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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什帕拉杰·德什潘德（Pushparaj Deshpande）

編譯|楊林宇

編譯審核| 張謙和

編輯|楊林宇

審核| 江怡

編者按

印度總理莫迪近日呼吁民眾減少燃油、黃金、出境旅游及化肥等開支，聲稱這是應對全球危機、踐行愛國義務的必要之舉。然而，印度學者普什帕拉杰·德什潘德（Pushparaj Deshpande）卻質疑這套說辭的真實性，認為莫迪政府實質上是將自身政策失誤的代價轉嫁給民眾，揭示了“發達印度”敘事之下的印人黨政府治理的深層矛盾。文章逐一剖析了莫迪政府過去十二年在能源、外交與經濟領域的政策缺陷：逐漸放棄在能源層面的戰略自主，導致能源對外依存度不降反升；忽視戰略石油儲備與煉油能力建設，卻耗費巨資于領導人個人宣傳；在農業、就業與消費持續疲軟的背景下，呼吁削減支出無異于雪上加霜。作者認為，民眾被迫承擔的所有生活犧牲，都是在為政府的外交短視、政策失敗而買單。危機時期的臨時限制措施并非不可接受，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將壓抑民眾正常生活需求包裝成治理手段，沒有提前建立足夠的能源、財政和宏觀經濟緩沖，卻在危機來臨后訴諸“為國犧牲”的道德動員，把政策失誤的代價轉嫁給普通民眾。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印度漫畫家薩蒂什·阿查里亞（Satish Acharya）繪制的諷刺性漫畫。底層民眾捧起空碗，莫迪政府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句新的宣傳口號。圖源：ritimo

說到底，我們所有人都該捫心自問：在莫迪所謂“強有力”的領導下，為什么印度喊了十二年要建成“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邁入“黃金時代”（Amrit Kaal），到頭來卻還得讓普通民眾一再犧牲？

如今全球都在關注中美高層對話，盼著這場會談能為美以伊沖突及其引發的連鎖危機帶來些許緩沖。可即便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局勢真正緩和恐怕也還要等上數月。在此背景下，莫迪總理不出所料地呼吁印度民眾勤儉節約，減少燃油、黃金、出境旅游、食用油以及化肥方面的開支、進行居家辦公。印人黨一如既往，將莫迪總理的這番提議大肆吹捧為高明之舉，還將其包裝成民眾理應履行的愛國義務。但拋開這些華麗說辭，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眼前：這究竟是全民共克時艱，還是純粹將生活重擔轉嫁到民眾身上？

一、是理性節儉，還是變相施壓？

乍一看，政府似乎已在當前情況下盡力而為。畢竟國際能源市場動蕩不安，糧食價格極易波動，地緣政治沖突又打亂了全球供應鏈。此外，美以伊沖突爆發、霍爾木茲海峽遭航運封鎖等事件本就難以預料。放眼全世界，不少國家都面臨燃油、糧食、日用必需品短缺的困境，印人黨也一再宣稱，印度的處境已經比其他國家要好得多。

然而，總理提出的這些提議，本質上都是讓民眾通過克制自身日常行為，來承擔宏觀經濟帶來的壓力。本質上看，這就是一種道德施壓，倒逼民眾縮減消費、減少出行、調整理財方式，變相降低民眾的生活期許。政府非但不去糾正自身因經濟與外交政策失誤而留下的各種結構性問題，反倒把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全部轉嫁給民眾。鑒于此，我們有必要理清這些提議背后的緣由，以及后續可能引發的后果。

首先，莫迪政府此前對外宣稱，印度如今70%的原油進口都不再依賴霍爾木茲海峽，而此前這一比例僅為55%。但這番說辭如今愈發站不住腳，早在2019年5月與2020年，印度就先后取消了以盧比結算、從伊朗和委內瑞拉采購低價原油的渠道，此舉不斷削弱印度的能源自主與安全。印伊兩國素來戰略往來密切，即便當前美以伊局勢惡化，印度也本應具備穩定獲取能源供應的有利條件。

畢竟，任何政府的首要職責都是維護本國公民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可莫迪總理卻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對伊朗發動的戰爭。由于這場沖突與利庫德集團（Likud Party）為應對以色列大選而進行的政治操弄深度捆綁，因此印度實際上已將伊朗推向對立面，損害印度長期戰略利益。過去，正是這種戰略關系，使印度能夠獲得低價石油和更順暢的能源運輸安排。

類似的擔憂也體現在俄羅斯石油進口問題上。俄羅斯石油一度占印度原油進口的 40%，其中部分交易還是以盧比結算的。但在美國加征關稅之后，莫迪政府明顯減少了進口俄羅斯低價石油。結果，到 2026年1月，印度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降至44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進口量同比下降接近35%。

美以伊沖突爆發后，美國為穩定全球能源市場、緩解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引發的燃油短缺問題，曾給予印度美國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制裁豁免。但據悉這份豁免政策即將到期，美方也明確表態不會續簽，印度再度陷入嚴峻的能源供應危機。莫迪政府似乎十分擔心惹怒美國，以至于在豁免于2026年5月16日正式到期之前，就將一艘原本計劃從俄羅斯波爾托瓦亞波羅（Baltic Portovaya）向印度運送6萬噸液化天然氣的“鯤鵬號”（Kunpeng）油輪改道。

既然莫迪政府一貫選擇放棄印度的戰略自主，那么我們就有理由發問：如今厲行財政節儉的壓力，憑什么要讓民眾來承擔？當初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跌之時，莫迪政府非但沒有下調燃油稅費惠及民眾，反而多次上調汽油消費稅，15個月內連續上調九次，將這筆額外收益收入國庫。2014年至2021年間，印度汽油消費稅從每升9.48盧比上漲到32.98盧比，漲幅達到248%，累計為印度政府創收38.89萬億盧比。

二、莫迪政府擱置印度戰略石油

儲備擴建工作

一個真正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政府，本應把這些資金用于擴大戰略石油儲備、加強能源安全，為應對未來各種危機做好充分準備。然而，印人黨政府卻將這筆資金耗費在了許多非必要開支上。例如，過去11年間，僅用于莫迪總理個人宣傳推廣的資金就達到598.7億盧比，平均每日宣傳開銷約1500萬盧比。

其次，過去12年里，莫迪政府幾乎沒有推動擴建印度戰略石油儲備，這一點令人費解。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領導的上一屆政府，曾為印度建立起533萬噸、折合約3900萬桶的戰略石油儲備規模。而直到今天，這一規模幾乎沒有變化，專門用于戰略儲備的設施也沒有得到實質性擴建。據估算，建設新的儲油設施并將其儲滿，大約只需花費3千億盧比，這筆錢相較政府通過燃油稅和附加稅獲得的38.89萬億盧比收入，微不足道。

盡管印人黨政府正極力安撫國內輿論，聲稱印度擁有可維持60天的石油儲備，但這其實是刻意篡改統計方式的虛假說辭。因為政府把煉油廠管道中的原油、停靠港口船只上的石油、海上單點停泊油料全部算入戰略儲備中，而這些在國際上通常并不會被視為真正的緊急儲備。相比之下，中國的戰略原油儲備估計已達到9億至14億桶，同時還能夠持續、穩定獲取來自伊朗和俄羅斯的石油，以及中亞地區的天然氣供應。

殘酷的現實是，莫迪政府早在2015年能源峰會（Urja Sangam）上承諾，要在2022年將印度石油對外依存度降至67%。但實際情況截然相反，印度對原油進口的依賴程度，已經從2014 年的77.6%上升到2026年的88.6%。這反映出印人黨政府長期以來在提升能源韌性、建立抗風險能力方面投入嚴重不足。

同樣，盡管莫迪政府曾承諾，到2030年把印度煉油能力提升至每年4.5億噸，但目前印度的煉油產能只有2.58億噸，而在2014年之前，這一數字就已經達到2.15億噸。過去12年里，莫迪政府實際新增的煉油產能只有約4300萬噸。造成這種滯后，部分是由于納納爾大型煉油廠（Nanar Mega Refinery）暫停、印度斯坦石油拉賈斯坦邦煉油廠（HPCL Rajasthan Refinery）建設工期延誤，以及努馬利加爾煉油廠（Numaligarh Refinery）擴建工程遲遲無法完工。與此同時，官方也悄悄將2030年冶煉產能預期下調至每年3.09億噸，這意味著，到2030年莫迪政府計劃新增的煉油產能僅有約5100萬噸。

由于外交政策上的失誤以及長期缺乏作為，如今印度對高價且以美元結算的進口原油依賴不斷加深，其中也包括委內瑞拉石油，這導致大規模外匯流出。

第三，勸阻民眾購買黃金的做法，與印度根深蒂固的民俗習慣相悖，必然會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民間大量購買黃金會消耗國家外匯儲備，截至2026年5月，印度外匯儲備約為6906億美元，僅能滿足全國260天左右的進口貿易需求。雖然壓縮黃金進口有助于緩解國際收支壓力，畢竟印度在2025年進口黃金的總額約為720億美元，但長達一年的限制措施，勢必會對黃金零售和珠寶行業造成嚴重沖擊。

該行業中的超過30萬家企業中提供了約100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90%都屬于中小微企業，還貢獻了印度約15%的商品出口，每年創造約900億美元產值，占印度國內GDP約7%。此外，盡管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民間購買黃金會消耗外匯儲備，但對普通家庭而言，由于黃金能夠保障家庭購買力，因此持有黃金在社會和經濟層面都具有合理性。

除了現實層面的擔憂外，莫迪總理此番呼吁本身也顯得頗為諷刺。2013年，時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的莫迪，曾猛烈抨擊時任財政部長帕拉尼亞潘·奇丹巴拉姆（Palaniyappan Chidambaram）提出的類似限制黃金進口的主張，嘲諷這項舉措是要奪走印度女性的“曼加爾蘇特拉”（Mangalsutra，指印度已婚女性佩戴的黑色珠子金項鏈）。

印度政府此舉，顯然是想要緩解油價飆升引發的巨額貿易逆差，同時阻止民眾大量將盧比兌換為美元，以此穩固盧比匯率，籌措資金購入高價原油，但這種壓力不應該轉嫁給民眾。畢竟，為遏制盧比持續大幅貶值，印度儲備銀行（RBI）已經凈投放了約450億至570億美元，以防止盧比在美元持續走強背景下出現失控貶值，這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最大的干預。出現這一局面，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外資大規模撤離。2025年至今外資撤離總額達到398億美元，創下1993年印度對外開放市場以來的最差紀錄；而2024-25財年至2025-26財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資凈額僅有63億美元，2023-24財年至2024-25財年也僅為9.59億美元。

究其根源，莫迪政府并沒有著力建設一個能夠吸引全球投資、擴大出口、強化制造業競爭力的經濟體系，而是長期致力于制造社會對立、推進流于表面的政策、粉飾數據以及無休止的選舉政治。莫迪政府并未致力于營造利于創新、投資和企業發展的環境，還借助稅務亂象打壓企業，利用公職部門向企業謀取私利，嚴重阻礙本土企業發展。

2014年至2024年間，超過4.5萬名高凈值人士（High-Net-Worth Individuals，指高資產人員）離開印度，較前十年增長72%，這并非偶然現象。同樣，私營部門固定投資占實際GDP的比重，也從2015年超過40%的峰值下降到2024年的33%。

這件事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內情，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印度儲備銀行增持86噸黃金，使總儲備量達到880.5噸，其中大部分存放于印度金庫中。該做法與其他正在增加黃金儲備國家一樣，試圖借此降低地緣政治制裁和持續通脹帶來的風險。越來越多的傳言認為，此舉意味著推動“去美元化”（De-Dollarisation）或者分散對美元依賴的風險。然而，印度儲備銀行早已開始試行“特別盧比往來賬戶”機制（Special Rupee Vostro Accounts），能夠與超過18個合作國家直接使用盧比完成國際貿易結算。如果印人黨政府想要降低美元依賴風險，印度為何又拒絕建立統一金磚國家貨幣體系的相關提議？這著實令人費解。

可以明確的說，不能因國家資產負債表管理而犧牲民眾個人購置黃金的需求。如果印度仍然通過雙邊結算機制，以盧比直接進口伊朗和俄羅斯原油，外匯儲備所承受的壓力將大幅減輕。如今外匯儲備吃緊、民眾被迫承壓，歸根結底是由于莫迪政府在能源與外交層面過度依附美國主導的制裁體系，主動放棄低價原油采購、免費航運、保險服務以及延期付款等諸多有利條件。

第四，農業領域同樣存在政策執行上的脫節問題。印度全年所需的化肥量為 3905.4萬噸，而現有庫存只能滿足約51%的需求。因此，農民開始質疑政府于2023年推出、為期三年的“農業營養替代促進管理計劃”（Promotion of Alternate Nutrients for Agriculture Management）的實際效果。盡管政府多次發布通知，但據報道，該項目自推出以來，尚未向任何邦或聯邦屬地發放過任何激勵資金。

在此背景下，莫迪呼吁農民將化肥使用量減少50%，與實際情況脫節。如果2026年出現降雨不足的情況，將會嚴重影響農業生產。這不僅會加劇農村困境——印度農村實際工資多年來零增長，35%的農村家庭負債約59748盧比，過去三年有32622名農民和勞工離世——還可能引發食品價格膨脹。

第五點，同樣是最為關鍵的一點。在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中約有56%由居民最終消費支出驅動的經濟體中，要求民眾削減支出，本身就可能適得其反，而且這一比例在2022-23財年至2023-24財年已降至21年來的最低水平。如果民眾大幅削減燃油消費、出境旅行、食用油采購、交通出行與黃金消費，勢必會壓制市場消費需求，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劇失業問題。勞動力抽樣調查數據（Periodic Labour Force Survey）顯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度青年失業率飆升至15%，創下連續四個季度以來的最高值。與此同時，印度人均債務在兩年內增長超過23%，從2023年3月的39萬盧比上漲至2025年3月的48萬盧比。在印度本就十分脆弱的經濟環境中，繼續刻意壓制居民消費只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經濟壓力，根本無法化解過去12年政策積累下的結構性問題。

三、結語：是為民執政，還是為己執政？

在全球動蕩時期，國家采取限制措施本無可厚非，但絕不能將抑制手段作為國家核心治理方式。事實上，印人黨政府在為應對當前危機方面沒有做足準備。印人黨政府從未提前制定完備預案應對此次危機，而是寄希望于“史詩之怒/雄獅咆哮”（Operation Epic Fury/Roaring Lion）行動早日結束，并未預料或規劃其他可能性。久而久之，政府持續消耗有限的緩沖資源，致使整體經濟與能源體系更加脆弱。為轉移民眾對這些問題的注意力，印人黨的宣傳機器散播說法稱，前總理英迪拉·甘地曾呼吁印度民眾捐獻黃金。印人黨輿論宣傳機構還大肆宣揚稱，英迪拉·甘地（Indira Gnadhi）總理也曾號召民眾捐獻黃金共度難關。

多家權威媒體早已辟謠，前總理英迪拉·甘地僅是主動捐獻個人黃金飾品充實國防資金，從未號召民眾捐獻黃金。與此同時，盡管部分印人黨政府高級官員象征性地縮減了官方車隊規模，以表達與民眾共克時艱的態度。但問題不在于政府正借此自我宣傳標榜，更在于既然政府可以維持更精簡的安保配置，那么此前又為何需要規模超過100輛車輛的龐大車隊？

核心問題不在于民眾在困難時期是否應當表現出責任感，印度民眾歷來都具備直面危機、主動奉獻的堅韌品質。問題的關鍵在于莫迪總理的領導力。真正的領導力，從不是擅長勸說民眾勒緊褲腰帶，而是如何果斷采取措施避免民眾被迫做出犧牲。遺憾的是，如今印度正在重演廢鈔令以及新冠疫情時期的治理套路，民眾被迫承擔起印人黨政府治理失敗的代價。

這讓人不禁發問：印度及其民眾還要承受多少？總理何時才能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坦率地說，當一個國家的風險緩沖資源不斷縮減、發展空間持續受限、戰略自主權不斷削弱時，一味勸說民眾自我克制，根本無法讓國家變得強大。歸根結底，我們都該深思，在所謂強有力領導之下、在承諾建設“發達印度”和“黃金時代”的十二年之后，為什么民眾一次又一次被迫做出如此多的犧牲？

作者簡介：普什帕拉杰·德什潘德（Pushparaj Deshpande），印度評論員，主要關注當代政治問題，為《印度教徒報》《印度快報》《火線》等多家報刊撰稿。

本文編譯自《火線》（The Wire）2025年5月14日文章，原標題為 It’s My Life but I’ve to Pay BJP’s Bills ，原文鏈接： https://thewire.in/economy/modi-austerity-appeal-bjp-indian-economy。

編輯：楊林宇

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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