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參觀董家渡教堂

那是2022年9月上旬，我來到董家渡天主教堂參觀考察。

初秋上午的陽光熾熱曬人，我走得汗水濕透衣裳。教堂因在維修，外面的院子已關閉。稍稍等待了一會兒，就見接待我的朋友季工過來，領我走進這扇期待已久的大門。

董家渡天主堂

從外觀看，董家渡天主教堂是巴洛克風格。正面兩層，由兩道水平檐口線腳將立面從上到下劃分為三段布局：最上面一段為弧線三角形山花，中央直書“天主堂”三個大字。第二段是帶曲線旋渦狀的女兒墻，中間飾有耶穌會圓形標記，兩側各有鐘樓。底下一段為四組愛奧尼式附墻雙柱，擁立著正面三座大門，總體上顯得洋氣而質樸。

正門“吱呀呀”地推開了，我們步入教堂。堂內的家具因維修暫時搬離，整個建筑物內空空蕩蕩。中殿頂部為筒形圓拱，沒有側窗，也不高暢。與橫廳相交處及圣壇兩側，有交叉拱頂。中殿很短，去除帶二樓的門廊，縱向僅有兩組拱券，但磚砌方柱比較粗壯。總之，規模比徐家匯天主堂小多了。

董家渡教堂是上海開埠后最早建造的教堂之一，是最早傳入的巴洛克式建筑樣式。關于這座教堂的早期資料，主要來自兩部都叫《江南傳教史》的著作。過去使用較多的，是法籍耶穌會士、教會史教授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所作。史式徽1909年來上海后，一直在徐家匯神學院及震旦大學任教，并編著教會內部書報。本書是他根據另一法籍耶穌會士高龍鞶（Augustinus M. Colombel）的同名著作改寫而成。198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高龍鞶的版本，在上海出版過法文手寫石印本。前些年臺灣地區輔仁大學輔大書坊印行了中譯本。

我在參觀董家渡教堂前，曾將心中縈繞的問題，羅列為幾個方面：

一、這座教堂是誰設計的？

二、這座教堂的形制，主要是仿效了歐洲哪個范本？

三、以前知道董家渡教堂和徐家匯教堂的屋頂不是磚石拱頂，而是用泥墁條吊頂，做出模仿歐式的工藝效果，這次要實地考察一下。

在那次參觀和之后的幾年里，我對這幾個問題做了觀察和梳理，獲得了許多知識，也加深了我對董家渡教堂的進一步理解。

教堂圣壇上方和側面的八芒星和十字形相間圖案 姜鳴攝影

此外，我在參觀時發現堂中裝飾著十字星和八芒星圖案，共四組，兩組位于圣壇上方，兩組在圣壇兩側交叉拱頂。飾金邊，中間是棕櫚葉和月桂葉。圖案精致美麗，裝飾感十足，此前我在別處從未見過。這也激起我濃厚的興趣，對我后來考證董家渡教堂建筑設計的仿效對象亦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董家渡教堂的設計者和建造者

基督教在公元六、七世紀的唐初傳入中國，當時稱景教。明朝時再次傳入，尤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啟信教，擴大了教會的社會影響。在上海，徐光啟孫女買下明代官僚潘恩故宅中的世春堂，于1640年改建成天主堂，取名敬一堂，是為上海第一座公眾教堂。

隨著天主教與中國發生“禮儀之爭”，導致清朝康熙帝于1721年下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帝登基后，于1723年正式禁教。敬一堂被改為關帝廟。

鴉片戰爭后，根據1844年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天主教可以在通商口岸公開傳教和建造教堂，重返上海的天主教耶穌會與道臺宮慕久談判，索要被沒收的教產。道臺撥了三塊地皮作為補償。這三塊土地，一塊后來造了董家渡天主堂，一塊在洋涇浜北門外張家祠堂，1860年建了圣若瑟堂（今亦稱四川南路天主堂）。耶穌會又選定徐家匯作為自己的傳教基地，也建造了教堂。

通常認為，第一代徐家匯天主教堂（稱作老堂）和董家渡天主教堂的設計者為西班牙籍修士范廷佐。關于范廷佐在董家渡教堂設計中的貢獻，兩個版本的《江南傳教史》表述卻有不同。高龍鞶說：“他設計了徐家匯教堂的圖樣，羅伯濟主教也曾請他審閱董家渡教堂的圖樣。這兩所教堂內木制祭臺上的雕刻和浮雕至今還是教堂內最精美的裝飾。”

左：范廷佐 右：范廷佐存世的兩件雕塑作品之一：《圣依納爵善終像》

史式微則這樣記載：“羅主教在離開中國之前，還要負責完成一件他應盡的職務，即給他的繼承人在教區的中心地點上海，找一座比較相稱的府邸，并給未來的主教大堂奠下基石。由官方代償舊教產而撥下的三塊地皮中有一塊是在董家渡，這塊地皮正處于城郊居民密集的黃浦江邊。”“主教親自劃地段、正方向、量面積和定大小，擬了初稿。一個新近來教區的杰出的藝術家范廷佐修士，采用了羅馬耶穌會大學圣依納爵大堂的格式繪圖設樣。”“1847年11月21日，羅主教給大堂放上第一塊基石，行了奠基禮后，當夜就動身上船回歐洲。”

范廷佐本名胡安·費勒（Joannes Ferrer），1817年3月8日出生于巴塞羅那附近的一個加泰羅尼亞人家庭，他的父親是位雕塑家。史式微寫道，這位父親“把兒子若望（即范廷佐）送到羅馬，使他在藝術上得以深造。若望在羅馬得了圣，他立志修道，進了耶穌會那不勒斯省的初學院。1847年，在他懇切的請求下，他被派到了江南。董家渡和徐家匯兩座教堂的圖樣就是他設計的。不少雕刻的立像和浮雕還保存至今，給范修士以很大的榮譽”。“范廷佐是1847年10月24日……來教區的。”

高、史二位記載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認為范廷佐設計了徐家匯老堂，對董家渡教堂僅是看了圖樣；而后者指明范廷佐設計了徐家匯和董家渡兩座教堂。范廷佐與羅伯濟主教僅有二十九天交集，他若參與教堂設計，在羅伯濟主教時代恐怕只能“擬初稿”，真正的設計應當在趙方濟主教主持時期。范廷佐是個有家學的木雕藝術家，后來創建了著名的土山灣畫館，但不知他在何處接受建筑設計訓練。假如他在意大利學過相關課程，那么上海的教堂設計恐怕是他第一次實操。鑒于范廷佐的經歷僅有兩部《江南傳教史》中寥寥數語介紹，顯然還有許多不清楚的細節有待尋找和豐富，史式微說：“可惜的是因為經費不足，迫使趙方濟主教把原來樣稿大大地縮小了。”這個縮小方案是誰做的呢？當年，天主教在華傳教士直接設計教堂的案例甚多，這和英系教堂，比如上海公共租界第一個教堂圣三一堂，從一開始就聘請專業建筑師設計，有明顯不同的路徑選擇。

董家渡教堂動工后，由輔理修士馬義谷、方濟各會神父芒吉里先后督造。芒神父對建筑不在行，部分興建的工程在1848年間倒坍了。而后羅禮思神父（他于1849年10月1日到達中國）在完成了徐家匯老堂的建造工程后，便來主持董家渡項目。從時間線看，董家渡教堂開工早于徐家匯老堂，但工期前后跨越了六個年頭。徐家匯老堂1851年3月23日奠基，7月就竣工了，目前僅留下外部照片，內部的形態無考。

高龍鞶《江南傳教史》所載董家渡教堂和住院簡圖

1853年3月20日董家渡天主堂舉行開堂典禮。那天是圣枝主日，萬余人聚集，黃浦江上的外國船只都扯起了彩旗或白底藍十字旗幟。這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內地現存最早、未經重建的天主教建筑。董家渡天主堂奉十六世紀耶穌會派到東亞的第一個傳教士圣方濟各·沙勿略為主保，稱作圣方濟各·沙勿略堂。

董家渡教堂內景的歷史照片

清末洋人在滬建造的教堂有兩類，一類是外僑自用，如公共租界圣三一堂；一類是傳教士所建，中外人士皆可進行宗教活動，如建在老城區的董家渡教堂和徐家匯教堂。無論哪一種，都是西方建筑學在上海傳播的最早舞臺。就建造質量和水平論，前一類似乎更好一些。

從外立面分析董家渡教堂設計的國外母本

無論傳教士還是建筑師設計教堂，必定會模仿或參考歐洲教堂的已成建筑。按照史式微的說法，范廷佐設計董家渡教堂時，“采用了羅馬耶穌會大學圣依納爵大堂的格式繪圖設樣”。這個說法后來被廣泛沿用。但前述史式微提到“因為經費不足，迫使趙方濟主教把原來樣稿大大地縮小了”。縮小之后，是否還是圣依納爵大堂格式，這一點研究者似乎沒有關注。

圣依納爵·羅耀拉教堂位于戰神廣場，建于1626年至1650年間，是耶穌會在羅馬建造的第二座教堂，最初與1551年創辦的羅馬學院相鄰，教堂獻給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

其實還應將圣依納爵教堂的樣式做個追溯，它明顯仿效了同樣位于羅馬的耶穌會教堂。耶穌會教堂由意大利文藝復興晚期著名建筑師和建筑理論家維尼奧拉設計，其宏偉的立面和穹頂畫，被認為是手法主義向巴洛克過渡的代表，也稱作第一座真正巴洛克風格的建筑，是各地耶穌會的母堂。

進一步研究可知，耶穌會教堂和圣依納爵教堂立面均借鑒了早期文藝復興建筑大師阿爾伯蒂設計的佛羅倫薩新圣母大殿（1360年），正門檐部上面做成希臘式三角山花，大門兩側采用倚柱和方壁柱，立面上部兩側作了一對大渦卷。這種S形渦卷在古代沒有先例，它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建筑難題，即在不造雙鐘樓的情況下，如何從教堂立面背后坡屋頂寬闊的底層過渡到狹窄的上層。后來許多教堂都采用這種結構。

羅馬圣依納爵教堂規模宏大、地位崇高。內部裝飾極度奢華。我不知道以往介紹董家渡教堂的寫作者在引用史式微所述時，是否去過該堂，或者查過該堂的圖像資料？依我看來，董家渡教堂和圣依納爵教堂毫無相象之處，倒更像是借鑒了羅馬的阿基羅圣母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in Aquiro）。

左：佛羅倫薩新圣母大殿（1360年）右：羅馬圣依納爵教堂（1650年）

阿基羅教堂的歷史可追溯到八世紀中葉之前。1540年，教皇保羅三世將教堂及其附屬房屋委托給由依納爵·羅耀拉創立的羅馬主教和貴族的大兄弟會，用于救助孤兒。又于次年2月7日頒布教宗詔書，正式將堂區并入大兄弟會。1590年左右由紅衣主教薩爾維亞蒂委托建筑師弗朗切斯科·達·沃爾泰拉重建并擴充，1601年在卡洛·馬代爾諾和菲利波·布雷喬利的指導下繼續重建——馬代爾諾是當時教皇面前炙手可熱的著名建筑師，1606年，他按照教皇保羅五世旨意，接替米開朗琪羅，完成了梵蒂岡圣彼得大教堂的設計，將從布拉曼特開始設計的希臘十字風格，以及后來經歷拉斐爾、米開朗琪羅等大師反復修改的圖紙，最終接上巴西利卡身段，使其形成拉丁十字平面，亦成為西方建筑史上最具爭議的一樁公案。從馬代爾諾參與阿基羅教堂的設計，亦可看出這座教堂的特殊地位。幾經周折后，阿基羅教堂外立面也改成巴洛克風格，有局部模仿耶穌會教堂和圣依納爵教堂的意思。教堂的正面于1774年最終完成，門前設愛奧尼式雙附墻壁柱，但兩翼增添了一對鐘樓，在當時甚為罕見。讀者不妨對著照片做個比較。當然從體量上說，阿基羅教堂比耶穌會教堂和圣依納爵教堂小得多。

左：羅馬阿基羅圣母教堂（1590年） 右：董家渡教堂的立面對比 姜鳴攝影

阿基羅教堂與圣依納爵·羅耀拉也是有直接關系的。耶穌會由依納爵·羅耀拉、方濟各·沙勿略等人于1534年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祿三世正式認可其為天主教正式修會，這與依納爵·羅耀拉創立大兄弟會，并將阿基羅教堂劃入是在同一時段。阿基羅教堂位于卡普拉尼卡廣場，與圣依納爵教堂僅有一步之遙，范廷佐曾在羅馬學習天主教，若在這兩處之間移步往返，僅需幾分鐘的腳程。

我從董家渡教堂的實地考察對比圣依納爵教堂的照片產生疑問，再從網絡上找到阿基羅圣母教堂的資料，直到2026年5月親身踏訪阿基羅教堂，前后歷時約四年。所以我在教堂邊的咖啡館叫了一大杯卡布基諾，慢慢地啜飲，靜靜地觀賞教堂建筑。

耶穌會教堂、圣依納爵教堂、阿基羅圣母教堂在羅馬的位置，可見阿基羅教堂與圣依納爵教堂幾乎就是緊挨著的。

從內部看，董家渡教堂像誰？

再來分析這幾座教堂的平面布局。

中世紀以來，天主教堂創造了多姿多彩的樣式，無論技術還是藝術，都是那個時代建筑物的最高級形態。教堂外觀不論怎么變化，其平面形制主要有集中式和巴西利卡式兩大類型。前者主要分布在拜占庭和東正教國家，特征是在方形的平面上蓋穹頂，四面延伸出筒形拱頂，構成等臂的希臘十字布局，文藝復興時，意大利也造了不少這類形制的教堂；后者則在多數西歐國家流行，特征為呈拉丁十字布局的長方形。

左：布拉曼特為圣彼得教堂設計的希臘十字平面 右：索菲亞大教堂的帆拱結構

巴西利卡（Basilica）是古羅馬的一種公共建筑形式，詞的本意是“王者之廳”，后來具有宗教的和宗教建筑的兩層含義。從宗教意義來說，“巴西利卡”是由教皇授予重要教堂的榮譽頭銜，可以譯作“宗座圣殿”，這與它們的實際建筑格式無關。羅馬有四座特級宗座圣殿，即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伯多祿大殿（又譯圣彼得大教堂）、城外圣保祿大殿和圣母大殿。其他均為乙級宗座圣殿。截至2023年底，全世界共有一千九百二十四座宗座圣殿，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歐洲，比如在意大利就有五百九十四座。中國大陸現有一座乙級宗座圣殿，即上海的佘山圣母大堂。

早期的巴西利卡是長方形大廳

作為教堂建筑類型的巴西利卡，呈長方形，因其內部柱列，從入口進入前殿后，中段為高大寬敞的中殿，縱向的兩列柱子分隔出兩邊側廊，更大型的教堂也有四列側廊。在中殿前方靠近主圣壇處，另設橫廳（耳堂），橫廳與中殿和主祭壇在空間上形成一個十字形。中殿在長邊，圣壇在短邊，橫廳為橫臂，這種形態被稱為“拉丁十字”。長短臂交匯處往往建一個大穹頂。中殿比側廊高，可以利用高差在兩側開窗，使光線照入。從羅馬式到哥特式教堂，這是一種普遍的布局。

左：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平面示意 右：意大利比薩大教堂的拉丁十字外觀

十六世紀后，隨著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天主教受到強烈沖擊，內部也有改革運動，稱作“反宗教改革”——有點拗口——耶穌會是這股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耶穌會提倡堅守過貧窮、貞潔的生活，重視神學教育、絕對服從教宗和對教會忠誠。又主張利用藝術和建筑的感染力來傳播信仰，吸引信眾，從而推動巴洛克風格的教堂興起，通過動態的曲線、華麗的裝飾、戲劇性的光影對比，營造出天堂般的輝煌氛圍，讓信徒在感官體驗中感受到神的存在。他們把特倫托大公會議所要求的為信徒和布道提供統一空間，使信徒能一覽無余看到祭壇，有多個禮拜堂供懺悔、紀念死者和冥思之用的要求，具體貫徹在耶穌會教堂的設計中，放棄了慣用的三廊式布局，采用更純正的巴西利卡，不設前殿，入門即為寬闊高大的中殿，兩邊無側廊，各設四個小禮拜堂。突破了從前將小禮拜堂設在后殿，環繞在圣壇周圍的做法。教堂長七十五米，寬三十五米，其中中殿寬二十五米，有漂亮的天頂畫。教堂圣壇裝飾富麗，端部設半圓形圣龕，其橫廳（耳堂）限制在側墻的長方形內，顯得較短。此后建造的圣依納爵教堂，長八十一點五米，寬四十三米，比耶穌會教堂更宏大，它也將橫廳控制在巴西利卡長方形內，中殿亦僅一路，兩側各有三個小禮拜堂。這些要素構成“耶穌會拉丁十字布局”（Jesuit Latin cross plan）或“短耳堂拉丁十字”（Short-transept Latin cross plan）, 旨在打造一個清晰集中的空間，以符合特倫托會議將教堂作為教學中心的要求。

純粹單中殿、無側廊，短橫廳、側面帶小堂的“耶穌會拉丁十字布局”其實實例很少。我見過的還有澳門圣若瑟修院教堂（1758年）。更多的教堂樣式，仍是中殿+雙側廊、短橫廳。阿基羅圣母教堂內部平面采用了折衷手法，中殿為三廊，由四根方柱組成三個拱券來劃分，左右側廊外側再各設三個小禮拜堂，中殿與橫廊交匯處有圓拱穹頂。橫廳沒有超出側廊外墻。將傳統教堂和耶穌會教堂的平面疊加在一起，顯得更加復雜。

從外面看，耶穌會教堂的橫廳沒有超出長方形的屋身，圣依納爵教堂平面的十字布局也和耶穌會教堂類似。

圣依納爵教堂中殿僅一路，兩側各設三個小禮拜堂。

阿基羅圣母教堂中殿為傳統三廊式，每側各有側廊和小禮拜堂。姜鳴攝影

董家渡天主堂內部是單純的三廊型巴西利卡平面，中殿高側廊低，符合傳統教堂布局，側廊和后殿周圍均未設小禮拜堂。教堂長五十二點七五五米，寬二十七點二五米，中殿僅三柱兩跨，長十五點一米，沒有高窗，前端入口處另有一個二層門廊。它與羅馬圣伊納爵教堂僅用一條寬敞中殿的設計思路截然不同，而與阿基羅教堂相似。順便說一句，如果仔細觀察徐家匯老堂的照片會發現，其外形比董家渡教堂簡陋，但其橫廳與董家渡天主堂一樣，沒有超出側墻，也沒有中殿高窗。我之所以特別指出這點，是因為設計師既然可能都是范廷佐，他對布局顯然會有相同考慮，亦即“短耳堂拉丁十字”的耶穌會風格。

耶穌會教堂、圣依納爵教堂、阿基羅圣母教堂、董家渡教堂的體量比較。從平面布局看，橫廳（耳堂）都沒有伸出建筑主體，符合耶穌會倡導的巴西利卡傳統結構。

董家渡天主堂橫廳沒有超出屋身外墻，顯然是短耳堂拉丁十字設計類型。

董家渡教堂為三廊式中殿，中殿與橫廳交匯處，做了交叉拱頂。姜鳴攝影

徐家匯天主教堂（老堂，1851年）的橫廳也沒有超出屋身外墻。

史式微記載，為了建造董家渡教堂，趙方濟主教動用了一切可以支配的基金，還借了一大筆錢。從1848年至1853年間，他不斷向歐洲，特別是向法國勸募，耶穌會曾資助三萬多法郎。不幸本地發生了饑荒和瘟疫，教區將資金用于發放賑濟，致使建堂工程中斷數月。最后因經費不足，“被迫放棄原稿式樣，取消了上層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圓頂，在原計劃的三分之二的高度上就結了頂，因此呈現出今日的一種扁平臃腫的難看狀態”。他這里說明了董家渡教堂中殿上方沒開側窗、沒造穹頂的原因。董家渡教堂的造價是三萬銀元。

幫助我做出“董家渡教堂模仿阿基羅圣母教堂設計”這一判斷的，還有一個重要依據。前面提到董家渡教堂圣壇上方飾有八芒星和十字形相間圖案，這種圖案在國外教堂中出現得極為稀少，帶有伊斯蘭文化和天主教文化融合的特征，我僅在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濟各教堂、墨西拿大教堂和西班牙阿拉貢的圣佩德羅教堂等數處見過，主要裝飾在肋券和墻壁上，或者用作瓷磚。出現在筒形拱頂的，僅有阿基羅圣母教堂進門左側第一個小禮拜堂（守護天使禮拜堂），且在布列上都是三列八芒星夾著兩列十字形。這樣，外立面、三廊型中殿、筒拱上的圖案，董家渡教堂與阿基羅教堂的相似度達到三個方面，尤其拱頂圖案具有很強的標識度。在歷史上，公元711年，來自非洲的穆斯林軍隊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北上，擊敗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王國，統治了幾乎今天西班牙全境，前后近八百年。基督徒在伊比利亞半島北部山區建立起基督教王國，以后自北向南發起收復失地運動，至1492年重新統一西班牙。由于此后許多掌握建筑裝飾工藝的穆斯林留下來并獲準保持他們的信仰習俗、被征用去修建基督教堂，這些帶有伊斯蘭風格的幾何圖形，被應用于羅馬式、哥特式和文藝復興式建筑中，稱為“穆德哈爾藝術”。范廷佐出生于巴塞羅那附近，與穆德哈爾藝術盛行的阿拉貢地區相鄰，又在羅馬學習，他將阿基羅圣母教堂的圖案移植到董家渡教堂做裝飾，就很容易理解了。

左：董家渡教堂拱頂上的八芒星和十字形圖案 右：阿基羅教堂小禮拜堂拱頂的八芒星和十字形圖案 姜鳴攝影

至于董家渡教堂是因為經費不足而放棄仿效圣依納爵教堂，還是一開始就選擇阿基羅教堂方案，目前無法確定。從1840年代傳教的實際情況看，采用一條中殿加若干小禮拜堂環繞的圣依納爵教堂布局，顯然不合實際。歐洲教堂內的小禮拜堂，都是皇室、貴族、行會和富裕家族捐贈，并擁有單獨使用的權利。而中國所有的教堂，似乎都未設小禮拜堂。

董家渡教堂的雙層屋頂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宗教建筑都是木結構建筑，屋頂的外立面為廡殿、歇山頂，內部有“徹上明造”（室內不吊頂棚，讓室內屋頂結構一目了然），也有裝飾平棊（天花）、藻井的，將梁架掩藏其后。歐洲的教堂為石結構或磚木結構。后者往往把屋頂上的木桁架或錘梁結構露出來，比如上海江西路的圣三一教堂就是這樣。而中世紀教堂，通常是復式屋頂，先在磚石結構的屋身上造一個木桁架屋頂，再搭起拱鷹架和木模工裝，在此之上建一個羅馬式的磚石筒狀券頂。由于圓拱的高度永遠是寬度的一半，又出現尖肋拱頂的技術突破，成為哥特式教堂的內層屋頂。它不是為了簡單地遮擋朝向木屋頂的視線，而是營造出崇高至上、聳入天穹的強烈氣氛和空間美學。著名的意大利米蘭大教堂中殿拱頂達到四十五米高度，德國科隆大教堂中殿拱頂達到四十三點三五米。在這里，石頭代表永恒、堅固，它尺度巨大，人在其中會覺得自身的渺小，產生對上帝的敬畏和強烈的宗教情緒。建造哥特式教堂磚石拱頂，涉及到復雜的力學計算、昂貴的建筑成本和成熟的石匠工藝。

三角形木屋架自身的水平側推力極小，荷載以垂直壓力為主。但用磚石建造的筒形圓拱、十字交叉拱會對墻體產生巨大的側推力。哥特式建筑采用室外獨立壁柱，加上飛扶壁，把拱頂和高側廳的側向推力傳導至室外地基，減弱了中殿側墻厚度，并增加了開窗面積，使得教堂的彩色玻璃成為展現宗教故事的美麗長廊。就建筑史論，也是重大的創新。

左：建造哥特式教堂的柱結構和飛扶壁 右：在中殿上加蓋木桁架屋頂

左：在中殿和側廊架設拱鷹架 右：建造哥特式石肋拱頂后拆除拱鷹架

但在近代中國，這些歐式教堂的常用手法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資金上都難以實現。所以那時幾乎所有哥特式教堂，幾乎都采用木結構搭支架，用泥墁條作出圈拱或肋拱樣式，外刷灰漿做成磚石拱頂的平替。我在國內踏訪，只見到廣州石室圣心教堂（1888年）是真正采用磚石建造肋骨和拱券的。還有哈爾濱的圣索菲亞教堂（1932年）的洋蔥頂，也是全用磚塊疊成，但它屬拜占庭風格的圓穹頂，屬于東正教的系列。

以木代石手法其實也來自歐洲，這樣做可以降低成本和工藝難度。古羅馬建筑大師維特魯威在著名的《建筑十書》的第七書“建筑裝修”中，就詳述了“頂棚”“抹灰”等工藝做法。但用其來造教堂在西方是受到批評的。英國藝術史學者約翰·羅斯金在1849年就說：“哥特式屋頂的拱頂造型，其力量被分散到拱肋上，使得拱肋間的拱帆部分在結構上只是個空殼……假若肋間拱帆使用的材料不是石材，而是木頭，只不過另外加以粉刷，讓它外表看起來跟周遭的石材一樣——這，當然是直截了當的欺騙，完全不可寬恕。”

可是傳教士不這么認為。他們在為中國北方地區教堂編纂的建設手冊中寫道：“考慮一下你的財政情況吧，要做一個真正的有著雕花拱頂石、連排扶壁、石柱和奢華柱頭來支撐的石頭或磚頭拱頂，這樣的想法是愚蠢的。于是你用木板和石灰做一個拱頂仿制品。”“然而那些寒酸的仿制拱頂，那樣的假拱頂，卻有很多優點。這點不容置疑，那就是它使教堂更有特點，更有樣式。”《手冊》指導說：“假的哥特式拱用木頭做成，有兩種：大的那種是與教堂中軸線平行或垂直的（墻拱和橫向拱）；小的是交叉拱（拱頂肋骨）。這些交叉拱相交于‘間’中心處的拱頂木上。這種拱頂木是用單塊圓形木做成的，有著與拱一樣的線腳。在拱頂木的底面釘上木板。”

教堂的筒形圓拱和交叉拱頂是這樣的：

左：磚石筒形圓拱 右：磚石交叉拱頂

董家渡教堂中殿為三通廊結構。中殿與橫廳相交處有交叉拱頂，中殿縱向為兩跨筒形圓拱。

董家渡教堂天花形式外觀上看是筒形拱頂交叉拱頂交錯組成，而實際就是用泥墁條、紙筋石灰搭建和粉刷出來的，從建筑學角度分析，這種木拱頂，不管外觀如何模仿，都屬于普通磚木結構建筑的內部裝飾，與磚石拱頂的計算原理和受力關系完全不同，不需要關注側推力。后來重建的徐家匯教堂（新堂）也是木吊拱頂，故中殿外側就無需建造飛扶壁，而廣州石室教堂，卻有純正的飛扶壁。這種差別，以往建筑史研究者似乎未曾區分。

維特魯威《建筑十書》中的懸掛式木頂棚示意

左：徐家匯天主堂側面未設飛扶壁 右：石室教堂飛扶壁承擔分解側推力作用

左：徐家匯天主堂用木筋灰泥粉飾的四分拱頂 姜鳴攝影 右：石室教堂用磚石做出的四分尖券肋骨拱頂 姜鳴攝影

我還進入董家渡教堂木拱頂之上、木桁架之下的閣樓間，從而看到以往難以接觸的景象——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災時，人們在救火的電視新聞中也看到圣母院的閣樓，其形態除了大小規模之外，都是類似的——獲知上層桁架如何與下面筒形圓拱和交叉拱頂通過許多支撐桿，相互拉扯在一起。我沒有料到董家渡教堂的這個夾層空間如此寬敞。在此之后，我還登過上海洋涇浜教堂（1868年）、徐家匯天主堂（1910年）、沐恩堂（1931年）、北京西什庫教堂（1888年）的閣樓考察，這些教堂的中殿規模大都超過董家渡，但頂層的木結構空間都相對更加逼窄緊迫。

董家渡教堂屋頂閣樓，有眾多木支架，上連屋頂桁架，下拉木制拱頂天花。姜鳴攝影

左：北京西什庫教堂的閣樓層和木制拱頂 右：寧波江北天主堂（1872年）木拱頂上用泥墁條和紙筋灰漿尖拱券效果 姜鳴 攝影

泥墁條抹紙筋石灰工藝，后來普遍用在上海洋房公寓的天花板和室內分隔墻壁處理上，這種手法，現在人們覺得有點生疏。去年《四川日報》記者王國平告訴我，雅安市寶興縣的鄧池溝圣母領報堂，外表是穿斗式合院，純粹的川西民居風格，內部卻用木條作出極有特色西式肋拱。他還給我發來照片，我一看不禁樂了。泥墁條搭出底子不抹灰漿，不就是這種狀態嗎？2025年6月，國平陪我專程前去探訪，看到中西合璧的穿斗式木教堂，看到教堂屋頂用八根木柱支撐。木柱坐落于高高的石柱礎上。這個教堂，前身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創建的“靈寶神學院”，1912年完成重建。百度百科說，教堂“采用中國傳統榫卯工藝與法國網絡圓拱天蓬設計相結合”，我不知道“網絡圓拱天蓬設計”這個術語是否是生造的，也不知道當年神父為何不要求工匠抹上灰漿，放到今天看來，渾然一體的木結構，成了另外一種難得的特色。

左：鄧池溝教堂三層穿斗疊梁木結構 右：教堂內部用木條釘出哥特式尖肋拱頂 姜鳴 攝影

董家渡教堂閣樓間盡頭有個玻璃大圓窗，從外面看，是教堂正立面，中間裝飾著耶穌會的標志，但從老照片上看，這里曾有一座大型時鐘。閣樓間里存有帶動走時的鐘表齒輪裝置，當初帶動著戶外的指針，也連接著正門兩側的鐘樓。我順著狹窄的走道走進東側鐘樓，每側鐘樓各掛四座一組的外國銅鐘，代表著不同的音階。其中最大的，標識為1832年鑄造，我輕輕用手推動，“當——”，一陣低沉悅耳的鐘聲就在耳邊震動起來。

董家渡教堂在“文革”中曾被改作無線電廠的廠房，1980年代恢復活動。前些年教堂進行修繕，迄今尚未完工。

這銅鐘，數十年來沒有人敲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