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后，中美關系出現戲劇性變化。白宮首次正式采納“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表述，雙方圍繞經貿合作、戰略溝通與臺海風險管控釋放積極信號。但與此同時，科技競爭、產業鏈博弈、臺灣問題以及美國內部結構性矛盾，仍讓中美關系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本次中美領導人會晤早已結束，但背后的問題依然值得深思：此次元首外交為何能夠推動中美關系止跌回穩？特朗普為何與傳統美國戰略界存在明顯差異？臺灣問題上的風險點究竟在哪里？人工智能、金融風險與全球化潮流，又將如何影響未來的中美互動？

就以上問題，“北京對話”聯合創始人、秘書長韓樺對話香港大學政治學教授、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本文為對話摘編，供讀者參考。

中美關系出現戲劇性變化

韓樺：李成教授您好，您橫跨中美學界40余年，親歷中美關系多個關鍵周期，結合此次美國總統訪華，您如何評價當下的中美關系？與以往的中美元首互動相比，這次有何不同？

李成：首先最大的不同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因為過去9年中美關系實際上一直在下滑，所以大家都很擔心。當時中美兩國在互相關閉使領館，美國方面要挾停止接受中國留學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甚至提出要在經貿徹底“斷鏈脫鉤”，同時要停止各種民間的交流。

由此看來，中美關系在當時可以說是變得非常糟糕，一直在下滑，我們不知道到哪里是谷底。最令人擔憂的當然還是安全問題，在臺海方向、南海方向不斷要挾中國，制造很多可能出現擦槍走火的事件——當然擦槍走火都不是兩國的意愿。美國方面甚至有人叫囂，即使美國自身不保，也要阻攔中國的崛起。主要原因就是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國與九年前的中國完全不一樣，與20年前的中國相比更是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次會談中，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必有一戰的宿命論觀點，他認為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一個陷阱。我們首先要挑戰這種宿命論，而特朗普總統對此也作出了類似回應，他從一開始就表示中國是朋友，這一點至關重要。從將對方視為敵人到定位為朋友，沒有什么比這更具戲劇性了。

我在中國香港生活，日常通過各種民間渠道關注中國各地的報道。實際上，在特朗普訪華之前，中國民間對他有不少負面評論；但他訪華后，正面評價顯著增多。可見，就中美兩國民間印象而言，很多看法是可以改變的。這一點很有意思，一次元首會晤，就推動了這種改變的發生。

這讓我想起基辛格博士曾與我談及的“元首外交”。他親歷了中國五代領導人的歷程——自上世紀70年代推動中美關系正?；詠?，他不僅與每一代中國領導人都有過非常密切的往來，同時也與上世紀70年代至今的美國歷屆總統多有接觸，唯一未曾接觸的是拜登，而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兩人仍保持著頻繁互動。

2001年3月18日，基辛格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紀念中美“乒乓外交”30周年的招待會開始前揮拍助興。 新華社

基辛格認為，中美兩國的元首外交在出發點與著眼點上存在顯著差異：美國方面往往是就事論事，聚焦經貿合作、市場準入、技術競爭，或是伊朗局勢、俄烏沖突等地區性議題；中國則更重視宏觀層面的戰略定位，首先要先明確彼此是朋友、伙伴、對手還是敵人，這是核心前提，唯有這一問題解決了，后續問題才更容易推進。如果將中國視為對手甚至敵人，整個對話框架便已被限定。此次中美元首會晤，戰略定位依然至關重要，中國媒體也持續強調“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新定位的深遠意義。

而特朗普從一開始就強調中美友誼，這是他一以貫之的立場。除了過去九年中兩段短暫時期——一段是競選期間的競爭話術，另一段是新冠疫情期間的甩鍋言論——他始終將中國視為極其重要的存在，也是其諸多談判中的關鍵資源。他對中國懷有發自內心的敬畏，這與其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薄有關。因此，他更容易接受中國提出的新定位。對特朗普而言，其主要對手并非中國，而是國內勢力，或是那些他認為長期搭美國便車、不符合美國利益所在的盟友。他正是基于這樣的視角來看待問題。

因此，特朗普與中國的諸多戰略思維存在契合之處。此次戲劇性轉變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層邏輯：既源于中國戰略層面的通盤考量，也基于對當下美國及特朗普這位特殊領導人的了解。從這一角度出發，這無疑是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成功。不過，這不僅是中國的成功，對特朗普而言同樣有利。從更長遠的視角看，這更是對中美兩國都有益的局面。試想一下，如果真的發生軍事沖突，對美國有好處嗎？顯然沒有；對世界有意義嗎？同樣毫無意義。因此，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情確實是可賀可喜的。

中美關系不是新版美蘇冷戰

韓樺：特朗普離開北京時，對于中方提出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當時我們似乎都覺得他并未完全接受。但他在接受?？怂剐侣劜稍L時明確表示，此次訪華最大的收獲、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兩國關系的定位問題。

最新消息顯示，白宮已正式采納“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表述，但是加了限定詞，即“基于公平的、對等的基礎”。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又會如何闡釋這一概念？此外，這與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戰略穩定有何不同？它屬于何種機制？

李成：首先，我認為特朗普接受這一表述并不奇怪，他本身極其看重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系。盡管在接受?？怂剐侣劜稍L前可能未公開表態，但實際上他此前應該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了一定的默契。在概念的公布過程中，通常美國并不愿意讓其他國家主導戰略框架的制定，這一點更值得玩味了。

我認為這一框架是現實且務實的。過去九年間，中美兩國都發生了諸多變化。作為一位務實的、意識形態色彩不那么強烈且政治敏感度高的總統，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的整體判斷，既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體現出務實的態度，而非過度意識形態化或陷入過度的恐懼——我認為他并沒有這樣的傾向。

特朗普 資料圖：PBS

這與美蘇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時冷戰的基調是有限遏制而非全面遏制，其首要目標是防止戰爭。這樣一個區別于“熱戰”的“冷戰”概念早在冷戰初期就已經明確界定。值得注意的是，前蘇聯與當今中國存在本質差異。前蘇聯完全游離于國際經濟體系之外，科技也僅在航空航天等個別領域具備優勢。而中國的發展是全方位的，在經濟上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甚至在全球化融入度上超過美國；從軍事與科技層面看，當前的中國在這兩個領域均實現了長足發展；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保持著政治的穩定，這是前蘇聯所不具備的。因此，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對前蘇聯的判斷存在根本差異。

冷戰期間，喬治·凱南曾指出蘇聯在政治層面存在潛在問題。而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源于對中國會越來越強大的認知，以及曾經寄予厚望的“和平演變”設想的落空。這兩種狀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美國的“有識之士”正是基于這種認知，才產生了遏制中國的想法，但實際上這種遏制最后不會成功。

此次特朗普訪華的表現，明顯與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甚至與他身邊的一些鷹派人物立場相異。更不必說拜登政府此前的外交政策，在當時形成了鮮明的陣營對立。而特朗普根本不認同“陣營對抗”的邏輯，因此無論是對中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他的認知和以往過度的意識形態化是不一樣的。

韓樺：您一直認為特朗普具有鮮明的“交易型”外交特征。此次白宮宣布的對于中美兩國之間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的認定，一定要加上“on the basis of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就是基于公平的、對等的基礎。特朗普還率領了大批美國企業高管訪華，也引發外界對于中美經貿關系正常化的期待。

結合這兩件事情，想請您給我們分析一下，如今的美國，尤其是美國商界對中國的態度，與您10年前在華盛頓的所見所聞相比，有沒有什么變化？而這種“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系”的確立，未來又可能出現哪些變化？

李成：實際上，“對等”“互利”是中國外交的常用表述，美國過去在這方面提及較少。不過，現在的特朗普也開始強調這些原則，這恰恰印證了我剛才所說的，他是務實的，他也看到了美國存在的諸多問題。

這次他率領大規格代表團訪華，但發生了很多微妙的變化。九年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當下。如今，中國正展現出全方位崛起的態勢，不僅在經貿層面，在科技層面的發展同樣顯著，人工智能、芯片等產業均實現顯著提升。盡管在金融領域仍與美國存在一定差距，但也發生了很喜的變化。所以此次特朗普率領大規格代表團訪華，意在進一步拓展中國市場。而中國也希望避免中美“斷鏈脫鉤”?！懊撱^”的說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經常出現，當時的國務卿蓬佩奧頻繁提及“全面脫鉤”。現在，美方重新認識中國，回到了與中國合作的道路上，這種合作實際上是互利且對等的。

多家美國頂尖企業的CEO隨特朗普訪華 圖源：視覺中國

問題在于，中國在更多情況下追求的是包容性增長。這是因為在諸多領域，中國對美國的需求與美國對中國的需求存在差異。當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斷，但我個人認為，雙方都需要在經貿方面開展合作，只是合作的原因有所不同。中國更多是從戰略層面考慮，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就是“buy time”，也就是爭取時間、贏得時間。再過幾年，美國能對中國形成的壓制可能會越來越少，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領域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而在其他領域正在迅速發展乃至趕超。所以這種互利對等的合作在當前階段也符合兩國的利益。

從實力地位來看，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特朗普用“very strong”來形容中國，談到了中國的偉大。他完全是從他的內心出發，是真誠的敘述，不像有些人那么虛偽，明明內心充斥著忌憚卻不明說?，F在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其實在七八年前表示：“如果我們再等10年，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中國會完全趕超美國?！钡谝荒甓嗲埃l現“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目標基本達成，所以他應該要認識到中國的強大與發展態勢。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雙方在經貿領域開展合作對彼此都有利，尤其是那些大型企業負責人，對此看得更為清楚。中國也需要能源與農產品，這既是實際需求，也與中國的戰略定位相關。貿易本身便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如一些中國學者所言：如果貿易中斷，戰爭或許就會爆發。由此可見，貿易不僅僅是貿易，而是一種全方位的互動與聯結。

中國和美國實際上都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國。全球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在十年前達到了一個高峰。不過現在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很多人對全球化有了新的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的作用實際上很有限，這種觀點的產生是有原因的。美國的獲益群體主要集中在高端大型企業，尤其是前20%的收入群體，而其余80%的收入群體并沒有從中獲益。

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同事三年前做過一項研究，發現美國藍領工人現在的平均收入與上世紀70年代完全相同，也就是說，過去50年里沒有任何增長，除非把女性工人的收入加進來，可能還有增長。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能在藍領工人中獲得廣泛支持，以及拜登上臺后本想降低關稅卻未能成功。

在我的觀察中，“全球化”這個詞在美國或許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在中國仍然是褒義詞。事實上，不僅國家從全球化中獲益，而且收入最低的群體，其收入也實現了超過200%的增長，這和美國的差異十分顯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美國更應該學會換位思考，推動包容性增長，把經濟蛋糕做得更大。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領導人正在不斷強調包容性增長。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務必要注重互利，而非完全單方面獲益。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不僅西方會對中國產生看法，就連中國的一些鄰國恐怕也會難以招架。所以這是整個經濟行為模式的重大調整。

如何找到新的增長點，讓各方都能從中獲利？中國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起步階段，西方的中產階級是他們最好的伙伴，因為西方的中產階級提供了市場。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如今西方中產階級并未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其實也能為他們帶來福利。這種觀念轉變需要時間，因此保持戰略耐心至關重要。

韓樺：您已經回答了中國的再全球化應該往哪個方向走，以及中國的出海企業要注意防止把“內卷”帶出去。

李成：是的，這是“內卷外化”。

韓樺：無論是特朗普還是魯比奧，訪華后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都表示此次訪華是成功的，也特別提及美國需要推進“再工業化”，希望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投資到美國設廠。這一表態恰恰反映出美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新的調整。

時間在中國這一邊

韓樺：您剛才也提到，中國各方面實力正在增長，而特朗普也談到了軍事實力的問題。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一個問題——臺灣問題。中方領導人反復強調，處理臺灣問題要慎之又慎，可見臺灣問題確實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危險的議題。

此次雙方再次強調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特朗普在專訪中還提出了“四不”說法。那么您認為，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究竟存在哪些底線共識？未來幾年，臺灣地區面臨的最大風險點又會來自哪里？

李成：首先，毫無疑問，臺灣是中國核心利益之所在。同時我認為，西方對中國存在諸多誤解。中國國家領導人在一年前與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會面時就明確指出：“聲稱中國要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是美國反華勢力設下的陷阱。”中國始終致力于以最大努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但要說中國會放棄使用武力，這是中國領導人絕不可能作出的承諾。

防止戰爭的最好方式就是準備戰爭進行對沖。但中國在臺灣問題的處理上保持謹慎與克制，然而美西方都看不到或直接忽視，總是強調“大陸馬上要攻打臺灣”，這其中存在很多誤解和恐懼，也有很多居心不良之人妖魔化中國。

中國當然會就臺灣問題進行會談，因為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既有公開會談，也有非公開會談。特朗普在他第一屆任期初期，曾對國家安全顧問說過一件事，這在他的書中也有所提及：“臺灣是什么？臺灣是一支筆或筆尖。中國是什么？中國是個寫字臺。你說什么更重要？”這解釋了特朗普的思路，他確實是一位非常務實的領導人。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一定要保持戰略耐心。因為現在美國還有很多利益集團、不同群體——包括知識分子、民間人士和企業界——都在關注這個問題，他們有時并不理解中國領導人的思路和想法，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諸多原則立場在西方也沒有得到認真解讀。而且在我離開美國的那段時間里，你甚至不能講“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明明是任何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必須認可的原則，但在美國居然只有特朗普和馬斯克敢這么說，其他人實際上都不敢講，這真的是一個很畸形的階段。

曾有人建議特朗普訪華時簽署第四個公報，我們知道前三個公報涉及臺灣問題。但我的看法是：既然他連已有的三個公報都不執行，再簽第四個公報又有什么意義？或許更多公報是為了更清晰地闡釋對中國的立場，但特朗普在這類決策上，未必能和之前一樣保持足夠的務實性。因此在臺灣問題上，我認為需要假以時日，而且我始終相信，和平方式是最佳選擇，也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方式。因為時間在中國這一邊，我不認可其他不同的觀點。

我最擔心的是什么？最擔心的就是擦槍走火，不一定在臺灣海峽，甚至在東海或南海方向。不過，隨著領導人之間保持電話互通，情況會好很多。比如特朗普和習主席之間就可以隨時通話，這一點非常重要。特朗普曾表示，至少在他的認知里不會發生沖突，這說明雙方的溝通極其關鍵，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對稱或信息混亂。實際上，拜登政府之前也認為雙方都不會有意挑起戰爭，風險主要來自無意的擦槍走火和對信息的誤判。因此，我認為目前的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保持對話的機制，是極其重要的。

2025年在臺北舉行的軍事演習中展示的“愛國者”導彈系統 法新社

我剛才提到“時間在中國這一邊”，也許國內部分讀者和專家并不這么看。他們認為此事不能久拖，當下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但憑我在美國多年的生活經驗，坦率地說，美國這個民族極具冒險性，你很難預判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會采取怎么樣的處理方式。明確戰略定位，保持戰略耐心，全面客觀地理解對方的意圖，這是極其重要的。當然我堅信，中國的領導人具備這種戰略定力，能夠妥善解決這一事關民族大計的問題。

韓樺：您的回顧太生動了，一支筆和一張寫字臺的關系，恰恰說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對臺灣問題的定性或者說認識是一以貫之的，并未發生太大變化。不過正如您所說，無論是美方還是中方，戰略界、學界乃至各界對于這一問題，仍存在不同的目的、想法、看法和敘事表達。這里就涉及到美國戰略學界對臺灣的所謂“戰略模糊”，我冒昧地請教一下，您判斷經過這次訪問，美國會不會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

李成：我認為不會。仔細觀察特朗普就會發現，在回答相關問題時，他的助手已經提供了不少背景信息，而且他身邊有很多以前的鷹派人物，當然可能現在發生了不少變化。當他離開華盛頓時，美國的戰略界、學界、商界乃至民間都有一種擔憂，即特朗普會“進行交易并出賣臺灣”。這是美國人經常擔心的問題，歐洲人也經常有類似的擔憂，當然他們的這種擔憂是出于對中國的不了解，或者是對特朗普的不信任與對中國的恐懼疊加在一起。

不過，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的處理比較得體。首先強調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但不急于推動達成所謂的“第四個公報”。因為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會把很多反華勢力都煽動起來，這里面存在一個如何理解各方心態的問題。美國學界有很多框架化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既不了解中國多層次、全方位的特點，有時還會過度放大部分觀點或民間民粹主義的聲音。這些對中國的錯誤認知都是西方需要避免的，而中國也有必要認識到問題的復雜性。

我相信很多的觀念是會改變的，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其實在于臺灣民眾如何看待美國。美國有一個研究報告稱：“臺灣人只要打90天的巷戰，就能打贏?！迸_灣民眾看到這種說法，會是怎樣的反應？民進黨當局看到這個，又會是什么反應？美國人經常提到“烏克蘭的今天就是臺灣的明天”，臺灣民眾又會怎么想？我要強調的是，必須盡我們最大的努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這一問題，同時要對當前各方的心態有深刻的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

合作不會立刻達成，但值得期待

韓樺：除臺灣問題之外，您認為中美之間還有哪些結構性矛盾是這次訪問無法觸及，也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科技競爭、產業鏈安全、意識形態認知、全球規則主導權等問題，哪些會長期存在，哪些可能率先出現緩和？

這里有個補充背景，大家也在議論，就是2017年年底特朗普訪華時也是儀式堂堂，會晤氣氛也很好，但到了2018年中美貿易戰就爆發了。當然今年類似情況發生的概率會小一些，因為已經確定習近平主席在今年秋季會前往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今年雙方領導人還會在多個多邊場合有會面機會，所以時間線可能需要拉長一些。結合時間維度以及上述幾個最可能產生碰撞的領域，您會如何分析？

李成：我覺得你提的這些問題很好。剛才我提到，意識形態差異可能沒那么重要。因為在美國，民主黨認為特朗普本身帶著專制和獨裁傾向，所以特朗普對意識形態沖突根本不屑一顧。他不認可這種所謂的意識形態沖突，文化差異客觀存在，但這并非壞事，更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你死我活?？梢哉f，特朗普或許是一個政治手腕很強的人，但并非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人，這一點需要明確。

你剛才提到有些問題還會延續一段時間，這其中涉及認知層面的轉變過程，需要一定時間來完成。不過，有一個與九年前截然不同的情況，就是當下的美國面臨著嚴峻的困境。首先是伊朗事件，這對特朗普本人以及美國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他需要中國的幫助。其次，特朗普與盟國的關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就是美國并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去讓歐盟和其他國家“搭便車”，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變化。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國內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和九年前完全不一樣，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無論是民主黨、共和黨兩黨之間你死我活的撕裂，還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以及極端民族矛盾，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中凸顯出來的文化層面的撕裂與對抗。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美國目前的金融實力仍然十分強大，中美之間在這方面仍有不小差距，但美國股票市場與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高盛的研究表明，幾個月前美國家庭資產中49%配置于股票市場，這一比例遠超其他主要金融經濟大國——日本以13%位居第二，英國和歐盟都是10%，中國是9%。也就是說，美國在金融市場中的家庭資產是其他國家的數倍，這也是美國金融市場回報強勁的原因之一，但問題在于這種態勢能否延續。

當前美國家庭將49%的資產配置于股票市場，創下歷史新高。 高盛

還有幾個關鍵數據值得關注。第一，美國的退休金有70%被投入股票市場，如果股市泡沫破裂，那些80歲的老人根本不可能重返職場謀生，這無疑會引發崩潰性的后果。第二，眾所周知，美國人普遍沒有儲蓄習慣。第三，美元作為美國金融業強大的核心支撐，這種信心現在正在動搖。

這是否意味著金融危機可能發生？實際上已經發生過了，在“解放日”后的幾天里，美國銀行體系就蒸發了5萬億美元市值，這引發了巨大恐懼。此外，現在大家都在購買黃金，轉向多元化的資產儲備，這也是美元信心動搖的重要表現。由此可見，美國與中國合作的需求，不僅僅是特朗普個人作出的無奈選擇，而是當前的局面和九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但是，美國現在是不是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一次元首交流并不會改變所有的事情，我不認為這是一個180度的轉折，但它防止了局勢的垂直墜落，避免了極端事件的發生，從敵人變成朋友，這是極其有意義的。未來的情況尚不確定，但我想任何具備基本常識的人都會認識到中國的強大。

所以這并非是特朗普一個人的決定，但特朗普的特點就是我行我素，所以中國不能認為與他的合作是完全對的。換個角度看，美國的利益集團對中國心存忌憚，這是事實，但既然知道問題的痛點所在，你還有什么其他的選擇呢？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比如特朗普個性所表現出的“交易”藝術，但也存在結構性矛盾，這意味著中美兩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仍會有不少摩擦?？萍忌系母偁幨菢O其重要的，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畢竟大家無法完全相信彼此。

不過有件事很關鍵，實際上特朗普這次也提到了，我們其實面對很多共同挑戰：比如反對核擴散，中國在伊朗和朝鮮問題上的立場很明確；還有反恐怖主義；還有氣候變化議題，盡管特朗普對這不屑一顧，但是美國和歐洲很多人都認可中國在氣候變化以及新能源領域發揮的積極作用。特朗普本人或許未必認可，但美國國內的許多民眾，包括隨他一同來訪的企業家們會認可這一點。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怎么看待人工智能？當下大家更多談論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但中美共同面臨的真正挑戰是人工智能對全球的沖擊。作為人工智能領域領先的國家，我們既可以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獲益者，卻也可能因為過度依賴人工智能而使其成為潛在對手。這里的對手并非彼此，而是科技迅速發展后可能被恐怖分子等勢力利用的風險。在這方面，中美必須要開展合作。

我認為，首先我們不要抱有過高期望，合作不會立刻取得突破性進展。但是，中國擁有富有智慧的領導人，應該要對合作有信心。至于中美何時能夠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我希望這一進程快一些。盡管存在很多結構性問題可能阻礙合作，但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美關系惡化的根源在美國

韓樺：您長期強調要通過數據庫實證研究和長期觀察為中美關系正本清源，其實您剛才的分享中已經涉及到了相關內容。請問，目前美國對華認知的最大偏差在哪里？畢竟兩黨在反華這一點上仍然屬于同一條戰線。這次訪問后，美國國內的對華戰略共識會不會出現一些調整？此外，中國對美國的誤讀又有哪些？需要如何調整？

李成：美國對中國的誤讀太多了，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沒有認識到中美關系為什么會惡化。中美關系惡化的根源，是美國自身對中國的擔憂與恐懼，并歸咎為“中國變得越來越專制，越來越走另外一條路”，這是極其錯誤的。實際上，無論是經濟學界還是政治學界，美國的思想和學術走入了歧途。

美國經濟的繁榮是有代價的，最大的代價就是其主動將制造業中斷了，如今想把制造業重新拉回絕非易事，在我看來甚至幾乎不可能。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時，尤其是在服務業的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拋棄制造業，這正是中國決策者與智庫的睿智之處。

在政治學領域，因為我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中成長起來，所以我相信民主的價值。但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尤其是美國國內的種種問題，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美國的政治學與經濟學。但是很遺憾，當下美國更多地還是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沒有看到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也忽視了任何政治制度都存在優點和缺點。

同時，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發展有其內在邏輯，中國實際上一直在不斷開放與學習。舉個例子，“治理”這個詞在中國是最近二三十年出現的新詞匯，是從美國那里學到的。但是很遺憾，現在美國很少人談論“治理”，只有少數幾個基金會在繼續相關研究，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很少涉及這個話題。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學習外國經驗的同時，保留著自身的優勢。中國特色在不斷演進，中國的制度化建設，包括剛才所講的“治理”，包括全面從嚴治黨，包括政績觀等等，都在推進中。我長期研究中國共產黨，明白中國共產黨在發展過程中，諸多制度化建設仍在不斷完善。所以，西方一是不了解中國，二是完全妖魔化中國，他們并沒有看到真實的情況。

我認為我們對政治學、經濟學兩個學科要有重新的認識，尤其是要探究美國的政治制度為什么會滋生如此嚴重的腐?。繛槭裁磻椪谶@么短的時間內受到了劇烈的挑戰？而且要認識到特朗普并不是產生問題的原因，而是制度問題的產物。當下西方對中國最大的誤解，就是將中美關系惡化的所有原因都歸咎于中國，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美國國會大廈 資料圖：新華網

那么中國的問題又在哪里呢？我認為是缺乏足夠的換位思考，沒有真正思考此時此刻美國人為何會對中國持有這樣的看法，也沒明確從中國自身角度出發需要改進的方面。所以我認為，雙方都應該秉持包容、開放、多元的態度，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國和美國都是偉大的國家，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這一點兩國領導人也反復強調。

中國在探索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些曲折，可能不盡人意。三年前我離開美國時接受采訪，當時我提出美國要避免類似于中國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這一觀點已被很多美國諸多知識分子接受。

對美國兩黨而言，此時此刻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痛苦的時期。但是現在制度層面的機制在哪里呢？按理說，構建機制最好的方式就是選舉，但實際上美國人現在對選舉產生了懷疑。所以在這方面，必須要進行換位思考，理解為什么此時此刻美國會面臨如此嚴峻的問題。相互理解至關重要，但換位思考并非易事。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教育文化領域的交流就顯得極其重要，我最擔心的就是教育交流被迫終止。

韓樺：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F在有一種說法是“懸崖勒馬”，否則真的會一路向下。這點特別重要，包括“1.5軌”“二軌”外交，還有年輕人之間的更多交流，以此提升相互認知。

“一枝獨秀”不如“滿園春色”

韓樺：結合此次特朗普訪華的成果與局限，您會如何描述未來中美關系最樂觀、最現實以及最悲觀的三種情景？在當下這個節點，你最擔心什么，又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首先我談談最樂觀的情景。最樂觀的情況發生的概率并不高，它需要有一個突發重大事件，促使中美兩國在認知上發生根本性變化，真正意識到彼此是朋友、是伙伴，是在一條船上的命運共同體。

據我的觀察，現在中國領導人與知識界有很多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但美國方面只有少部分人認識到，大多數人并沒有這樣的認知。新冠肺炎疫情本應該是這樣一個契機，但是很遺憾我們失去了這樣一個機會，反而成為美國指責中國的借口。我仍然希望有這樣一個特殊事件發生，推動雙方改變認知，真正意識到我們處在同一個大場域中。

中美最實際的走向會是：兩國尚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朋友，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能夠維持既有合作又有競爭的局面。只要未來10年不發生戰爭，我相信雙方最終會意識到別無選擇，這是基辛格博士經常和我提到的觀點。在人類歷史尤其是當代社會中，很少碰到如同中美兩國一樣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局面。基辛格博士的觀點也說明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偽命題，畢竟2000多年前的希臘城邦國家，與現在擁有核武器、人工智能和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沒有可比性。

只要某一個國家不犯下一連串非常愚蠢的錯誤，是不可能出現一方徹底把另一方擊敗的情況。在人工智能時代，一旦發生沖突，只會兩敗俱傷?；粮裨?0歲左右開始學習人工智能理論，在這最后10年，他把這套理論納入了戰略家的核心思考框架。英國的溫斯頓·丘吉爾曾說過：美國人終究會做對的事情，但是往往要先試完所有錯誤的選項。

那么最壞的情況，就是擦槍走火、爆發戰爭，這是難以想象的，也是毀滅性的。有人問戰爭怎么打，我說我們誰都無法預知未來戰爭的走向。基辛格博士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俄烏戰爭可能最后會運用一些人工智能，但是從總體講，這仍然是一場常規性戰爭，是20世紀的最后一場戰爭。而中美若在任何地點交戰，將會是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人工智能的戰爭。這是不可思議的，所以要極力避免。

中美若在任何地點交戰，將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人工智能的戰爭。 資料圖

而中美領導人此次會晤，就是往避免沖突的方向走了一大步，所以我認為這一次中美元首會晤的價值就在這里。盡管我們并不天真，清楚一次訪問不可能解決所有事情，也知道特朗普及其團隊中，很多人與美國目前的政治氛圍不一樣，但談判終究是與領導人、決策者之間的對話。

韓樺：在未來的兩年半，即特朗普本屆任期結束前，以及未來5-10年您最期待看到什么？

李成：我已經講到了中美不要開戰，中美應該繼續推進兩國年輕人的交流。只要我們的交流之門始終敞開，只要我們對世界、對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之書始終打開，我們的思路就不會封閉。所以要對話，要合作，要搭建平臺，要架設橋梁。無論是媒體還是智庫，都應該肩負這種歷史的使命感。

就我個人而言，我一半時間在中國，一半時間在美國。對這兩個國家，我首先認為它們都是偉大的國家，但如果這兩個國家發生戰爭，這將會是人類的不幸。這種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卻必須要極端避免，因此這一點極其重要。中美兩國是兩種文化的產物，是兩國教育制度的產物。

我前段時間談到，太平洋英文“Pacific”帶有“和平”（peace）的含義。我們是和平的受益者，我們要做橋梁和使者，通過對話和交流避免極端化，避免缺乏相互的換位思考。中國領導人講過，不能“一枝獨秀”，而應“滿園春色”，不能夠只是單純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必須與各方開展合作。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外交活動如此頻繁，各國領導人與高層人士不斷訪問中國，因為中國強調的是多邊主義，重視聯合國的作用。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固然重要，但不應該以犧牲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為代價。

所以值得慶賀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而非傳統意義上所謂“G2”概念。如果以G2模式承擔國際組織公共產品，特朗普政府顯然并不樂意，他更傾向于權力概念，這與多邊合作的世界理念存在明顯差異。

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了一個多邊、多元且多極的世界。在此進程中，各國存在很多共同利益，無論是防范恐怖主義進一步擴散，還是防止科技迅速發展對人類造成的負面沖擊，或是防止重大疾病的再流行等等，這都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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