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46歲的武漢爸爸因為陪女兒寫作業，當晚突發胸悶，后赴醫院檢查時發現心臟回旋支血管狹窄程度達到99%，血流幾乎完全中斷。近些年來，因為“陪寫作業”導致情緒崩潰、健康危機甚至家庭沖突的新聞屢見不鮮。

之所以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陪寫作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少低年級孩子一寫作業就小動作不斷，頻頻走神，磨磨蹭蹭，甚至不監督就不學習。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長期被家長“陪寫作業”的孩子，普遍存在著專注力持續性差，獨立性不足等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錢志亮在新近發布的《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寫作業？》一文中，就提到了“家長不當催促的‘監工’（過度代勞會讓孩子一直被動依賴，從而越來越拖沓）、不做關懷式打斷（破壞孩子的專注力）、不頻繁否定或嘮叨（會加深孩子學習的無力感和自我無價值感）、不大聲指責甚至進行負面評價（會讓孩子喪失自尊和自信）、不動輒糾錯給孩子壓力（會慢慢泯滅孩子的獨立性）……”

而在《學神的習慣》一書中，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師，上海市高等教育學會副秘書長方士心同樣指出，壓力和焦慮才是導致注意力缺乏的更常見原因。與此同時，方士心表示，在被“盯著”寫作業時，孩子無法專注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家長可以根據孩子的具體情況，調整自己的陪伴方式，“成年人更多可以扮演一個青少年學業中的燈塔角色，而非‘監視器’。是否應該‘陪寫作業’并非一概而論，可以更多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需求。”

以下內容節選自《學神的習慣：中國拔尖學生成才規律與培育方法》，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學神的習慣：中國拔尖學生成才規律與培育方法》

作者：方士心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12月

壓力和焦慮會對注意力產生顯著負面影響

在探討注意力問題時，我們時常會忽略了情緒的作用。事實上，壓力和焦慮才是導致注意力缺乏的更常見原因。

相較于情緒問題，枯燥的任務和漫不經心的狀態更容易被察覺，所以通常被視為導致注意力不集中的“罪魁禍首”。枯燥的學習任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輕易地察覺到其中的乏味和重復性。而“不上心”作為一種主觀狀態，則更容易將責任歸咎于參與者自身，讓注意力不集中變成一個簡單的主觀控制力或態度問題。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負面情緒，例如壓力和焦慮，會對注意力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當我們處于壓力狀態下時，注意力系統無法有效啟動，甚至會被抑制和破壞。這些壓力通常來自外界的過度關注、過高的學業期望、時間壓力等等。很多被確診ADHD的個體的注意力問題實際上是源自創傷，而非天生認知能力缺陷。更重要的是，情緒對注意力的影響更加潛移默化、不易察覺，從而被我們忽視，或是察覺后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當我們感受到強烈的情緒，尤其是負面情緒時，大腦中負責識別和解讀情緒的邊緣系統，特別是其中負責應對恐懼和焦慮的杏仁體會被激活。杏仁體的過度活躍會抑制大腦前額葉皮層的活動，而前額葉皮層正是負責高級認知功能，例如注意力、計劃和決策的關鍵腦區。簡單來說，當孩子的大腦忙于處理恐懼、焦慮等負面情緒時，用于學習和思考的認知資源就會被大幅度擠占，從而導致注意力難以集中，學習效率下降。

《學爸》（2023）劇照。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在被槍指著的情況下被迫完成一項復雜的認知任務，其表現必然會大打折扣。同樣，當個體在嚴密監視下完成任務，任何錯誤或遲緩都可能招致批評和責罵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大腦會優先處理恐懼和壓力，而無法將注意力集中于任務本身。

被人“盯著”帶來的情緒和注意力影響

被人“盯著”帶來的情緒和注意力影響是心理學一直關心的議題。其中一個很有名的研究來自法國的學者。他們邀請了54名大學生參與一個專注力實驗，并觀察他們在不同“監視”情景壓力下的表現。

首先，為了了解每個人的記憶能力，研究人員讓他們做一個簡單的電腦測試。這個測試會先在屏幕上顯示一句話，這句話可能是正常句子也可能是亂碼，然后會顯示一個字母。志愿者需要判斷句子是否通順，并記住這個字母。句子和字母的數量會逐漸增加，以此測試他們在短時間內能記住多少信息，這項認知能力叫作“工作記憶”。如果這些任務表現較好，就說明工作記憶能力強，也就是大腦短時間內處理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較強。

接下來，研究人員會訓練參與者玩一個叫作“西蒙”的游戲。這個游戲會測試他們在壓力下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游戲規則很簡單：屏幕上會出現紅燈或綠燈，志愿者需要根據燈的顏色按下對應的按鈕，并且要盡可能快速準確地做出反應。這個游戲的難點在于，燈的位置會不斷變化，有時燈的位置和按鈕的位置是對應的，有時則是相反的。這種情況下，參與者需要克服本能反應，集中注意力才能做出正確選擇。所以，無法集中注意力的人就會在這項活動中表現較差。

一般情況下，在第一項任務中表現較好的參與者，即工作記憶能力較強的人，在第二個任務“西蒙”游戲中的表現就應該更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參與者們已經熟悉了游戲規則。接下來，研究人員會把他們隨機分成三組，進行正式的“西蒙”游戲測試。這三組的主要區別設置在于參與者會不會被人“盯著”。

第一組：獨自一人在房間里玩“西蒙”游戲，研究人員會在房間外面等候。

第二組：在玩“西蒙”游戲時，會有另一個研究人員安排的志愿者，坐在房間里，并時不時地看他們玩游戲，但不會和他們說話。

第三組：在玩“西蒙”游戲時，會有研究人員坐在房間里，并時不時地看他們玩游戲，但不會和他們說話。

《學爸》（2023）劇照。

研究人員認為，與獨自一人進行游戲相比，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參與者在“被觀察”的情境下進行游戲時，會因為感受到被監視的壓力而導致注意力資源分配受限，進而影響他們在“西蒙”游戲中的表現。為了驗證這一假設，研究人員要求所有參與者在完成游戲測試后填寫一份問卷，以評估他們在游戲過程中體驗到的分心程度、焦慮程度、努力程度以及對自身表現的主觀評價。

研究結果與預期一致，與獨自一人相比，被實驗員“盯著”的參與者在西蒙游戲中表現出更大的干擾效應，即完成任務需要更長時間，而被同伴（志愿者）“盯著”的參與者與獨自一人相比則沒有顯著差異。這表明“監控壓力”的存在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控制能力，但這種影響取決于觀察者的身份和權威程度。實驗員作為權威人士，其存在帶來的壓力更大，導致參與者的認知資源被占用，從而影響任務表現。

專注力越強的青少年注意力受干擾程度越大

以往的研究主要關注“結果壓力”，例如擔心無法獲得獎勵，對注意力表現的影響。而這項研究顯示，即使在沒有明確獎勵或懲罰機制的情況下，僅僅是被權威人士“盯著”這一情境本身，也會對注意力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其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務中表現不佳。

結果中很有趣的另一點是，在獨自一人，也就是沒有監控壓力下的場景中，參與者本身工作記憶容量如果越高，那么他們的專注力自然就越好，在西蒙游戲中表現更好。然而，在被實驗員“盯著”的情況下，這種關系發生了逆轉。那些原本工作記憶容量很高的參與者，在西蒙游戲中受到監控壓力干擾反而更大，即他們的專注力反而更差，游戲表現變低。換言之，那些在“工作記憶”測試中表現更出色、具備更高認知能力和專注力潛能的參與者，在被權威“盯著”的情境下，其注意力表現下降的幅度反而更大。他們在“西蒙游戲”中的表現甚至不如那些工作記憶能力一般的參與者。這說明，專注力越強的青少年，在被“盯著”時，其注意力受干擾的程度越大，學業任務表現下降得越多。

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工作記憶容量高的人在被實驗員觀察時，其反應時間分布的后段，即需要更多認知控制的階段，表現出更大的干擾效應，也就是游戲表現更差。這表明“監控壓力”主要影響的是認知控制的后期階段，即抑制錯誤反應的階段。工作記憶容量高的人在壓力下，對錯誤反應的抑制能力下降，導致更容易出錯。參與者的主觀報告也驗證了這一點。在被實驗員“盯著”的情況下，工作記憶容量高的人自我報告的分心程度更高。他們給自己在任務過程中的分心、焦慮程度打分都高于其他人。

《學爸》（2023）劇照。

這項結果與我們的直覺相違背，通常我們會認為認知能力高，平時工作記憶能力強的人應該更聰明、專注能力更強，更加可以抗干擾。但這些研究顯示，有時并非如此。這是為什么呢？

實際上，這種現象與個體的信息處理方式有關。工作記憶容量較高的人通常具備更強的多任務處理能力，能夠同時關注和處理多個信息源。所以，正常情況下，工作記憶能力很強的孩子可以更快速地處理和完成一道復雜任務。他們平時會顯得很聰明，反應快，腦子活。然而，在“被盯著”的情境下，這種優勢反而成為一種負擔。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分出一部分注意力資源去關注觀察者的行為和意圖，試圖解讀觀察者的評價和預期，從而導致分配給任務本身的注意力資源不足，最終影響任務表現。

盯著孩子寫作業制造了一種“監控”壓力

生活中，如果我們持續關注著孩子的學業任務，盯著他們寫作業，其實就制造了一種“監控”壓力。孩子知道成年人或同伴在觀察和評估自己，因此會感到緊張、焦慮，無法集中注意力思考問題，最終影響學習效率。尤其是那些工作記憶很強，所謂的反應快的聰明孩子，他們遭受的負面影響甚至會更大。因為他們更能敏感地捕捉到在場權威的反應和期待，所以更加容易從學業工作中分心。

所以在被“盯著”寫作業時，孩子無法專注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甚至可能說明這個孩子注意力可調配的能力很強，而不是相反地存在專注力缺陷。這類似于成年人如果在領導監視下進行任務，也同樣會因為緊張而手足無措。所以，更好的學業支持方式是，給予青少年足夠的信任和空間，鼓勵他們自己獨立完成作業和其他學習任務，成年人可以事后進行適度檢查，來創造一個更加適合其發揮專注力的空間。而老師也可以在課程任務中給予孩子更多獨立執行任務的空間和時間，只在孩子尋求幫助時提供適當的指引和輔導。

《學爸》（2023）劇照。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成年人應該放棄監督青少年的學業狀態。研究也指出，并非所有孩子都會受到監控壓力的負面影響，工作記憶容量較低的孩子的表現可能不受影響，甚至可能因為家長的監督而有所提高。因此，家長可以根據孩子的具體情況，調整自己的陪伴方式。

對于工作記憶容量較高，容易分心的孩子，家長可以嘗試給予孩子獨立的空間和時間。在孩子需要幫助的時候提供支持和鼓勵，但不干預他們的思考過程。家長可以多與孩子溝通，了解他們的壓力來源，幫助他們緩解焦慮情緒。對于工作記憶容量較低，需要監督才能集中注意力的孩子，家長可以嘗試在孩子身邊陪伴，但不需要盯著他們每一個行為細節或頻繁地糾錯，影響他們的情緒。家長可以專注于自己的事情，比如看書、工作等，給孩子展現一個全身心投入任務中的成年人的狀態，以發揮榜樣的作用。

成年人更多可以扮演一個青少年學業中的燈塔角色，而非“監視器”。是否應該“陪寫作業”并非一概而論，可以更多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需求。對于容易分心的孩子，提供獨立的學習空間和信任，避免過度監控帶來的壓力。而對于需要一定監督才能集中注意力的孩子，家長則可以采取溫和的陪伴方式，避免直接施加壓力或指責。更重要的是，家長需要關注孩子的情緒狀態，積極溝通，幫助他們緩解焦慮。這里探討的“陪寫作業”帶來的壓力只是孩子學業壓力來源之一，長期處于高壓的家庭和學校環境（例如父母打罵、同學霸凌等）會對孩子的注意力造成更持久性的傷害，導致壓力激素皮質醇升高，從而影響學習效率。

原文作者/方士心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