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環境法一直被普遍認為難堪重任。2020年，格雷姆·塞繆爾教授在一份措辭嚴厲的評估中指出，《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既無效，也無法應對未來的環境挑戰。
2025年議會最后一個開會日，工黨在與綠黨達成協議后，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澳大利亞自然法改革。環境部長默里·瓦特表示，這些改革將為環境帶來切實益處，并“保護珍貴之物”。
如今，隨著立法程序塵埃落定，環保人士關心的是，這些改革究竟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關鍵問題在于，新法中的兩項擬議“環境標準”——這套新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否足以承擔這一任務。
此前，《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要求決策者完成程序上的各項勾選，但這并不必然帶來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結果。
例如，環境部雖然可以獲得開發項目對黑喉雀影響的信息，但它只需要“予以考慮”。即便預計項目會對這種雀類造成嚴重影響，法律也沒有要求必須否決項目，或附加限制條件。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塞繆爾教授主張制定新的國家環境標準。這些普遍適用的要求，將為全國范圍內的環境決策結果提供指引。
例如，他提出的受威脅物種標準中，就包括這樣一項目標：這些物種應當“在一段時間內得到保護、管理并逐步恢復”。除極少數且只能以公共利益為理由的例外情況外，相關決策都必須與這些標準保持一致。這樣一來，環境決策就不再只是走程序，而是必須推動對自然有利的結果。
盡管工黨早在2022年就承諾引入環境標準，但改革推進并不順利。為了達成這項協議，前后花了3年時間，經歷了一次選舉、更換環境部長，以及一連串妥協。
目前，已有兩項標準草案公布，并向公眾征求意見。其中一項針對“國家環境重要事項”。這是《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中的一個術語，涵蓋世界遺產地、遷徙物種和大堡礁國家公園。
另一項則針對“環境補償”，也就是為抵消項目對環境造成的不可避免負面影響而采取的措施。
乍看之下，這兩項草案確實包含了塞繆爾教授所主張的那些要素，包括目標和結果。例如，“國家環境重要事項”標準就提出，棲息地應當得到保護、保存和修復。
兩項標準中一些隱藏較深的條款，實際上讓這些目標和結果幾乎失去意義。這些條款規定，只要部長作出的決定符合標準中另一部分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原則”，就視為已經滿足相關目標和結果。
這些法律技術細節確實容易讓人困惑。但現實是，如果標準以目前的形式獲批，環境決策的重點將重新回到“走程序”上。
這些新標準還把重點狹窄地放在“不可替代”棲息地上。對于已被認定為受威脅的物種，那些“不可替代”且對其在野外維持“可存續性”必不可少的棲息地，應當受到保護。
這種表述聽起來似乎符合塞繆爾教授原先的設想，但“不可替代”的定義過于狹窄，意味著只有最稀有、最脆弱的棲息地才會被納入保護范圍。
這與聯邦政府此前“不能再有新的物種滅絕”的承諾并不一致。要避免一個物種走向滅絕，就必須在局面惡化到臨界點之前保護其棲息地。
在這樣的弱標準之下，聯邦政府還在加快推進把審批權下放給各州和領地，這尤其令人擔憂。聯邦政府在環境監管中承擔著重要的監督角色。雖然這種情況并不多見，但它過去也曾出手，阻止過一些破壞性最強的項目，例如擬議中的圖恩達港開發項目。
按照改革后的法律，這些標準本應成為約束州權力的一道關鍵護欄。只有在確認某州的環境審批框架與聯邦標準一致后，部長才能將權力下放給該州。除非制定出真正有力的環境標準，否則這種對州權力的約束將相當有限。
默里·瓦特曾承諾，《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的改革將為環境帶來切實益處。遺憾的是，從目前的標準草案來看，這樣的結果幾乎得不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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