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26日電 題：中國可成為連接全球南方與西方人權體系的橋梁

作者 田飛龍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人權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和共同文明成就。不同民族與文明均有關于人權的思想、典籍、人物、智慧、制度和實踐方法，都有關于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權利、義務、責任、關系、權威、秩序與認同的人權哲學及其理論資源。因此，人類文明史不僅是經濟貿易史和戰爭沖突史，也是人權文明與人權治理的影響滲透史與交流互鑒史。

中歐人權對話兼具歷史性與現實性

中國與歐洲都是有著數千年文明史與民族發展史的“軸心文明”，都是對人類文明進步與全球治理體系作出重要探索和貢獻的偉大歷史主體。中歐人權對話，不僅是關于人權制度與實踐的現實性對話，更是關于人權理念與文明智慧的歷史性對話。

這種對話要突破的是，文明的歷史隔離、地理隔離、意識形態隔離與社會制度隔離，以及由“文明沖突論”帶來的文明戰爭陷阱；要構建的是，以文明多樣性、世界民族平等與人類和平發展為共識基礎的人類人權文明新形態與全球人權治理的新秩序。

中歐攜手，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造成的全球安全赤字、全球發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與全球信任赤字的不確定性中，創造基于跨文明人權共識的價值確定性與制度確定性。

中歐人權對話與制度互動，還是全球南方人權觀與西方人權觀長期歷史性對話與交融的最佳縮影，是全球人權運動與人權治理國際合作的制度范例。

從《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發展權利宣言》等國際人權法核心公約和宣言的內在價值、精神與原則來看，人權是每個人和所有人的共同權利，是人類和平發展與團結進步的共同價值基礎和共同身份標識。

從人權的代際傳承性、整體性、不可分割性以及人權的跨文明屬性來看，無論是西方人權觀的“自由民主”范式，還是社會主義人權觀的社會平等范式，抑或第三世界國家人權觀的民族權與發展權范式，都是對每個人與所有人共同權利的思考與追求，只是因文明、處境、利益和制度差異而有別。

人權觀與人權制度的差異有客觀性和歷史性，不應成為文明沖突和人權干預制裁的理由，而應成為文明互鑒與人權治理合作的起點與基礎。

2026年5月，中歐人權研討會在巴黎舉行。圖為嘉賓聽取田飛龍線上講話。主辦方供圖

全球南方人權觀的形成與核心特征

全球南方是21世紀全球人權治理與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構建的重要主體力量。全球南方是一個逐步發展、演變和中心化的全球化概念，其前身與去殖民化運動及政治經濟新秩序運動密切相關，也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亞非拉團結運動、民族權與發展權運動密切相關。

相比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概念與斗爭方式，全球南方國家在客觀面對殖民歷史負面性與西方霸權壓迫性的同時，更注重依托聯合國框架的集體維權與集體合法斗爭，以及向全球規則秩序和全球人權治理體系輸入民族權與發展權的規范內涵與制度主張。198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可視為全球南方國家人權觀與人權進步運動的標志性制度成果。

具體而言，全球南方對人權的關注與行動來自于對自身民族文化傳統的回溯、復興與守護，以及對西方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及全球化霸權秩序的反思與斗爭。全球南方人權觀的核心特征表現為：

其一，以民族權和發展權為核心，與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對自由民主的個體主義權利之聚焦和保護存在歷史性和制度性差異，從而從結構上有效彌補和拓展了國際人權法理論內涵與規范體系；

其二，在聯合國人權治理范疇與雙邊、多邊的人權競爭合作中，持續穩定地展開立場表達、法理宣示和制度競爭；

其三，重視自身民族文化傳統的價值與社會集體利益，在文明復興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構建中逐步擴大人權保護范圍和強度，并尋求一定程度的國際理解與援助，是全球人權運動和人權治理進程的重要參與者和塑造者。

2026年4月29日，全球南方可持續發展論壇暨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成立十周年會議在北京大學舉行。中新社記者 王紫儒 攝

連接全球南方與西方人權體系的橋梁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的全球南方國家。中國人權道路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人類、區域與世界、個體與共同體、制度與文明等核心范疇與張力結構的實踐理性成果，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鍵維度。

在全球南方人權觀及其制度發展進程中，中國人權道路的文明、民族、歷史與制度特征、要素與成就，是最具代表性和全球影響力的，客觀上構成了溝通全球南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觀的歷史與政治樞紐，也成為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人權共識與人權治理合作網絡的關鍵力量與方案。

縱觀中國人權發展史與全球人權治理史，中國人權道路存在民族性、全球南方屬性和世界普遍性的遞進層次，可成為連接全球南方與西方人權體系的橋梁，對促進全球人權理論豐富發展和全球人權治理制度創新，有著正當且強勁的動力和進步性，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切互動與和諧共生的重要價值與制度坐標。

其一，中國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東方國家，中國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社會互助、民族融合與天下大同的人權思想和人權治理智慧，與國際人權法體系中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民族權、發展權等深度契合，因而與全球南方人權觀是內在一致的；

其二，中國有著近現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經驗和現代國家的構建經驗，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反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及人權干預制裁，在全球人權治理與行動中存在高度協調性，有著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

其三，中國人權道路是一條歷史綜合的復合現代化道路，是儒家民本主義、共產主義與現代人權主義的結合，整體上以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為人權的前提和基礎，以文明多樣性、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廣泛的國際人權合作為人權治理導向，以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平等主義及其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為人權治理的法理基礎和制度目標；

其四，當代中國人權觀與中國解決人權問題的正確道路，是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歐洲文明體系中的人權觀、文明觀與人權治理、人權合作路線存在差異性，也存在共同性。中歐雙方可通過人權文明與人權治理的平等、真誠、持續對話實現求同存異，不僅從彼此思想與實踐中尋求真理和寶貴經驗，還可通過凝聚共識與協調行動共同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權治理系統方案。(完)

作者簡介：

田飛龍。作者供圖

田飛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央民族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法與行政法、人權法、國家安全法、“一國兩制”、涉外法治、民族治理與全球秩序。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專著，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2項，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項，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法律與社會評論數百篇。

【編輯:于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