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過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彈藥帶來的威脅依然存在。閃電戰精神也同樣延續至今。2015年，倫敦東區塔橋附近一處前退休人員中心舊址發現了一枚未爆炸彈——英國每年大約會挖出60枚這樣的未爆炸彈——當地一名市議員夸耀說，這顯示“我們的老人硬得像釘子一樣，在一枚重達1000磅的炸彈上喝了70年茶”。

在德國，威脅甚至更大。盟軍空軍投下的超過一百萬枚炸彈中，每年都有數百噸被發掘出來。2010年，哥廷根有多名排爆人員在試圖拆除一枚裝置時犧牲。三年后，多特蒙德當局確認了一枚重達1800公斤的英國皇家空軍“重磅炸彈”，導致兩萬人被迫疏散。雖然閃電戰與首都倫敦密不可分，倫敦市民承受了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間襲擊的主要沖擊，但德國空軍的攻擊范圍要廣泛得多、破壞性也大得多——持續了近六年，而如今八十年過去了，它依然是一個現實而明確的威脅。

由于重工業發達，我的家鄉北希爾茲——位于泰恩河畔，紐卡斯爾以東八英里——是德國空軍轟炸機的常規目標。1940年末的幾個月里，諾曼·克里斯滕森和他的朋友們正享受著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迅速對戰爭紀念品——炸彈碎片產生了狂熱的興趣。“每個孩子都有一個盒子或袋子，用來存放他們珍愛的扭曲金屬片收藏，這些碎片在空襲最猛烈時可以聽到叮當作響地落在瓦片和路面上，”他回憶道。

“這些碎片會被沒完沒了地檢查、評估、交換和交易，就像我們保存和珍藏的其他許多完全無用的東西一樣。”諾曼收藏中最引以為傲的是一套德國燃燒彈的尾翼。這種對戰爭戰利品的渴望并不局限于北希爾茲，它很快變成了一把雙刃劍。兩名男子在東北部一處海灘散步時，其中一人撿起一個神秘的“容器”，容器隨即爆炸。兩名朋友留下了兩位寡婦和九個孩子。

事實上，到1940年9月，被確認的未爆炸彈數量已接近4000枚。它們形狀各異、大小不一，從50公斤到1000公斤（綽號“赫爾曼”，以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命名）不等，還有重達1800公斤、能炸出一個相當于幾輛雙層巴士大小的彈坑的“撒旦”炸彈。戰爭期間落在英國最重的炸彈是“馬克斯”——重達2500公斤。更常見的是矮壯的250公斤和500公斤炸彈。這些空投武器出乎意料地精密，在戰爭期間不斷適應和演化。

總的來說，它們由一個空氣動力學形狀的金屬外殼構成，裝有穩定尾翼，通過底部的旋入式蓋板填充烈性炸藥。炸彈內部縱向裝有一根獨立的管子，里面裝有更多炸藥以輔助主引爆。

橫向放置的是金屬“引信室”，里面裝有一個由金屬“引信環”固定的電引信，引信環像果醬罐的蓋子一樣旋緊。引信的種類和炸彈一樣多。“15號”引信在撞擊地面時釋放電荷，立即引爆武器。“17號”長延時版本也在撞擊時釋放電荷，但會點燃足夠多的鋁熱劑來熔化一個蠟丸，從而釋放一個發條引信，在長達96小時后引爆炸藥。“50號”引信被設計成詭雷和防拆裝置。它在落地后自行引信，內部慣性開關極其敏感，甚至可能被路過的卡車觸發。

戰爭期間，落在英國各地的這些高爆炸彈中，約有8%因缺陷或設計原因未能爆炸，其致命性絲毫不減。國內安全部很快發出了嚴厲警告：“公眾必須遠離，直到警察或軍方告知危險已不存在。”

絕大多數未爆炸彈是故障撞擊炸彈，但長延時引信的存在進一步增加了不確定性。許多炸彈——其中許多在多年后仍留在原地——深埋在田野或公園綠地20至30英尺的地下、房屋的地下室、社交俱樂部下方（比如2015年薩瑟克的那個），或城市人行道下。令人驚訝的是，戰前對未爆炸彈的考慮少之又少。大多數人錯誤地認為，炸彈只會露天躺著，很容易發現和處理。

19歲的皇家工兵薩珀·亨利·貝金漢姆是被派去參加一天排爆課程的人員之一。他們的“訓練”結束后，他和隊友們被貼心地發了一份“展示如何處理未爆炸彈的圖紙”，然后就被派出去了。推薦的技術是用沙袋搭建一個有掩護的“爬行通道”，工兵沿著通道匍匐前進，然后在一枚危險武器旁邊放置炸藥，“就地引爆”。

最早的排爆單位幾乎同樣簡陋：三名皇家工兵、兩把鎬、兩把鐵鍬、一輛車、500個沙袋和一些炸藥。后來這些單位擴充到大約15人。在早期，他們常常依賴大多數花園棚屋里能找到的工具。可以用錘子和鑿子來松開固定引信的螺紋環。用鉗子或手動擰開后，可以用繩子系住引信本身，從安全距離將其拉出。

隨著經驗的積累，很快就設計出了專用扳手來幫助拆卸各種部件。然后可以將炸彈翻轉過來，將炸藥從“引信室”中傾倒出來，再將整個炸彈裝車運走。

剛受訓完的亨利·貝金漢姆很快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每晚都有空襲，白天也有很多次，”他說。“沒有時間休閑；我們一周工作七天，從早到晚。”在1940年9月的兩周內，他所在的百余名陸軍工兵部隊處理了470枚未爆炸彈。有一次，亨利花了幾天時間在倫敦東區一戶人家的后花園里挖掘。

“我們最終找到了尾翼，知道那是一枚250公斤的炸彈。這促使我們更瘋狂地挖掘，因為我們知道它不可能離得很遠。但運氣不在我們這邊；炸彈以一個銳角停住，引信室在下面。我們決定收工，第二天早上再回來。”

“你可以想象我們第二天到達時看到四棟房屋嚴重損壞的那種震驚和恐懼。它在我們離開現場一小時后爆炸了。”另一次，一串炸彈落在了一處墓地里。“我們不得不開始挖掘。尸體臭氣熏天，我們唯一能消除惡臭的方法是在洞周圍澆上雜酚油。”

“我們用鐵鍬把尸體搬開，但它們一接觸空氣就碎裂了。我們把它們放在一邊，下到地下拆除炸彈，然后再把死者鏟回去。”處理未爆炸彈面臨三大挑戰：定位埋藏的炸彈、使引信處于安全狀態、然后安全移除炸藥填充物。理想情況下，排爆隊會拆除引信，然后將其運到別處進行檢查和引爆，但這并非總是可行。

皇家海軍軍官、海軍少尉杰克·伊斯頓是英勇的排爆人員之一，他盡力應對這種獨特的壓力。“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接受了一個事實：很可能會有最后一枚炸彈，”他寫道。“為了保持理智，我們沒有過多思考這種可能性。它就在那里。但被壓抑著。如果‘最后’一枚傘兵水雷來了，好吧，它來了。”

他一直對一名同事在他第一次執行任務時犧牲這件事心有余悸。“沒有找到他身體的任何部分，甚至一顆制服紐扣或徽章都沒有。他就這樣消失了。”1940年秋天，伊斯頓和他的同事普通水兵貝內特·索斯韋爾前往倫敦東區一處房屋，那里有一枚傘兵水雷未能爆炸。伊斯頓小心翼翼地把前門推開。“我現在對那厚厚的塵土既熟悉又敏感，我謹慎地移動，生怕腳步太重觸發水雷的機制。”透過窗戶，他看到巨大的傘兵水雷“在房間中央輕輕搖擺”。

傘兵水雷外形介于炸彈、家用鍋爐和巨型黑色烏賊之間，是由改裝后的水雷加裝25秒定時器制成的。威力足以摧毀整條街道，它們有堅固的鼻錐，能在爆炸前穿透建筑物。

伊斯頓盡量平靜地從窗戶爬了進去。“水雷懸在天花板的一個洞中，它的鼻尖離地板不到六英寸，”他回憶道。“我靠近它，抬頭看到降落傘的一部分纏在煙囪管帽上，還勾住了樓上房間里一張舊鐵床架。”

他借著搖曳的燭光開始拆除它。當他試探性地擰開引信環時，水雷突然開始滑落。“頭頂傳來磚墻倒塌的聲音，煙囪管帽塌了，我聽到炸彈機制發出的嗡嗡聲。除非我及時脫身，否則我只能活幾秒鐘。”

“在這種工作中，必須提前規劃。當我發現不觸動水雷就無法打開門時，我已經決定好如果機制啟動后的一系列動作。我抓住門并拉開它，因為此時是否觸動水雷已無關緊要，然后我跑了出去。我兩步就穿過了門廳。”

沖過馬路來到一個地面防空洞，伊斯頓撲倒在防空洞的另一側。他后來只記得“在爆炸前瞬間的閃光使我失明”。

當他恢復意識時，“我知道自己被深深埋在磚石之下，正在窒息。我的頭夾在兩腿之間，我猜我的背斷了，但我動彈不得。”他關于背部斷裂的判斷是正確的，他還遭受了顱骨骨折和雙腿骨折。六條街道被損壞或摧毀。

27歲的貝內特·索斯韋爾就沒那么幸運了。他被爆炸炸死，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子。伊斯頓和索斯韋爾后來都被授予了喬治十字勛章，這是最高勇氣勛章之一。但排爆是一項致命的工作，戰爭期間奪去了近600名從業者的生命。

據后來估算，閃電戰期間排爆軍官的平均壽命為10周。他們的犧牲并非毫無意義。1939年至1945年間，共處理了超過5萬枚炸彈。那些在閃電戰年代鍛造出來的單位的傳統至今依然充滿活力——無數戰時未爆炸彈仍在那里，如今在英國本土以及伊拉克、阿富汗等海外地區，還有恐怖分子裝置等待著被發現。

幸運的是，我們這一代排爆專家隨時待命處理它們——這些男女依然勇敢地獨自走向爆炸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