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邊緣型人格障礙不是一種障礙，而是創傷反應的表現。”——讀到治療師Constantin Patrascu的這個觀點時，我有些動搖。
幾年前，我恰好和一位同時呈現出典型邊緣型人格障礙和隱性自戀型人格障礙特征的女性有過一段親密關系。她身上的爆發與失控，讓我很難將一切僅僅歸為“創傷反應”。
一開始，我對她的診斷毫不知情。她被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判定為存在自閉癥譜系障礙，她也習慣說“我是個阿斯伯格”。可第一次見面，我就覺得這個診斷不對勁：她既沒有典型的阿斯伯格表現，許多跡象反而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只是當時我以為，這不過是個小錯誤，于是我們還是繼續走了下去。
關系的展開像被放慢的錄影帶。因為分隔兩地，我們只在周末見面，這拖長了那種本該在幾周內出現的劇烈變化——但變化還是沿著BPD的經典軌道，一步步浮現。最先是我被理想化，那種過度的仰慕讓我無比不適；接著，她開始坦然接受我為她和兩個女兒所做的一切，稱之為“我承擔屬于自己的部分”。再然后，是她的“危機制造”：突然有一天，她注意到女兒們極度不愿與父親共度周末，她立刻從中嗅出了虐待的跡象。以BPD特有的方式，她向我求助，我迅速成為替代父親和家庭的保護者。
但這些遠不是終點。緊接著，第二次危機又因她與他人交往中的不當方式被引爆——而她的失控，才剛剛拉開帷幕。這一連串的經歷，讓我在回過頭去看Constantin的文章時，最終選擇了拒絕他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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