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偶讀魏斐德著、梁禾譯《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有這樣一段話：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6個世紀之后，詩人杜甫寫道:“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諸葛亮終年54歲，而戴笠死時49歲。

令我詫異的并不是作者將戴笠與諸葛亮相比，而是這段話的注釋：

該詩句未被選入杜甫詩集。

須知，宋代已“千家注杜”，至清代《杜詩詳注》出，杜詩文本大體定型，后世輯佚似乎僅有陳尚君、張忠綱等先生數首、數句而已。難道說數千年未能輯出，美國人魏斐德卻能發現？

蕭滌非主編、張忠綱全書終審統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首先，我查了《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在團結出版社、新星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的三個版本，這段文字處理略有差異，但具體表述未變，都是魏斐德引杜詩，梁禾出注或正文說明杜集未收。

其次，利用“中華經典古籍庫”，檢索了《杜詩鏡詮》《杜詩詳注》，沒有這兩句；再檢索《全唐詩》，依然沒有這兩句；……

那這首署名杜甫，寫諸葛亮的詩從何而來呢？

換個思路，不到杜詩別集或者唐詩總集里找了，直接在“中華經典古籍庫”廣撒網，這一搜，搜出來了，這首詩只在兩部書里出現過，一是中華書局2009年版的《三國演義》第一百四回《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一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的《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第一百五回《武侯遺計斬魏延》。

《三國演義》，中華書局2009年版。

二者出現位置不同，但文字大體相同，前者文字如下：

后杜工部有詩嘆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

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誰復著勛名。

空余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

好看綠陰清晝里，于今無復迓歌聲。

并且，后來我發現很熟悉的兩本書早就考證過這首詩：

1.石麟《三國演義：歷史考證版》（崇文書局2022年版），第862頁有此詩旁批：

歷史考證版《三國演義》

此詩不知何人所作，《全唐詩》、杜甫詩集均未見此詩。嘉靖本此詩在《武侯遺計斬魏延》一則中，惟 “雅”作“迓”。

2.陳尚君教授《轉益多師》（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246頁：

杜、白二集皆有宋本流傳，均無此詩，可知為明清間人依托。

《轉益多師》

一位三國名家，一位唐詩名家，都指出所謂“長星昨夜墜前營”詩是托名杜甫的作品。我又復盤各類資料，證據大概如下：

1. 歷代杜詩別集不收；

2. 歷代總集不收；

3. 歷代詩文評以及其他典籍中也沒有說杜甫寫過這首詩；

4. 首見于杜甫逝后幾百年的《三國演義》。

按文獻學或辨偽學技術來說，雖未能斷為鐵案，但討論杜詩時，已不宜將該詩納入范疇。

另外，陳尚君教授除這首杜詩外，還提到就在《三國演義》同一回中，署名白樂天的“先生晦跡臥山林”詩，也是偽詩。

石麟教授更全面些，指出就在這一回中，除了署名杜甫、白居易的兩首詩外，署名元稹的“撥亂扶危主”“凜凜出師表”二首，也是“不知何人所作”，原因與杜甫那首道理相同。

我還好奇，除了魏斐德之外，還有誰將該詩作為杜詩？于是在各種數據庫里海量檢索，比較典型的有兩例：

《王元化集》

1.藍云有《如師、如父、如友，歲月悠悠憶當年》一文，回憶王元化先生，寫得特別棒，曾刊載于不同圖書雜志。

2.提到王元化先生最喜歡的是“杜甫寫諸葛亮的那首悼亡詩”，明確該詩即“長星昨夜墜前營”詩，并提到王元化先生為藍云誦讀過，是一瑕疵。

是藍云記錯了？還是賢如王元化先生也未發現問題？抑或這首是真詩？后苗懷明教授提醒我可以查下王元化先生著述，似仍未見此類表述。

3.鄭鐵生《三國演義詩詞鑒賞》，也有這首詩，并說“出自杜甫之手”；白居易一首和元稹兩首，處理方式也類似，似未發現疑點。

《三國演義詩詞鑒賞》

4.其他如勞舒選編《三國說林》、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編《諸葛亮與三國文化》、趙衛國《〈三國演義〉的“內情內幕”》等書，也都沒發現疑點，延續了該詩為杜甫所作的說法。

幾相對比，反而是魏斐德著、梁禾譯《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的處理方式最合適，魏斐德沒發現問題，梁禾發現了，沒有任意改動正文，而是出注說明基本情況。

接下來，我以石麟教授的《三國演義：歷史考證版》為主，參考手頭的以嘉靖本、毛評本等版本為底本的幾種《三國演義》整理本排查，發現這四首外，書中漢少帝的雙燕詩、蘇學士《古風》、諸葛亮“蒼天如圓蓋”“一夜北風寒”“大夢誰先覺”等，以及嘉靖本中署名陳子昂的“古峴相連紫翠堆”詩、署名羅隱的“傷人餓虎縛休寬”詩，均大概率系托名之作。（毛宗崗父子有些貢獻，把陳子昂、羅隱名字去掉了）

而根據檢索可知，以上幾篇作品，不少都被不同程度應用到其他書刊中，且未被當作偽作看待。那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

《三國志通俗演義》

首先，客觀看待古典小說或者其他典籍中的類似問題，別輕率歸為古人錯誤。

按我的粗淺理解，羅貫中是知道該詩非杜甫所作的，不然不會在同一回中連用杜、白、元四首署名有問題的詩，這未免近于荒誕，踩雷過于精準了。

胡應麟所說“傅古人之名而偽者”，如古人托名姜太公、張良、諸葛亮、李靖的兵書比比皆是，似可解釋這一現象，羅貫中在有意借杜、白、元之名，彰顯漢丞相諸葛亮之死。

其次，古籍引證，要用一手材料，別總用二手資料。很多錯誤都是不用原典造成的，想用杜甫詩，就老老實實去杜詩里找，別看見《三國演義》里有，就用，甚至王元化說是杜甫詩也不行，你也要查一查，到底是不是？

程毅中先生在《略談古典文學注本的引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131期，署名崔茅）中講：

《古籍整理淺談》

對于引證，首先要求正確，引用書證一定要忠實于原文，盡可能保持完整。其次，應該盡可能用第一手資料，盡可能找到最早的出處。當然，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有時不可能全部占有第一手資料，在不得已而轉引第二手資料時，也應該實事求是地注明來源，必要時還應注明作者、版本和卷數等。至于引證一定要目驗原書，而不能憑記憶和想象，更是不待言的了。否則又怎能讓讀者信賴你的注釋呢？

其次，在進行古籍整理時，要做到深度整理。

尤其四大名著，已經是重復出版的重災區了，每書的基礎點校本恐怕均在500種以上了，陳陳相應者眾，甚至有版本張冠李戴者，不深挖的話，意義不大了。

其實，我覺得石麟教授《三國演義：歷史考證版》提供了一種很好的模式，對史實、詩詞、民俗、戲曲等利用旁批的形式考證。不但能糾正原書的類似“錯誤”，且各種注釋可令讀者收增廣見聞之效。

《古籍整理概論》

最后，編輯也好，作者也好。真的要一些文獻學意識，要讓各種零散的知識形成體系，看到一首署名杜甫的詩，首先要想到的不是這首詩美不美、好不好、合適不合適，而是要想到這首詩真不真，這是根本問題。

只要有了這個意識，哪怕你沒有杜詩知識儲備，也會知道去追根溯源，進而發現問題所在。

前幾年，筆者曾參加一次古籍整理的培訓，有一節課主題是數字時代的古籍智能整理，有學員問：“如果不進行文獻學訓練，只學習現代技術，是否可以？”老師愕然，想了半天，說最好還是進行一些文獻學訓練。我想，這個答案是標準的。

想起一句老話：“《春秋》責備賢者。”以上提及的圖書、文章，都是好的。唯有好書、好文，才值得討論、商榷。

《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

筆者以上所論，很淺薄，但希望通過這個例子，對大家讀書、校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