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五五”規劃的全面實施，我國正站在產業結構系統性重塑的歷史節點。在此背景下，深入把握綠色低碳引領產業變革的內在邏輯，充分揭示其在催生新質生產力、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格局中的關鍵作用，成為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回答好的重大命題。

圖/中經視覺

綠色低碳是當今時代產業變革的主要方向

區別于以往以提高生產效率為主要目標的產業變革，當前全球開啟的以綠色低碳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呈現出更深層次、更廣維度的轉型特征。

其一，這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制度要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確立為關系全局的基礎性要求，標志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經歷從重點領域的專項整治轉向經濟社會系統的全面重構，綠色低碳不再是少數行業的責任，而是覆蓋經濟、社會、文化、治理等所有領域的“必修課”。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增強綠色發展動能”。這是對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再次強調，也為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按下了“加速鍵”。此外，“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全面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標志著我國運行多年的“能耗雙控”模式，正式向更精準、更科學、更注重結構優化的碳管理體系過渡。這充分表明，推進綠色低碳轉型是黨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必須堅定不移走好的必由之路，這將從根本上推動產業結構向綠色化、低碳化方向重構。

其二，這是順應科技革命演進方向的必然趨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綠色低碳正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主要賽道，各主要國家紛紛加碼清潔能源領域投資。例如，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曾一度計劃投入3690億美元用于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項目，其中超600億美元專門用于強化本土清潔能源和交通技術供應鏈；歐盟“綠色新政”框架下的《可持續歐洲投資計劃》，擬在未來10年動員約1萬億歐元支持相關領域的綠色轉型與技術升級。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清潔能源投資達到2.2萬億美元，約為化石燃料投資規模的兩倍。在這一浪潮中，綠色低碳技術呈現出爆發式增長態勢。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2024年，全球綠色低碳專利申請公開量為23.2萬件，同比增速達20.0%，創2017年以來新高。該趨勢清晰表明，當今世界科技競爭的重心，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高精尖”領域，而是愈發體現在綠色技術體系與產業生態。產業的綠色低碳變革不再是附加選項，而是順應科技演進趨勢，決定未來技術話語權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戰場。

其三，這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現實需要。綠色低碳產業已超越環境治理范疇，日益成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引領經濟轉型發展的關鍵抓手。世界經濟論壇預計，到2030年全球綠色經濟市場規模將從當前的超5萬億美元邁向超7萬億美元；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測算，為實現凈零排放目標，全球需在2050年前向綠色領域投入109萬億美元至275萬億美元。在此背景下，“綠色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經濟形態，已被廣泛視為僅次于科技行業的全球增長“第二極”。這一趨勢，正在我國轉化為清晰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提出，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到2030年，節能環保產業規模達到15萬億元左右。更關鍵的是，這場轉型為我國提供了從“跟跑”到“引領”的歷史性機遇。如今，我國的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已在全球形成領先優勢。綠色低碳發展，正從外部壓力加快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成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核心支撐。

其四，這是應對國際貿易綠色壁壘的戰略選擇。當前，綠色標準已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新門檻，以“綠色低碳”為核心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正在加速演進。2026年1月，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以下簡稱“CBAM”）正式進入實質性收費階段，成為全球首個系統性實施的碳邊境調節工具；英國宣布將于2027年1月實施本國CBAM，覆蓋鋼鐵、鋁、水泥、化肥、氫氣五大行業，且無過渡期。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也紛紛推進類似政策。即使是一直公開反對CBAM的美國，也正加速推進《清潔競爭法案》《清潔未來基金法案》等本土碳關稅立法，著手構建自己的綠色貿易壁壘。此外，蘋果、特斯拉等跨國企業亦通過供應鏈管理，對供應商提出明確的低碳合規要求，推動全產業鏈綠色轉型。可以看出，“綠色合規”正從趨勢判斷加速轉化為現實門檻，這將對全球產供鏈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主動順應并引領這一趨勢，打造領先于國際標準的綠色供給能力，不僅是鞏固國際貿易基本盤的現實需要，更是我國在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中贏得主動、擴大優勢的戰略選擇。

綠色低碳驅動產業變革的深層邏輯

當前，綠色低碳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推動產業體系發生根本性變革，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驅動技術創新突破，夯實產業發展根基。綠色低碳轉型本質上是一場由資源環境約束所驅動的技術范式革命。面對日益收緊的碳排放與能效標準，企業必須在材料、工藝、裝備等底層環節主動尋求綠色替代方案，推動關鍵技術由漸進改良實現實質突破，夯實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基礎。面對這一系統性轉型壓力，綠色低碳科技創新逐漸成為國家科技布局的重點方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提出，“推進綠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強，創新生態環境科技體制機制，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科技支撐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方案（2022—2030年）》也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創新體系。該趨勢在創新產出端已得到顯著體現。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顯示，我國2024年的綠色低碳專利公開申請量為11.2萬件，居全球首位。其中，2016年至2024年，我國綠色低碳專利申請公開量年均增長10.7%，顯著高于同期全國專利7.8%的平均增速。這種以國家戰略為導向、以市場應用為牽引、以技術突破為內核的創新模式，不僅有效緩解了傳統產業發展中的生態瓶頸，更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筑牢了綠色技術根基，從根本上增強了產業體系的韌性和可持續性。

二是驅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產業發展格局。綠色低碳發展正從兩個維度深刻重塑產業結構。一方面，嚴格的能耗與碳排放約束倒逼高碳產業加速轉型。鋼鐵、建材、化工等重點行業正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變革，通過工藝革新、能效提升和綠電替代等方式進行節能降碳改造；大量工業園區也同步推進環境治理方式從“末端治理”向“源頭重構”“過程管控”轉變。更重要的是，這一轉型過程正由單個企業、單個園區的“點上突破”，逐步擴展為產供鏈上下游在綠色標準、低碳工藝和資源循環體系上的深度協同，進而實現產業、產業鏈、產業集群的整體綠色競爭力躍升。另一方面，綠色低碳產業已形成覆蓋成熟領域與新興業態的全新增長極。以新能源為例，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光伏組件產量連續16年位居世界首位；2025年風電、太陽能發電累計并網裝機18.4億千瓦，占比達到47.3%，并歷史性超過火電。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綠色低碳產業規模約11萬億元，預計“十五五”期間有望實現翻番乃至更大的增長空間。與此同時，綠色轉型過程中激發的制度創新與市場響應，同步催生了綠色金融、節能服務、零碳園區運營等新業態新賽道，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注入新的變量和活力。

三是驅動要素配置變革，重塑價值創造邏輯。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2026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將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作為重點任務之一。傳統生產力主要依賴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有形要素的投入，而綠色低碳轉型正推動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加速進入生產函數，成為決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變量。一方面，我國的生態環保市場化機制持續深化，2023年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把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等資源環境要素一體納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總盤子，支持出讓、轉讓、抵押、入股等市場交易行為”。在政策的引領與推動下，碳排放權、綠證等環境權益正從合規成本轉變為可確權、可交易的新型資產，減碳能力開始成為企業可經營、可增值的戰略資源。另一方面，在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全球共識的背景下，“綠色溢價”正在重塑市場定價邏輯，以ESG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績效正深刻影響資本流向，驅動企業重構商業模式，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嵌入行為決策與長期價值實現路徑。這種要素結構的變遷，改變了價值創造邏輯，推動產業從規模擴張型增長向質量效益型、生態友好型的增長范式躍遷。

綠色低碳引領產業變革的實現路徑

將綠色低碳引領產業變革的宏偉藍圖轉化為生動實踐，亟須以系統性思維統籌謀劃、以前瞻性布局搶占先機、以攻堅性舉措突破瓶頸，以此持續塑造綠色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具體實施路徑如下。

健全頂層制度設計，構建剛性約束與激勵相容并重的政策體系。當前亟須立足既有政策框架，加快構建目標清晰、標準統一、激勵相容的政策體系。一是全面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科學合理分解碳排放雙控目標，壓實碳排放目標落實責任，并將其納入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考核，加強指標約束。二是加快完善覆蓋鋼鐵、建材、化工等高碳行業的綠色轉型指導目錄與綠色標準體系，進一步細化技術分類、深化標準實施。三是強化財稅金融聯動機制，綜合運用綠色金融、稅收優惠、財政補貼、風險保障等政策工具，激發經營主體廣泛參與綠色低碳發展的內生動力。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探索建立綠色貸款財政貼息、獎補、風險補償、信用擔保等配套支持政策。

深化市場機制建設，扎實推進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要充分發揮環境權益市場在引導產業綠色升級中的核心作用。一是擴大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覆蓋范圍，豐富交易品種和方式，加快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建設。二是加快建立強制消費和自愿消費相結合的可再生能源消費機制，強化“電—碳—證”深入銜接，有效拓展綠證應用場景，充分釋放綠證消費潛力。三是豐富環境權益資產的金融應用場景，積極開展碳排放權、排污權、用水權、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權等抵質押融資業務，盤活生態資產價值。

統籌推進產業布局，打造梯次培育、特色鮮明的協同發展格局。堅持以綠色化、低碳化為導向，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是加快傳統產業“擴綠增效”。及時更新發布制造業綠色低碳技術目錄，遴選推廣成熟度高、經濟性好、綠色成效顯著的關鍵共性技術，全面推進企業、園區和重點行業改造升級。二是擴大綠色低碳產業占比。聚焦綠色環保、新能源裝備、新能源汽車等重點領域，持續提升產業規模與競爭力。鼓勵產業基礎好、集聚特征突出的地區，打造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綠色產業集群。三是前瞻布局一批未來產業。聚焦“雙碳”目標下能源革命和產業變革需求，謀劃培育氫能、儲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未來能源產業，搶占新興產業發展制高點。

堅持開放引領，主動重構全球綠色產業競爭新規則。面對綠色貿易壁壘日益高筑，必須變被動合規為主動引領，將綠色能力塑造為新的競爭力。一是深度參與國際綠色標準制定。利用現有雙多邊機制，深化與各國在綠色技術、綠色產品以及產品碳足跡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推動關鍵標準互信互認，前置化解潛在綠色貿易限制。二是強化綠色產業鏈國際合作。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輸出我國在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成套技術、裝備與標準，鼓勵建設中外合作綠色工業園區，提升我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三是完善海外綠色投資引導機制。擴大綠色金融國際合作，持續強化服務產業綠色出海的金融支撐體系，助力企業擴大海外綠色低碳產業投資。同時，加強跨境規則協調與監管合作，為中國企業海外布局營造穩定、透明的制度環境。

突出科技賦能，鍛造產業綠色變革的核心引擎。科技創新是綠色轉型的關鍵驅動力，要以數字化、智能化手段破解轉型瓶頸。一方面，強化數智技術賦能生產方式綠色轉型。建設國家級的產業數字化能碳管理信息平臺，通過采用人工智能、物聯網、智能傳感等信息通信技術，實現對生產流程能耗和碳排放的精細化管控和智能化決策，持續提升節能降碳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構建具有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特征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必爭領域，加強原創性重大科技攻關，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智能技術、綠色技術在不同產業、不同場景的交叉融合應用，實現從“末端治理”向“源頭管控”的根本轉變。

面對百年變局與“十五五”開局的關鍵交匯點，以綠色化、低碳化引領產業變革，既是歷史機遇，更是時代使命。須以更大決心、更實舉措，將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深度融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全過程，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筑牢綠色根基。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王遙）

本文第二作者為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新型工業化研究所王文翰（通訊作者）；本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綠色金融發展實踐與政策支持研究”（編號25&ZD127）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