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在書房中用最新的計量模型處理來自統計年鑒的農地流轉數據，試圖推演出“最優效率方案”；研究者在村莊的稻田邊匆匆拍幾張照片，在駐村第一書記的辦公室坐坐，便完成田野調研任務，心滿意足地踏上歸途——這是當下社科研究的兩幅常見剪影。一邊是“書齋”里的模型推演，一邊是“田野”里的走馬觀花。為什么那么多標榜“經世致用”的研究，最終既走不出書齋，也進不了真正的田野？帶著這些疑問，本報記者近日展開了一場關于社科研究“脫離現實”問題的走訪調查。

書齋化的懸浮研究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的觀察中，一種被稱為“書齋化”的研究傾向正在蔓延。所謂“書齋化”，就是研究者依托書本、文件、二手數據等文本資料，閉門造車地設置議題、推演論證，最終得出的結論，看得見，卻摸不著。

這種“懸浮”表現在多個層面，如選題脫離國情實際、理論觀點先行、概念晦澀堆砌等。一些研究看似用了前沿技術，論證的卻是“人需要吃飯”“市場影響價格”這類常識性問題。吉林大學東北振興發展研究院院長邴正把這種現象的根源指向了科研體制的“泛功利化”。項目立項、論文發表、人才帽子、職稱晉升——整個學術鏈被短期績效驅動著。“非升即走”等制度讓青年學者疲于應付出成果，而真正需要長周期沉淀的田野調查，自然成了“吃力不討好”的選擇。

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學者向本報記者坦言：“我也想去農村住上幾個月，但學院每年考核論文數量，我要是花一年時間做田野，可能連考核都過不了。”他的困境并非個例。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俊飚發現，部分青年學者不深入實地，表面原因是經費不足、吃不了苦，深層原因卻是評價體系根本不鼓勵“慢工出細活”。

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院長黃曉星用“雙重脫節”概括書齋化的癥結——與理論脫節、與現實脫節。很多研究要么是“食古不化”，要么是“食洋不化”。結果是，論文發表了不少，課題結題了一大堆，但政策制定者卻找不到可操作的參考，普通民眾感受不到任何回應。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徐勇以政治學為例剖析說，這個學科曾長期陷入“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的怪圈。研究對象局限于國家政治制度等宏大層面，研究方法以制度文本闡釋為主，具體的人、鮮活的社會現實被排除在視野之外。在農業經濟學領域，一些研究者往往用問卷調查替代田野調查，用統計數據替代真實世界。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羅必良表示，部分研究者陷入“方法的傲慢”——為了追求理論的“易于處理”，不惜犧牲前提假設的真實性。只要模型足夠漂亮，結論是不是常識已經不重要了。

走馬觀花的“打卡式”調研

如果說“書齋化”是閉門造車，那么還有一種更隱蔽也更值得警惕的現象——研究者明明走出了書齋，卻只有走馬觀花的“打卡式”調研。他們去了田野、拍了照片、填了表格，卻從未真正“走進”實踐。邴正把這種行為稱為“學術教條主義”——用固定的理論模型去套火熱鮮活、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表面上是走向實踐，實質上是讓現實遷就理論。張俊飚認為，這種“偽實踐”的危害甚至大于單純的“書齋化”。那些“懸浮化”的打卡式調研，既浪費科研資源，又誤導學術判斷，還會引發學術界與基層社會之間的信任危機——農民不再相信學者，學者也走不進農民。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張俊飚分析認為，從學者個人看，追求經費投入最小化、時間成本最低化的功利心態在起作用；從管理部門看，“重形式、輕過程”的考核導向，讓學者寧愿跑多條線“打卡”，也不愿沉下心來深耕一個點。從學術共同體看，“重廣度、輕深度”的評價認知，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浮躁風氣。在王春光看來，“形式主義的田野”是官僚主義在社科研究領域的投射。部分學者把自己“官僚化”了，把走基層當作“檢查工作”而非學術調查。同時，大量研究項目由上級下達且要求短時間內完成，社科研究被“工具化”“功利化”，方法論上誤將簡單的考察等同于科學的社會調查研究。

徐勇補充說，這種“唯方法論”的傾向，讓一些研究者對方法和數據的關注遠超對問題本身的關注。在他們看來，只要方法科學，結論是常識也無妨。黃曉星把這種傾向稱為“方法的傲慢”。其后果是，研究陷入“精致的無用”——模型很精密、推演很復雜，但結論懸浮在日常生活之上，產生不了任何實際社會價值。

扎根實踐做真學問

羅必良帶領團隊深入四川崇州，開展了一項長期跟蹤調查。他們沒有滿足于發問卷、跑數據，而是在當地扎下根，了解農業經營的真實過程。基于崇州的實踐，他們構建了“農業共營制”模式，直接回應了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現實需求。這一模式后來成為我國農業制度創新的重要樣板，在十多個省份推廣實施。羅必良表示，學者的思想源頭不僅在書本里，更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中。

徐勇推動的“田野政治學”是另一個典型案例。這個學派走出傳統政治學“從文本到文本”的路徑，把具體的人、家戶、關系、歷史等要素帶入國家研究，把實證方法帶入政治學研究。這些突破，無一不是從田野中生長出來的。

在王春光看來，走出書齋、走向實踐，不是可選項，而是社會學等學科的“本色和底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不斷變遷的社會人、社會結構及社會關系，脫離實踐，連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都把握不住，更談不上理論創新。黃曉星對此深有感觸。“真正的理論創新，從來不是在概念里堆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長出來的。”

邴正則從青年學者成長的角度強調，從書齋走向實踐，是當代青年學者重要的學術生長點。實踐能讓學者感知社會生活的波瀾壯闊，體會社會成員的迫切需求，找到學術創新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走向實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需要方法論的自覺。王春光提出，學者要帶著理論進入實踐，但又要在實踐中修正和完善理論。帶著敏銳的問題意識去田野，圍繞內心的疑問與困惑展開調研，而不是帶著預設立場去找證據。在調研方法上，要盡量減少行政化的入場方式——通過非正式渠道、生活化互動與調研對象建立信任，既要有“蚯蚓視角”，也要有“鳥瞰視角”。

徐勇為田野政治學提煉了一條“行為—制度—原理”的方法論路徑。第一階段從田野調查中發現真實的行為事實；第二階段由田野行為提煉微觀制度體系；第三階段從行為與制度的關聯中探尋普遍原理。這條路徑的核心在于“進入田野又超越田野”，既扎根現實具體問題，又能形成規律性認識。羅必良則系統提出了田野調查的三大關鍵環節：一是在真實世界里找學問，選擇那些與常理、權威論斷相悖的事件作為研究案例；二是關注現實的約束條件，梳理事件的起因、發展、機制和結果；三是把實例一般化，從具體觀察中提煉出能解釋更廣泛現象的概念、模式和理論框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檀學文從實操層面提出，提升自身調研能力，要舍得投入時間和精力；要與基層“打成一片”，在合規前提下與村干部、農戶常態化交流；要建立與調研對象的信任協作機制。黃曉星提出，要積極參與政產學研協同機制，借助學者與基層、政府、企業的對接平臺，精準把握實踐需求。讓研究選題、研究過程、研究成果都圍繞現實問題展開，確保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和落地性。

如何讓學者安心扎根田野

現實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扎根實踐的社科研究具有長周期特征，而現行科研體制卻以短周期考核為核心。這意味著，愿意坐“冷板凳”的學者，往往面臨項目申報難、個人晉升慢、考核不易過的困境。如何讓學者安心把時間花在田野調查中？

為此，張俊飚認為，要改革評價機制，鼓勵學者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具體而言，要完善支持機制，對冷門絕學給予專項經費和長周期支持計劃；對“重調查、重數據、重實踐、重案例”的研究，設立專門項目、資金、獎項，實施差異化成果評價；設置靈活的評價時間模式，為長周期研究提供充足時間。

羅必良表示，必須打破“唯論文”的桎梏，建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既要重視學術論文，也要認可政策咨詢報告、典型案例研究等實踐導向的成果形式。科研管理部門應為田野調查設立專門的調研基金，建立調研基地和長期跟蹤點。檀學文認為，需要改革急功近利的科研績效激勵機制，優化科研成果評價機制，減少科研人員的非研究任務，提升學者自身的調研素養，培養吃苦精神。

王春光呼吁，要尊重社科研究發展規律，構筑學術共同體評價體系，營造寬松、包容的學術氛圍，為學者提供生活保障和學術支持，推動地方政府正確對待科學調研等。邴正則建議深化科研評價體系和人才政策改革，破除唯論文、唯帽子等偏向，構建以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為核心的評價體系，加大對發現和解決新問題、新理論的評價權重。

從書齋到田野，這不僅是物理空間的距離，更是學術態度、研究方法、評價機制的系統性轉變。多位學者在采訪中呼吁，學者需走出舒適區，放下“方法的傲慢”，以謙卑的姿態面對鮮活的現實；評價體系需擺脫“短平快”的路徑依賴，為長周期、深層次的田野研究留出空間；整個學術共同體也需認真思考一個根本問題，社科研究，究竟為誰而做？從書齋到田野，本質上是一場學術范式的深層變革。這場變革的終點，不在某個具體的村莊或田野，而在學問與生命、理論與實踐、書齋與世界重新連接的每一個瞬間。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明海英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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