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觀》呈現了愛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我的人生觀》則進一步展現了愛因斯坦是如何在具體的人生處境中將這種理解落實到具體的生命實踐之中的。

愛因斯坦以純粹的思考掌控自己的命運，也讓他人看到，人的心智可以成為對抗恐懼和混亂的力量。這也正是今天我們仍需要愛因斯坦的原因。他證明了：自由的心智可以對這個世界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我的人生觀》（中信出版社，2026年5月版）

下文為《我的人生觀》一書收錄的愛因斯坦發表于1920年的文章《我的答復：論反相對論公司》以及方在慶撰寫的導讀。該書系統收錄了愛因斯坦關于人生、科學、教育、文化，以及戰爭、和平與道德等問題的思考，書中約有一半內容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版。編譯者方在慶堅持追溯原始語言版本，力求精準還原愛因斯坦細膩而深刻的文筆，并為每篇文章撰寫了按語，幫助讀者理解歷史背景與核心思想。

編者按

——方在慶（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華東師大紫江講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德國，正處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社會秩序劇烈動蕩的時期。戰敗、賠款、經濟危機以及政治極化，使許多人傾向于將德國的困境歸咎于“外來”思想與“非民族”力量。在這一背景下，相對論逐漸不再僅僅是一種物理理論，而被部分民族主義者塑造成一種“危險的現代主義象征”。

愛因斯坦的處境因此尤為特殊。他不僅是當時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同時還是公開主張國際主義、和平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猶太知識分子。在不少民族主義宣傳者眼中，相對論于是被描述為一種“非德意志科學”，甚至被視為德國傳統精神的對立面。1920年前后圍繞相對論展開的大規模公開攻擊，已經明顯超出了正常科學論辯的范圍，而帶有輿論動員、身份政治與民族情緒宣泄的性質。

民族主義者保羅·維蘭德（Paul Weyland，1888-1972）和實驗物理學家恩斯特·格爾克（Ernst Gehrcke，1878—1960）等人之所以能夠在柏林組織公開反相對論集會，并不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足以推翻相對論的科學證據，而是因為他們成功利用了當時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反猶氛圍。后來在德國進一步發展的“德意志物理學”（Deutsche Physik）或“雅利安物理學”（Arische Physik）運動，實際上正延續了這種將科學問題意識形態化、民族化的傾向。

也正因如此，愛因斯坦在本文中的回應，不僅是一篇科學辯護文字，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家面對政治化輿論攻擊時，對科學共同體原則的一次公開捍衛。他反復強調“邏輯”“證據”與“國際同行判斷”，實際上是在拒絕讓科學服從民族情緒與意識形態壓力。

在具體論證中，愛因斯坦逐點澄清格爾克等人的錯誤說法，包括時鐘佯謬、水星近日點進動、太陽引力導致的星光偏折以及譜線紅移等關鍵議題，并指出對方存在刻意篩選材料、誤導公眾印象的傾向。文章一方面保持了科學論辯的嚴謹與克制，另一方面也清楚揭示了反相對論運動背后的政治動機，以及其對德國學術聲譽造成的損害。

文中提到的格貝爾（Carl Ludwig Paul Gerber，1854—1909）是一位德國物理教師，曾嘗試解釋引力傳播與水星近日點進動問題。格爾克等人試圖借此說明，相對論并非首個解釋該現象的理論。然而，包括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在內的許多物理學家都指出，格貝爾理論在邏輯推導上存在根本缺陷，雖然其數學形式曾得出與廣義相對論相同的結果，但缺乏可靠的理論基礎。

文中提到的萊昂哈德·格雷貝（Leonhard Grebe，1883—1967）、阿爾貝特·巴赫姆（Albert Bachem，1888—1957）與法國物理學家讓-巴蒂斯特·佩羅（Jean-Baptiste Alfred Pérot，1863—1925）等人，都參與了廣義相對論譜線紅移效應的早期實驗研究。其中佩羅與夏爾·法布里（Charles Fabry，1867—1945）共同發明了法布里—佩羅干涉儀，對后來的精密光譜測量影響深遠。

下文原載于1920年8月27日《柏林日報》第1-2版，后收入《愛因斯坦全集》第7卷文件45。原題“Meine Antwort. über die anti-relativit?tstheoretische G.m.b.H.”中，“G.m.b.H.”為德語“Gesellschaft mit beschr?nkter Haftung”（有限責任公司）的縮寫。愛因斯坦借此諷刺對方拉幫結派、以輿論方式“經營”反相對論運動。

《返樸》注：本文為方在慶為《返樸》撰寫的按語，書中帶有一篇略簡短的版本。

我的答復：論反相對論公司

愛因斯坦（方在慶 編譯）

一伙人打著“德國自然科學家工作協會”這樣堂皇的旗號糾集起來，其暫且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非物理專業人士眼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創立者我本人。不久前，維蘭德先生和格爾克先生在愛樂音樂廳就此做了首場演講，我本人也在場。我十分清楚，這兩位發言者根本不值得我親自撰文回應——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此舉并非出于對真理的追求，而是別有用心。（倘若我不是一名持自由主義與國際主義立場的猶太人，而是一名無論是否佩戴“卐”字標志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那么……）我之所以做出回應，僅僅是因為多位善意人士一再敦促，希望我的立場得以公之于眾。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據我所知，當今凡在理論物理學領域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學者，幾乎無人不承認相對論體系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且與迄今可靠的實驗事實相符。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包括洛倫茲、普朗克、索末菲、勞厄、玻恩、拉莫爾、愛丁頓、德拜、朗之萬、列維-齊維塔，均支持該理論，其中多數人還為之做出了寶貴貢獻。在國際知名物理學家中，我能指出的公開反對者唯有勒納。

我敬佩勒納作為實驗物理學大師的成就，然而他在理論物理學領域迄今毫無建樹，其對廣義相對論提出的異議又如此膚淺，以至于我一直認為不值得費神詳加回應。不過，我打算日后補上這一課。

有人指責我為相對論大搞品位低劣的宣傳。對此我只能說：我一生都崇尚審慎、冷靜的措辭與簡潔明了的表達。無論談論的是相對論還是其他話題，那些高調浮夸的辭藻總讓我起一身雞皮疙瘩。我過去常常嘲笑那些空洞煽情的文字，如今它們竟被一股腦兒算到了我的賬上。不過，我很樂意把這種“樂趣”留給那家“有限公司”的先生們去享受。

現在談談那場演講：維蘭德先生（此人似乎并非專業人士——醫師？工程師？政客？我無從考證）完全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內容，只是肆意宣泄粗鄙之詞與卑劣指控。第二位講者格爾克先生則一面散布謬誤陳述，一面進行片面的材料篩選，企圖在缺乏專業知識的公眾中制造錯誤印象。以下例證足以說明。格爾克聲稱相對論會導致唯我論，此論調足以令所有行家發笑。他依據的是著名的雙鐘（或雙生子）案例——一個時鐘相對于慣性系完成往返航行，而另一個保持靜止。他堅稱理論會推導出兩個并列靜止的時鐘相互延緩的荒謬結論，盡管頂尖相對論專家已多次通過口頭及書面形式駁斥這一說法。我只能認為這是蓄意誤導公眾。

此外，格爾克先生援引了勒納先生提出的諸多疑問，其中多涉及日常力學案例。這些疑問早已因我的普遍證明而失效——該證明指出廣義相對論的論述在一階近似下與經典力學相符。然而，最令我確信其意圖并非揭示真相的，是格爾克先生關于實驗驗證的論述。格爾克先生試圖使人相信，水星近日點進動無需相對論亦可解釋。現有兩種途徑。其一是假設存在特殊行星際物質，其質量分布恰好能引發觀測尺度的近日點進動——相較于無需任何特殊假設即可解釋水星近日點進動的相對論，這顯然是極不完善的解決方案。其二是援引格貝爾的論文，該文獻早于我提出了水星近日點進動的正確公式。然而學界共識是：格貝爾的推導過程存在根本缺陷，且其公式無法從其初始假設中經由邏輯推演得出。因此格貝爾的論文毫無學術價值，堪稱失敗且無法修正的理論嘗試。我必須指出，廣義相對論首次為水星近日點進動提供了實質性解釋。我最初未提及格貝爾的論文，是因為在撰寫水星近日點論文時并不知曉該文獻；即便知曉，我亦無引用之必要。格爾克與勒納先生據此對我進行的人身攻擊，已被真正學界同人公認為有失公允——此前我始終認為對此做出回應有損尊嚴。

格爾克先生在論述英國學者對太陽引力致星光偏折的精湛觀測時，刻意只提及三個獨立觀測組中定日鏡畸變導致數據失準的那一組，而隱瞞另兩組的有效數據。他更未說明，英國天文學家在官方報告中明確將這些觀測結果視為對廣義相對論的輝煌驗證。

關于譜線紅移現象，格爾克先生既未指出當前觀測數據仍存在矛盾，也未說明最終結論尚待確立。他片面援引否定相對論預言之證言，卻刻意隱瞞格雷貝與巴赫姆的最新研究，以及佩羅的后續實驗，這些均已證實既往反例不再成立。我還想指出，應我之提議，即將在巴特瑙海姆舉行的德國自然科學家大會上，將專門安排一場關于相對論的討論會。屆時，凡是有資格在科學論壇上發言的人，都可提出自己的異議。然而，當我的荷蘭同行洛倫茲和英國同行愛丁頓——兩位都曾深入研究相對論并多次發表見解——看到這一理論及其創立者竟在德國本土遭到如此詆毀時，他們恐怕會感到十分詫異甚至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