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那天，我在公交車站等了很久。車要么遲遲不來，要么慢得讓人心焦。我盯著空蕩蕩的馬路，心里嘆氣：怎么又是這個站臺，怎么每次都這樣。生活好像一場永遠等不到結果的游戲，而那個受難日，對我來說就是終章。我想走，不想再等了。
可惜沒走成。教區的神父SL在受難日禮儀上，站在主禮席，語氣硬朗得像抓住了我：“今天我看見你在這里。所以明天你一定要來！必須來！因為故事不會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里結束……”那句話像一只手，把我按在原地。我掙扎著去參加了復活節守夜，卻發現心里那個小孩又添了一層新的傷。復活的日子，竟成了我哀悼的起點。
后來我去見心理輔導員，跟他聊“等待”這件事。等待太可怕了。我問他，假設我活在兩千年前，和那些人一起守著耶穌復活的盼望，他們是怎么撐住的？他們真的相信他會復活嗎？我問得很認真，甚至有點傻氣。輔導員不是天主教徒，但他了解基督教的歷史。他問：“他們知道他會復活嗎？”我說知道。他又問：“他們真的信嗎？”我說有些人信，有些人不。就像那兩個往厄瑪烏走的門徒，低著頭、滿臉失望，他們其實沒真信；多默也懷疑過。
然后我把最怕的那個問題扔了出來：“可是，如果耶穌沒有復活呢？如果當時所有人都等了，他卻沒起來，而我正好也活在那個年代，和他們一起等，等到一場空——我會不會覺得自己很蠢？會不會覺得相信他的這些年都白費了？他是我摯愛的那一位啊。我會不會覺得自己活在妄想里，像活在一個巨大的幻覺中？”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的頭很重，心像被撕扯一樣疼。那是一種無聲的哀悼，仿佛和深愛著的人之間的血肉聯系正在一寸寸剝落。
我已經不記得輔導員具體說了什么，但他問我的那句話，一直留在腦子里：“你為什么要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別人的看法上？不管那個別人是神父，還是整個教會團體？”問這話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但正因為他站在外面，反而看得更清楚。那一刻，我感到有什么東西在松動——原來我一直問的“會不會白等”，其實是在問“如果別人覺得我白等，我該怎么自處”。
就在哀傷最濃的那段日子，我認識了一位耶穌會的神父。他不是本地的，是派到其他地方傳教的會士。他的出現，像在已經寫了一半的稿紙上，輕輕掀開了新的一頁。我還在慢慢講述那個掛在十字架上的人，和我這些年盲目又赤誠的愛。至于答案——也許重要的已經不是“有沒有白等”，而是當所有人都散場，你還愿不愿意坐在那個空了的公交站，繼續等下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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