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動蕩而令人困惑的美國時代，我一直覺得自己算是相當幸運。大多數周末，我都能和一群來自美國各地、極不尋常的人待在一起，從他們的視角看世界。這些人復雜、睿智、幽默，而且都經歷過很多。

還有布雷登，一位來自科羅拉多州、二十來歲的林業工人。他一直想把身邊那些藍領工友從偏激政治談話廣播的謊言里拉出來。政治爭論沒有用，他試著讓自己融入他們——比如開一輛特別夸張的大卡車，在健身房把自己練得渾身都是肌肉——也沒有用。

后來他發現，真正讓他們信服的，只是做回那個愛開玩笑的自己，和他們一起熬過漫長的工作日。他說：“我是基督徒，是‘后千禧一代’，戴著耶穌像耳飾，穿著斑馬圖案T恤。他們還是會說，‘你這人真怪。’但我是他們信得過的怪人。”

還有瑪格麗特，一位來自南卡羅來納州、年過七十的女性。她發現，自己的祖先曾是查爾斯頓歷史上最大的奴隸販子之一，于是決定把這件事告訴城里所有那些舉止體面的朋友。為什么？她說：“羞恥沒有任何作用。但如果我們不能談論過去，我們就無法一起向前走。”

每周有幾個晚上，我會在舞臺上把這些人演出來，此外還有選舉組織者、三位理發師、一名深受困擾的伊拉克戰爭老兵，以及一名大規模槍擊案幸存者等。我的最新一部新聞劇場獨角戲《形形色色》，講的就是說服與改變的政治，而這些人正是這部作品的核心。

我會重現自己與他們相處的時光，呈現他們各自的人生故事。這既是一種榮幸，也是一種挑戰。和觀眾一起，通過這些人物的生命經驗獲得觸動，這種力量感始終沒有減弱。在查爾斯頓，我曾有過一次深刻的經歷：當著波莉·謝潑德本人和她所在社區的面，在舞臺上演繹她。

2023年和2024年，我為田野調查走遍美國各地。我喜歡把這種方式稱作“閑逛式新聞”。我做了大量錄音，所做的遠不只是采訪。等彼此熟絡起來后，常常會有很多玩笑和笑聲，我也會在不同場景里觀察他們如何與人互動。

他們會帶我去參加同事的退休派對，去看亞特蘭大勇士隊的比賽，或者回到承載他們童年記憶的老街區。我也會為這部戲收集環境聲音：第一次見到那位嗓音沙啞的戰場老兵時，酒吧里的交談聲；拉斯維加斯理發店里低音炮的震動和剃刀的嗡鳴；還有在查爾斯頓一戶人家門廊上，暴雨傾瀉而下的呼嘯聲。

隨著中期選舉臨近，我越來越會去想，他們共同構成了怎樣一個故事。對我和劇場觀眾來說，這些人展現出美國人的看法究竟有多復雜、又常常彼此矛盾——他們很難被簡單歸入某個黨派標簽，也無法被民調數字輕易概括。把他們的經歷帶上舞臺，往往會讓觀眾感到“一種奇異的希望感”。演出結束后，我經常聽到這樣的反饋。

如今，太多美國人彼此各說各話。我們把大量時間耗在所謂的“社交”媒體上，結果往往只是更加憤怒，也更加孤獨。我們似乎越來越少去想，別人那些復雜看法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最近，我又回到拉斯維加斯那家理發店，和那群人聊天。店里年紀最長的丹尼告訴我，他不喜歡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洛杉磯和明尼阿波利斯的突襲行動，但他也說：“因為自己是棕色皮膚就被盯上，這根本不是什么新鮮事，兄弟。”

他還反駁了那種把一切都歸咎于特朗普的說法。“我是拉丁裔，但我不是移民，”他說，“見鬼，在你們白人來到這里之前，我家的人早就在新墨西哥吃青辣椒了。”

今年6月，我將首次在華盛頓演出這部戲——說不定還會有一兩位民選官員來看——此外還會去紐約和薩克拉門托。該劇導演奧爾多·比林斯利和我計劃繼續把它帶到美國更多地方。

我們已經有機會把這部戲帶回其中一些故事發生的地方，也帶回那些故事中的人身邊，這讓我們非常欣喜。在查爾斯頓，我曾經歷過一種既不真實又極為深刻的時刻：當著波莉·謝潑德和她所在社區的面，演繹她的故事。波莉是2015年母親以馬內利非洲衛理公會圣公會教堂種族主義槍擊事件的幸存者。她當時79歲，說話輕聲細語，卻承受過難以言說的恐怖與失去。

演出結束后，我們一起站在臺上，與觀眾進行交流。她說：“很多人都試著講過我的故事。你講得一絲不差。很美。”“共同見證”常常被放在宗教語境中理解，但它也可以指向另一層意思：從創傷和痛苦中提煉出意義。

我很珍惜與這些人相識的過程。而現在，每晚又有大約一百名陌生人，也能通過演出與他們相遇，對我來說，這是對他們的一種致意。這項工作讓我看到一種彼此傾聽、彼此關注的方式。

它不只是容忍彼此的觀點，而是去欣賞那些古怪之處，慶祝人與人之間仍然存在的連接。當然，這并不是用一種簡單化、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方式，去淡化那些真實存在的分歧。在舞臺上真正把這些人演出來，我花了兩年時間收集他們的故事，也不斷打磨他們身上那些細微而復雜的特質。

所以，每天晚上，在大約75分鐘的黑暗劇場里，我和觀眾一起沉浸在他們的故事中。那是一種共同的體驗：好奇、喜悅，以及對未來會發生什么的不確定。

正如一位名叫詹姆斯的選舉組織者在亞特蘭大街頭忙著為選民登記時所說：“事情并不總是好看，但兄弟，眼下這個時候，就是得靠形形色色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