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行成師從理學名家譙定，繼承并發展了邵雍的先天象數之學，以十年閉戶之功著成“七《易》”，構建了“由圖索數、以數通理”的完整象數體系，成為宋代“易學在蜀”傳統的重要推動者。本文結合《宋史》《全宋文》及當代巴蜀易學研究文獻，系統梳理張行成的生平經歷、核心易學思想與學術貢獻，還原其在巴蜀易學發展史上的關鍵地位。本案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文化傳播，望讀者評論區交流探討。 編者按

一、張行成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張行成，字文饒，一作子饒，學者稱觀物先生，南宋臨邛（今四川邛崍）人，其生平記載主要見于《宋史翼》《全宋文》與巴蜀地方史料。據《全宋文·張行成文》收錄的史料記載，張行成于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考中進士，被授予左迪功郎一職，從此步入仕途。紹興九年（1139年），張行成進獻《詢蕘書》與《七引》，因內容觸怒當時權傾朝野的宰相秦檜，被迫主動請求奉祠歸鄉，就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閉戶著述生涯，這一經歷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關鍵轉折點。

歸鄉之后，張行成全身心投入易學研究，完成了《周易通變》等七種易學核心著作。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張行成將自己所著的七種易學著作進獻給朝廷，因此被授予直徽猷閣，隨后出知漢州，后來經四川安撫使汪應辰舉薦，移知潼川府，最終官至兵部郎中。隆興年間汪應辰鎮守蜀地時，曾向朝廷舉薦張行成，稱其“有捐軀殉國之忠，又善于理財”，可見張行成并非只會埋首書齋的學者，同時具備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

從學術傳承來看，張行成的易學根脈深深扎根于巴蜀本土學術傳統。他早年師從北宋末年巴蜀易學宗師譙定，而譙定之學原本就繼承了象數易學的傳統，最終將邵雍的先天象數之學引入巴蜀。據《宋元學案·譙張諸儒學案》記載，譙定價于邵雍之學，張行成“盡得康節之傳，而推演其說”，因此其學術歸宿最終落在邵雍的象數體系之上。在南宋理學逐漸興盛、義理之學壓倒象數之學的整體趨勢下，張行成堅持深耕象數領域，成為宋代巴蜀象數易學的集大成者。

二、張行成的核心易學思想與造詣

張行成的易學思想以“理數合一”為核心綱領，構建了完整的象數推演體系，其核心觀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理為太虛實義，數為太虛定分”

張行成在繼承邵雍象數之學的基礎上，對“理”與“數”的關系進行了創造性闡釋，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本體論命題：“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這一命題被后世學者譽為論《易》名言，南宋巴蜀理學名家魏了翁就曾評價張行成“頗得《易》數之詳”，對這一觀點十分推崇。

在張行成的理論體系中，宇宙萬物的生成遵循“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后則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的邏輯路徑：在天地萬物尚未形成的太虛階段，“理”是太虛本身所蘊含的本質規律，“數”則是這種規律所呈現出的固定分位，理與數共同構成了宇宙的本體；萬物產生之后，人們可以通過物象推究其中蘊含的數理，再通過數理把握本質的理，這種“由象而數、由數而理”的認知路徑，既繼承了邵雍“象數先于形質”的觀點，又整合了義理之學對“理”的重視，實現了象數與義理的初步融合。

與邵雍原有的思想相比，張行成更加明確地將“理”置于本體層面，糾正了純粹象數之學容易陷入瑣碎推演的偏差，同時堅持以“數”作為認知“理”的核心路徑，保留了象數易學的基本特質。這種理論構建，既體現了南宋易學“理氣融合”的整體趨勢，又保留了巴蜀象數易學的本土特色。

以十四圖構建完整的先天象數

張行成最重要的理論創造，就是以自創的十四圖推演邵雍的先天之學，構建了嚴密完整的象數推演體系。在其代表作《周易通變》中，張行成提出“象數之用皆起于交，交則變”的核心原則，將十四圖分為兩組，形成了象變與數變兩條相互關聯的推演路徑：其中“有極圖”“分兩圖”為十四圖之祖，象之變從“有極圖”開始，演變出“交泰圖”，最終總要于“四象運行圖”；數之變由“分兩圖”開始，演變出“既濟圖”，最終歸總于“八卦變化圖”；另有“掛一圖”處于兩條路徑之間，將象變與數變連接為一個整體，形成了邏輯嚴密、層層遞進的數理體系。

張行成對傳統的“先天圖”進行了創造性改造，將原本圓形的先天圖改造為正八邊形的“有極圖”，實現了“化象于數”，通過卦數、爻數、畫數三個維度重新闡發邵雍的先天思想。對于邵雍提出的“八正卦”理論，張行成從陰陽“純”“中”和性情論的視角切入，重新詮釋了“八正卦”卦體反覆不變的原理，深化了邵雍對卦體的認識。對于邵雍觀物論的“四分法”，張行成進一步進行數理推衍，通過“交”法的推演，由基礎的“四”推至“十六”，最終推演出二百五十六數，將邵雍的觀物思想徹底數理化。

當代巴蜀易學研究學者指出，張行成的十四圖體系是宋代象數易學最重要的創造之一，他將邵雍較為零散的先天圖說改造為系統完整、邏輯自洽的推演體系，使得邵雍之學真正能夠被后學傳承學習，這種貢獻在象數易學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當然，由于張行成對數理推衍過于熱衷，部分內容存在牽強附會的問題，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所言，其說“一一比附，務求其合，固不能無牽合湊泊之失”，這也是后世學者對其學說的共同認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體系建構的價值。

“七《易》匯通”的學術整理

張行成一生著述宏富，他用十年時間完成了《述衍》《翼玄》《元包數義》《潛虛衍義》《皇極經世索隱》《觀物外篇衍義》《通變》共七種易學著作，合稱“七《易》”，分別對從漢代到北宋的五種重要象數易學經典進行了系統整理和闡釋。正如張行成自己在《進易書狀》中所言，他撰寫七《易》的目的就是“梳理闡釋《周易》《太玄經》《元包》《潛虛》《皇極經世》諸書，以明曉諸《易》之變，匯而通之”。

具體來看，《周易述衍》十八卷的核心目標是闡明伏羲、文王、孔子一脈相承的圣人之《易》，梳理先秦易學的傳承脈絡；《翼玄》十二卷專門闡釋揚雄《太玄經》中的易學思想，將《太玄》的象數體系納入整體易學框架；《元包數義》三卷解讀衛元嵩的《元包》，梳理南北朝時期巴蜀象數易學的傳承；《潛虛衍義》十六卷闡釋司馬光的《潛虛》，將北宋新出象數著作與傳統易學打通；《皇極經世索隱》二卷和《觀物外篇衍義》九卷則專門詮釋邵雍的《觀物內篇》與《觀物外篇》，發明邵雍的先天象數之學；最后以四十卷的《周易通變》總結自己的思想體系，以十四圖為綱領推明邵雍先天之學。這種系統整理歷代象數易學著作的工作，在兩宋之際極為罕見，不僅保存了大量前代象數易學文獻，更實現了象數之學的“匯通”，將不同時代、不同流派的象數思想整合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三、張行成對巴蜀易學的歷史貢獻

作為南宋巴蜀易學的核心人物，張行成的貢獻不僅在于個人的理論創造，更在于傳承了巴蜀象數易學的脈絡，推動了“易學在蜀”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其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構建“易學在蜀”的學風

早在北宋時期，程頤就已經提出“易學在蜀”的說法，而張行成正是這一傳統在南宋時期的關鍵奠基人。據李冬梅《清代巴蜀 <易> 學文獻舉隅》統計，自漢迄清，巴蜀易學名家輩出，兩宋之際譙定、馮時行、張行成等人的傳承，使得巴蜀象數易學形成了連續不斷的脈絡。張行成師從譙定，而譙定是兩宋之際巴蜀易學承前啟后的宗師，張行成繼承了譙定的學術傳統，又將其發揚光大，最終將邵雍的象數之學在巴蜀落地生根，形成了具有巴蜀特色的象數易學流派。

張行成的學術傳承并未中斷，他的主要弟子呂凝之繼承其學說，繼續在巴蜀傳播象數之學，形成了“譙定—張行成—呂凝之”的清晰傳承脈絡，成為宋代巴蜀易學四大流派之一（象數流派）的核心傳承鏈條。正如當代學者潘悅在《宋代巴蜀易論文獻縱論》中指出的，宋代巴蜀易學文獻極為豐富，僅收入《四庫全書》的就達18種，而張行成不僅個人留下了完整的著作體系，更通過自己的整理工作，將歷代巴蜀象數易學成果整合起來，使得“易學在蜀”從一句說法成為真正的學術傳統。

推動巴蜀易學發展

宋代易學發展存在“義理”與“象數”分流的整體趨勢，洛學、閩學等主流理學流派都偏向義理，貶低甚至排斥象數之學，而巴蜀易學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多元包容的特征：蘇軾兄弟開創了“以人情解易”的義理傳統，張行成則堅持象數研究，形成了義理與象數并行發展的格局，使得巴蜀易學避免了主流學派“獨尊義理”的狹隘性。

張行成雖然深耕象數，但并不排斥義理，他提出的“理為太虛實義，數為太虛定分”，本身就是將義理之學的核心范疇“理”納入象數體系，實現了二者的融合。這種包容開放的學風，正是巴蜀易學的優良傳統，也影響了后世巴蜀易學的發展方向。后世元代、明代乃至清代的巴蜀易學家，大多同時兼顧象數與義理，既不陷入瑣碎的象數推演，也不走向空疏的義理空談，這種學風的形成，離不開張行成的開拓之功。

為后世易學研究發展助力

張行成的“七《易》”整理工作，對保存前代象數易學文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前代象數著作正是因為張行成的整理注釋，才得以流傳后世。例如邵雍的《皇極經世》和《觀物外篇》，內容原本較為零散，義理玄奧，張行成的《皇極經世索隱》和《觀物外篇衍義》逐字逐句進行解釋，使得后學能夠讀懂邵雍的著作，《四庫全書》將這兩種著作收入經部易類，正是認可其在傳承邵雍之學上的貢獻。

此外，張行成留下的《易通變序》《進易書狀》等單篇文章，不僅是研究其個人思想的核心資料，也保留了大量宋代巴蜀易學的學術信息，例如《進易書狀》詳細記錄了他十年著述的過程和七種著作的內容劃分，成為后世研究宋代巴蜀易學的第一手資料。正如潘悅所言，宋代巴蜀留下的單篇易論文獻多達200余篇，涉及作者四十五人，其中張行成的文章無論是思想深度還是史料價值，都排在前列，是宋代巴蜀易論文獻的代表作品。

四、張行成的歷史地位與后世評價

對于張行成的歷史地位，后世學者歷來有不同的評價，但總體而言，都認可其在巴蜀易學發展史上的關鍵地位。南宋魏了翁作為巴蜀本土理學宗師，就曾稱贊張行成“深得康節之旨”，對他的“理數合一”命題十分推崇；元代學者修撰宋史，雖然沒有為張行成單獨立傳，但在《地理志》《藝文志》中都著錄了他的著作，認可其學術地位；清代修撰《四庫全書》，將張行成的五種著作收入經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然批評其“牽合湊泊”，但也承認“行成生于康節之鄉，淵源有自，故陳邵氏之學者，必以行成為大宗”，這一評價可以說較為客觀地定位了張行成的歷史地位。

現代巴蜀文化研究興起之后，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張行成的價值。劉咸炘在梳理蜀學傳承時，將張行成列為兩宋蜀學的核心代表人物；當代學者研究宋代巴蜀易學，都將張行成作為宋代巴蜀象數易學的集大成者，認為他上承譙定，下啟后世，是“易學在蜀”傳統的關鍵奠基人。正如《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等地方文獻整理成果所揭示的，巴蜀地區從漢代開始就有象數易學的傳統，張行成將這一傳統系統化、理論化，使得巴蜀象數易學能夠與中原義理之學分庭抗禮，豐富了宋代易學的整體格局。

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張行成的學說確實存在局限性：由于他過度沉迷于數理推衍，部分內容過于牽強，脫離了對《周易》義理的現實關懷，這也是后世義理派學者批評他的主要原因；此外，他的象數體系過于繁瑣，難以被普通學者掌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學說的傳播。但即便如此，張行成對巴蜀易學的貢獻依然不可磨滅，他作為宋代巴蜀易學的代表人物，當之無愧。

結語

張行成作為南宋臨邛籍的易學大家，以十年閉戶之功著成“七《易》”，構建了完整的先天象數推演體系，提出“理為太虛實義，數為太虛定分”的核心命題，繼承并發展了邵雍的象數之學，傳承了巴蜀本土易學脈絡，是宋代“易學在蜀”傳統的關鍵奠基人。他上承譙定的學術傳承，下啟后世巴蜀象數易學的發展，整合了前代象數易學成果，實現了象數與義理的初步融合，為中國易學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今天重新梳理張行成的易學思想與學術貢獻，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巴蜀易學的發展脈絡，理解“易學在蜀”這一說法的歷史內涵，也能夠為當代易學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中國易學發展本身就是象數與義理共同推進的結果，只有兼容象數與義理，避免偏廢，才能推動易學研究不斷走向深入，而張行成和他所代表的巴蜀易學傳統，正是這一發展路徑的生動體現。

參考文獻

張行成. 全宋文·張行成文[M].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6.

劉咸炘. 蜀學論[M]//推十書. 成都: 成都古籍書店, 1996.

潘悅. 【文史英華】易學在蜀 于茲為盛 ——宋代巴蜀易論文獻縱論[J].

四川地方志, 2025(5): 45-52.

李冬梅. 【歷史文化】清代巴蜀《易》學文獻舉隅(一)[J].

四川省情, 2024(12): 36-38. 紀昀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策劃：布衣散人

編輯：陳佳 小冉

校審：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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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宋史翼》《全宋文》《全宋文·張行成文》《周易通變》《述衍》《翼玄》《元包數義》《潛虛衍義》《皇極經世索隱》《觀物外篇衍義》《通變》《清代巴蜀 <易> 學文獻舉隅》《宋代巴蜀易論文獻縱論》《皇極經世》《觀物外篇》《皇極經世索隱》和《觀物外篇衍義》《地理志》《藝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