組織的地位得到承認。很多反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運動領袖都躲避在梵蒂岡，他們利用在梵蒂岡的職務之便，避免了墨索里尼的政治迫害。

圖： 阿爾希普·昆吉 《 月光之夜。冬季 》

西班牙是天主教有機體與民族國家結合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如前所述，天主教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中，西班牙最困難，因為缺乏民族主義，無法讓天主教組織退出國家的政治、經濟領域。西班牙為什么缺乏民族主義呢？我在第五講指出，因為當時西班牙與南美的天主教社會聯系緊密，南美社會的現代轉型必須通過民族獨立運動。意大利民族主義與南美民族主義遙相呼應，互相促進。

意大利民族主義者在本國反對天主教，力圖建立民族國家。在西班牙看來，民族主義是反西班牙的，所以對其缺乏興趣。一直到20世紀，西班牙的民族主義才開始興起，并于20世紀30年代達到頂峰。西班牙民族主義與國家獨立無關，也和個人權利無涉，而是出于對階級斗爭的恐懼，所以最初就與法西斯主義相聯系。

20世紀20年代以來，西班牙的天主教基層社會動蕩不已，原因是一戰以后，西班牙爆發共和革命，它源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保守地主與信奉天主教的軍人，開始形成反對民主和革命的聯合組織，以維護傳統的天主教等級社會。保守主義最終找到了對抗革命的組織形態——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西班牙的民族主義頓時顯現出來，佛朗哥主義（Falangism）就是典型代表。

佛朗哥積極鎮壓西班牙國內的立憲派和無產階級革命派，最終引發了內戰，歐洲列強甚至連蘇聯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眾所周知，這曾實現全世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力量第一次大聯合，革命志士紛紛到西班牙去跟佛朗哥的軍隊戰斗。畢加索的名作《格爾尼卡》（Guernica）就描繪了西班牙小鎮格爾尼卡被法西斯軍隊轟炸的情形（當時德國是支持佛朗哥的），畢加索借此表示強烈抗議。

為什么二戰結束以后佛朗哥（作為法西斯政權）沒有垮臺，反而在1975年自動完成現代轉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這說明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不盡相同，也與佛朗哥對二戰的興趣不大有關。佛朗哥臨死前，決定將統治權力傳給波旁家族的后代，這也是西班牙王室的傳統。這樣一來，西班牙便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現代民族國家。

有意思的是，奧匈帝國解體以后，原先控制下的各民族區域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在此過程中，法西斯主義政權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母體的現象極為普遍。奧地利變成一個規模很小的國家，它屬于日耳曼民族，一度被并入德國。匈牙利由馬札爾人組成，其民族主義在一戰以后被徹底激發出來，匈牙利和意大利一樣，也一度實現了反人權的民族國家與天主教等級社會的整合。20世紀20年代以后，匈牙利曾經是法西斯主義最猖獗的國家。羅馬尼亞也不例外，羅馬尼亞信奉東正教，受蘇聯影響頗深，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斗爭席卷基層社會，國內法西斯主義也比其他國家更為殘酷。曾有一部講述名為鐵衛軍（Iron Guard）的法西斯主義組織的電影，介紹的就是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以上范式也能運用到其他超越視野的文明的分析中，特別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值得注意的是，諸多研究者都將日本對外的野蠻侵略視為軍隊失控，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天皇的責任。其實，20世紀20年代日本開始注重本國民族主義與超越視野規定的有機體的整合，抑制代議制政府，向法西斯主義國家轉化。但日本民族主義具有特殊性，從而使得這一轉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故此，不少論者都未意識到從明治維新至二戰期間日本社會形態的演化。

我在之前的講解中有一個注解，討論了日本民族主義的結構，包括天皇這一認同符號及其背后的神道和儒學忠君思想。日本的民族認同符號是天皇，無論天皇犯了什么錯，天皇制都是不能廢掉的，否則日本人就沒了主心骨。日本人的超越視野比較復雜，主要是佛教，因為徂徠學的關系，還包含一部分儒家倫理。這樣一來，日本民族國家的法西斯化，主要是民族國家與日本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日本式忠君價值所規定的有機體整合，其結果就是日本大東亞主義的勃興。

日本民族主義原本就帶有亞洲主義的色彩，這與西方國家的沖擊不無關系。日本的民族主義含有日本作為儒教國家領袖的意思。日本以天皇為民族認同符號，對應的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但對天皇的忠里面包括儒家倫理，這造成了日本民族主義有亞洲主義的屬性。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社會就萌發了整合亞洲儒教社會以建立一個抵御西方的共同體的想法，這一共同體的領袖自然是日本。這一觀念導致日本明治時期征韓論的盛行。

隨著日本民族國家的法西斯化，亞洲主義成為日本民族主義的主調，最終促使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二戰期間，這一觀念得到高度強化，日本開始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戰。人們經常會問：為何日本對法西斯的反省最差？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法西斯主義形態與日本原有民族主義的界限不清。其實，二戰后反省最深刻的是納粹主義（種族民族主義），那些源于法西斯主義的民族國家都有對法西斯主義反思不力的問題。

縱觀兩次世界大戰，它們都起源于民族主義，都是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二者的差別在于：一戰前的民族主義雖有病態，但不能簡單地將戰爭責任歸給某些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源于民族國家集合構成國際秩序的不穩定性。一戰以后，自由社會對國際秩序作了種種改進，但卻無力制止戰爭的再次爆發。隨著個人權利的可欲性遭到懷疑，北歐白人優越的觀念迅速與轉向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形成了畸形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民族國家。

無論是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論（Lebensraum），還是匈牙利岡波斯（Gyula G?mb?s）的種族保衛黨（Party of Racial Defense）和黨醒團（Ezszor Etelkz Association）所力圖建立的“偉大的信基督教，但在種族上純正的匈牙利”，抑或是墨索里尼的國家社會主義，都屬于畸形民族主義的進一步膨脹，其后果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現代社會的浩劫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 20 世紀歷史結構所蘊含的現代社會演化的邏輯了，這就是民族國家集合形成世界秩序的不穩定性導致混沌，在其引發的風暴中凸顯出一些蘊含在現代社會內部但尚未實行過的觀念系統。為了克服現代契約社會在某些條件下的不可欲、不穩定帶來的問題，這些觀念系統和某一種超越視野結合，形成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有機體。歷史要進一步展開必定要區分出它們和契約社會孰優孰劣，以規定現代社會的展開方向。法西斯主義的畸形民族國家，即屬于不同于現代契約社會的另一類由某一種超越視野直接規定的“現代社會”。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 20 世紀的浩劫，就是重返近似于傳統社會的組織藍圖（否定契約社會與個人權利的民族國家），即由一種超越視野直接規定現代社會組織藍圖的嘗試。很多社會人文學者都認識到這一點，并試圖說明此種社會的本質，以理解 20 世紀現代社會在演化中所面臨的選擇。阿倫特以納粹德國作為典型，最早用“極權主義”來定義這種社會，但發現該概念不能反映大多數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情況。

卡爾 ·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茲比格涅夫 ·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K. Brzenzinskin）則從組織方式入手，將極權主義社會的特征歸納為如下六點：第一，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第二，存在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不超過總人口 10% 的信仰意識形態的核心分子組成）掌握國家權力；第三， 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行的恐怖統治；第四，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第五，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特別是政黨和官僚控制了軍備與武裝；第六，中央組織并控制整個經濟。

圖： 阿爾希普·昆吉 《 湖。傍晚 》

這一概括也不準確，例如納粹德國并不具備第二點特征，其政權形態與第四、五、六點亦不完全吻合。正如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所概括的：“國家社會主義黨沒有中央委員會、沒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從未在黨內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員會來共商大局”，“它不是由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來實際進行統治的國家”。

那么，納粹統治的形態是什么呢？舉個例子，有些納粹黨的支部向中央和領袖訴苦，希望領袖和中央授權，以加強自身領導。希特勒批示的主要內容是，納粹倡導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這反映在每個黨員身上，黨員如果競爭不過他人，就活該被淘汰。由此可見，納粹統治不是自上而下地鞏固基層，而是要求黨支部在反猶過程中表現出種族競爭的優勢。換言之，納粹黨整合德國，依賴于種族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場運動中，意識形態高于一切。

阿倫特發現在組織形態上難以界定極權主義，只能將其退到意識形態的恐怖統治上，她論證道：“極權統治既然成為一樁確定的事實，而這一樁事實是無前例可循的。歐陸歷史的持續性，因這樁事實而被阻斷了。由于它， 我們的傳統顯示出斷隔的‘裂痕’。”“在極權主義政體中，人的自主性完全消失，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 被摧毀，人被等同于活死人，凡事皆可為的風氣興起。” 就德國而言，阿倫特的概括很深刻。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 20 世紀極為重要，這一方面源于它在社會人文領域的原創性，另一方面在于阿倫特第一次用宏大歷史視野與德國觀念論傳統來審視納粹的起源和本質。

在西方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法治與（來自宗教的） 道德的傳統皆未中斷過，但在納粹德國卻遭到破壞。正如阿倫特所言，自天主教文明誕生以來，這種對法治和道德的破壞是史無前例的，充分揭示出 20 世紀歷史的黑暗面。事實上，極權主義的實質正是前述的重返近似于傳統社會的組織藍圖（否定契約社會與個人權利的民族國家），即由一種超越視野直接規定現代社會組織藍圖的嘗試。這一論述能夠揭示出極權主義社會差異性的根源，即極權主義是用意識形態整合或統治社會，其社會形態的差異必定隱含在意識形態的差異性中。作為社會整合危機的產物，新意識形態的內容和結構，取決于社會脫序所引發的災難如何否定與其相關的觀念系統。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七章節第4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編發：敏妍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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