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兩家即將IPO的存儲企業,點燃了資本和地方政府的熱情。
5月27日,上交所上市審核委員會審議通過長鑫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科創板IPO申請。招股書顯示,長鑫科技已通過合肥集鑫等持股平臺實施了兩期員工持股計劃,累計完成授予高達6760人次,而其第二期員工持股計劃的入股成本僅為0.108元/股。如果按照2萬億市值測算,長鑫科技IPO有望誕生至少13個億萬富翁,以及數千位千萬富翁。
5月17日,長鑫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鑫科技”)更新IPO招股書,補充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業績:實現營收約508億元,同比增長超719%;歸母凈利潤約247.6億元,同比扭虧為盈。其2024年全球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市場份額位居全球第四、全國第一,僅次于三星電子、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
5月19日,長江存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江存儲”)發布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輔導備案報告。有媒體報道,長江存儲今年一季度收入已超200億元,較去年翻倍,NAND(閃存)芯片產量占全球市場份額已超10%。
上述業績表現迅速放大了市場投資情緒。據Wind數據,截至5月22日,半導體指數在上周漲超24%,今年以來漲超52%。市場對兩家存儲企業也持有高預期,以長鑫科技為例,市場普遍給出超萬億元的市值預期,并認為其上市后有望成為A股市值最高科技股之一。
聚光燈之下,“幕后推手”城市也被推至臺前。據公開報道及股權穿透測算,合肥市、區級國資合計持有長鑫科技約36.8%股份,安徽國資整體持有約46.7%股份。長江存儲方面,由省、市、區國資共同注資的湖北長晟發展是其第一大股東,直接持股約26.5%,湖北國資合計持股超44%。
中部城市“出圈”背后,是新一輪城市之爭。“過去十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基本由上海、北京、深圳、無錫等少數城市主導,如今,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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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插畫/adan
“十年磨一劍”
AI時代的算力不只取決于芯片算得多快,也取決于數據能否被足夠快地調用、緩存和保存。DRAM和NAND正是支撐這一過程的兩類基礎存儲芯片,前者承擔處理器、AI芯片和服務器運行中的高速臨時讀寫;后者負責數據的長期保存和快速訪問,廣泛用于手機、SSD(固態硬盤)、數據中心和企業級存儲。
十年前,全球高端存儲芯片市場超九成被海外壟斷,中國企業份額幾乎為零。如今,盡管較國際龍頭廠商仍有顯著差距,但長鑫科技、長江存儲已積累起規模化產能。
據東吳證券發布于5月19日的一則研報,2025年第二季度,三星電子、SK海力士、美光科技的12英寸DRAM月產能分別為64.5萬片、51.5萬片和33萬片,長鑫科技月產能約26萬片;三星電子、西部數據/閃迪的12英寸NAND月產能分別為41萬片、40萬片,長江存儲月產能約14萬片。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么這兩家國產存儲龍頭,分別出現在合肥與武漢?
武漢的路徑帶有明顯的國家戰略承接色彩。2014年6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公布,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下稱“國家大基金”)隨后在9月成立,存儲器基地是重要投資方向之一,當時已明確“培育至少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存儲器項目”的目標。
武漢東湖高新區已有一定產業基礎。2006年,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區三級政府共同決策,由湖北省科技投資集團出資107億元成立武漢新芯,并于2008年投產中部地區首條12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
早期探索并不容易。在武漢新芯投產時,全球存儲器行業處于低潮,市場開拓困難。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秦尊文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項目早期“極其艱難”,技術、政策和市場條件都不成熟,長期處于虧損狀態,“第一個十年,幾乎是‘連滾帶爬’走過來的”。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在2015年修改了30多輪申報方案的湖北省,最終“爭”得了機會。2016年3月,總投資240億美元的國家存儲器基地落地武漢光谷,這在當時是湖北最大的單體投資高科技產業項目。同年7月,主攻3D NAND的長江存儲作為基地項目實施主體設立,一期出資方包括國家大基金、湖北國芯產業投資基金、湖北科投。
此后,長江存儲進入了國家戰略的實施通道。公開信息顯示,國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分別在2019年12月、2023年2月參投長江存儲的早期融資,分別出資約136億元、129億元;其他出資方則含有省、市、區級國資背景。
合肥的路徑延續了京東方項目“以投帶引”的打法:地方國資以大額股權投資導入項目,企業負責市場化運營。
2016年5月,在創業初期就立志“做中國最大存儲器公司”的兆易創新創始人朱一明與合肥市、經開區負責人就存儲器項目的發展戰略進行研討,一個月后,長鑫存儲成立,在兆易創新的業務基礎上研發制造DRAM。
據兆易創新在2017年10月披露的合作協議,長鑫存儲一期項目預算約180億元,合肥產投與兆易創新根據4:1比例出資。據長鑫科技今年5月回復上交所問詢的文件,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長鑫科技是合肥國資委下屬企業長鑫集成控制的國有企業。
十年來,兩家企業逐步縮短與海外龍頭廠商的技術代差。據韓國媒體ChosunBiz 2025年7月報道,當時長江存儲的量產NAND閃存層數已達270層,僅次于SK海力士的321層、三星電子的286層。長鑫科技在2025年11月發布DDR5和LPDDR5X產品,韓媒Business Korea評價,中韓在通用DRAM領域的技術差距已縮短至不到一年。但在更高端產品如HBM3(高帶寬存儲器)上,長鑫科技的進度較SK海力士、三星電子等仍落后3—4年。
當下,兩座城市“十年磨一劍”的故事獲得了極高的估值預期。作為資深半導體投資人,謝諾辰途投委會主席魏曉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本輪存儲熱度背后的產業邏輯,一方面是AI訓練、推理和算力中心建設推動存儲需求,另一方面則是兩家企業在DRAM和NAND領域的國產替代與產業安全意義。不過,企業當前估值仍帶有一定想象成分,最終還要在上市發行后經由市場交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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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鑫存儲的DRAM存儲芯片、內存條 圖/IC
從輸血到造鏈
存儲行業的特殊性,要求地方國資必須在早期承擔“壓艙石”作用。
“在產業鏈中,DRAM、NAND是典型的‘大宗商品’,企業只有積累足夠大的產能才能形成規模效應。產能擴張之后,又需要很長時間的釋放。”魏曉林表示,這導致存儲的周期性波動強于整個半導體行業,天然需要大額、長期資本。
曾剛指出,在技術路線尚未驗證、市場前景極不明朗的早期階段,企業存在高不確定性、高資金需求、高失敗概率,市場化資本通常不會在這時大舉進入,國資的使命是填補這一“市場失靈”的空白。
長鑫科技與當地國資的關系提供了一組觀察樣本。據其招股書及問詢回復,公司直到2025年才首次實現年度扭虧為盈,實現歸母凈利潤18.7億元。公司截至去年底累計虧損366.6億元,2022—2024年的歸母凈虧損分別為83.28億元、163.4億元和71.4億元。
公司的“燒錢”主要受固定資產折舊、研發投入、行業周期等因素影響。2023—2025年,長鑫科技非流動資產總額增加超804.9億元,主要用于建設合肥一、二期生產線及北京生產線。
合肥國資為其分擔了重資產、高投入壓力。合肥產投全資子公司長鑫集成曾為長鑫科技“合肥長鑫二期項目220kV輸變電工程”項目提供代建服務。2022年8月,負責合肥12英寸存儲器晶圓制造基地的項目公司長鑫新橋的建設資金需求量大,控股股東資金有限,長鑫科技還曾通過合肥產投委托貸款借入資金,獲得了1年期委托貸款支持。
作為國際市場上的追趕者,長鑫科技抵御風險及市場沖擊的能力較同業公司更弱。據招股書,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DRAM行業經歷歷史罕見的深度下行周期,產品市場價格低點較周期前跌幅達50%,海外巨頭也在2023年度出現大額虧損及負毛利。
在這一低谷期,合肥國資支持了公司的逆周期擴產。2023年10月,國家大基金二期與合肥國資平臺合肥鑫益合升、長鑫芯安共同向長鑫新橋增資390億元,其中合肥國資平臺合計出資約243億元,進一步支持合肥存儲器基地項目建設與擴產。
不過,地方國資的長期輸血并不意味著控制,長鑫科技在2020年前后迎來關鍵轉折。當時的公司即將進入市場化融資階段,合肥市、經開區兩級國資平臺與朱一明共同發起設立清輝集電,并于2020年11月入股長鑫科技。
公司在問詢回復中表示,清輝集電的設立是為了“提升企業在融資和后續運營過程中的靈活性并拓寬融資渠道”,同時滿足擬引入市場化投資人“深度綁定核心團隊和創始股東”的投資訴求。此后,長鑫科技變更為非國有控股企業,并逐步形成無實際控制人的股權結構;公司管理層選聘、日常經營管理事項也不再提交地方國資審批。
“當企業技術路線得到初步驗證、產品實現量產、商業模式開始跑通,進入了快速成長階段,社會資本應成為增量資金的主要來源。”曾剛表示,長鑫科技在2019年實現DRAM量產,在2020年底即完成一輪156.5億元融資,國家大基金二期、銀行和保險系資金、小米科技等資本紛紛進入。
地方國資孵化“鏈主”,試圖留下的是一整條產業鏈。例如,2020年,深科技旗下沛頓科技在合肥經開區投資建設集成電路先進封測和模組制造項目,總投資不超過100億元,公司曾表示,選擇落地合肥,看中的是長鑫科技等龍頭企業對產業鏈整體產能的帶動。
合肥經開區投促局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經開區已聚集集成電路產業鏈企業130家,全區集成電路產業前三季度的產值同比增長超2倍。2025年,集成電路產業產值突破千億元。
同樣圍繞“鏈主”,今年1月,一個以長江存儲為中心、占地60平方公里的世界級存算一體化產業園正式簽約落戶武漢光谷。據《湖北日報》報道,光谷已集聚300多家芯片相關企業,形成覆蓋設計、材料、設備、晶圓制造、封裝測試的產業鏈,2025年產業規模突破千億元。
“合肥與武漢的產業生態可概括為‘國資驅動、龍頭牽引、全鏈跟進’,這與深圳、上海、蘇州、無錫等集成電路重鎮有所不同。”曾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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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一個以長江存儲為中心、占地60平方公里的世界級存算一體化產業園正式簽約落戶武漢光谷。圖/視覺中國
下一輪競爭
近期,除了長鑫科技、長江存儲,其他存儲產業鏈企業及其背后國資也受到市場關注。
例如,深圳大普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在4月16日登陸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后前14個交易日內漲幅一度超過10倍。該企業聚焦企業級SSD,屬于DRAM、NAND等存儲芯片的下游。發行前,南京麒麟創投持股5.2%,為持股比例最高的國資股東,曾在2020年推動大普微南京研發中心落戶科創園區。其他股東中,深圳國資委實控的深圳市投控資本、深圳龍崗區財政局等深圳地方國資基金也通過不同主體參與其中。
公開資料顯示,至少十余個省份和重點城市已在“十五五”規劃建議、政府工作報告或專項政策中提及對半導體、集成電路或芯片產業的布局。各地通過地方國資平臺、產業引導基金的布局也在繼續加碼。例如,今年1月,西安設立半導體產業鏈發展基金,總規模50億元、首期規模10億元,重點投向半導體核心材料、關鍵器件、前沿制造技術等領域。今年2月,上海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三期完成增資,規模從5.3億元增至60.3億元,將重點投向制造、設備、材料等“卡脖子”環節。
謝諾辰途已投資近20家半導體企業,談及半導體產業鏈當前投資機遇的底層邏輯,魏曉林表示,近年來,行業最大的增量驅動力來自AI的發展。“隨著AI算力擴張,下游應用端需求呈指數級擴張,但半導體行業的工藝迭代和產能擴張是線性的,先進產能長期稀缺,疊加行業摩爾定律放緩,行業可能已經進入了一個‘超級周期’。”
在此背景下,曾剛認為,集成電路產業正從少數城市的競爭,演變為多極參與的競賽。未來,一端將是少數頭部城市主導前沿技術攻堅,設備、材料、EDA(電子設計自動化)成為城市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另一端將是大量特色城市深耕細分賽道,通過區域協同網絡實現中間環節的連接,在車規級芯片、功率半導體、化合物半導體、特色工藝等方向構筑新優勢。
據幸福招商行業研究院的一則報告,截至2025年8月底,長三角集群占據了中國大陸區域超42.1%的晶圓廠產能,環渤海、中西部、珠三角、東南沿海集群則分別占比約22.6%、18.6%、10.7%和8.7%。
長遠來看,“靠政府支持、單打獨斗”的模式存在局限。以合肥、武漢為例,曾剛建議,合肥應進一步融入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帶,該產業帶已形成上海主導設計、無錫擅長制造、蘇州精于封測的高度專業化分工格局。武漢則應以光谷為核心,依托“中三角”串聯長沙、南昌等城市,構建中部半導體產業共同體。
與此同時,地方創投的競爭模式也在升級,從重點投項目轉向投生態。“單純資金支持已不足以在創投競爭中脫穎而出,未來,能提供供應鏈對接、應用場景開放、人才配套服務、產業鏈招商等系統性賦能的地方創投平臺,才能真正吸引優質企業落地生根。”曾剛說。
地方國資加碼的同時,也應以撬動民營資本為目標。“國資在重大產業項目早期的托舉作用不可或缺,但也需注意‘預算軟約束’問題,避免在局部特定領域造成過度投資、對民營資本形成擠出。”魏曉林提醒。
發于2026.6.1總第123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地方國資,“爭搶”存儲企業
記者:王詩涵(wangshihan@chinanews.com)
編輯: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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