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女知青回城前對追車男友喊分手，沒想到回家卻遭母親無情驅趕，這是什么原因？

1977年10月，王樓大隊的曬谷場上響起小喇叭：“中央決定，恢復高考！”曬紅了臉的莊稼漢停下木锨，抬頭愣住。人群里不見于文娟，她幾天前剛剛從南京回到村子，正抱著胃口不佳的身子在土屋里歇息。聽到廣播，她對丈夫王勝利低聲說：“要不，你去考？”王勝利笑著擺手：“書本早荒草一丈高嘍，你是讀書人，你先顧好娃。”

七年前，16歲的于文娟跟著南京知青大隊踏上這片陌生的黃土地。那會兒的她，梳著麻花辮，字典不離手，對田埂上一切都懷著戒心。頭一次下田扎秧，水冷得刺骨，腳被草殼劃破，是王勝利扛她上岸，撕下自己的襯衣袖子給她包扎。傍晚收工，他遞過一雙老棉鞋：“地里涼，穿這個。”于文娟愣住，半天才憋出一句：“謝謝。”從那天起，兩人的名字就被悄悄寫在生產隊的墻根閑話里。

知青在鄉下過得并不浪漫。缺糧、挑糞、補漏，夜里聽見野貓打架都要抄起鋤頭。可也正是那些日子，讓城市孩子學會了刈草、上房修瓦，也學會了在星空下咬牙說：“再撐一撐。”王勝利的木匠手藝在十里八鄉數得上號，他常把椽木刨得光亮，再悄悄給文娟刻一朵小梅花，“瞧，南京的梅花不就長這樣？”對話里沒一句熱烈告白，卻勝過千言萬語。

1977年夏末，蚌埠地區陸續傳來“可以回城”的風聲。縣里開知青會議，隊里點名時，于文娟低著頭，心里五味雜陳。留，意味著繼續跟勝利擠在那間透風的土坯房；走，便能回到長江邊的紅磚老屋，母親早已寫信讓她回來準備考試。臨行前一夜，王勝利只說了三個字：“等你呢。”她沒吭聲，只把那雙舊棉鞋留在了他門口。

返城路上，她在徐州站擠上綠皮車。列車緩緩啟動，窗外的王勝利提著口袋窮追。汽笛轟鳴，她隔窗喊：“別等了！”話音散在風里，誰也沒聽清。車廂搖晃，她手揣在兜里，掌心卻抓著那塊被磨得發亮的木刻梅花。

南京的日子本該輕松。可返城第四天，她在醫院得知懷孕四十天。母親臉色比窗外秋雨還冷：“立刻去醫院！”父親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趁早了斷。”爭吵三天三夜，無果。夜深人靜，門輕輕合上，于文娟提著一只舊帆布包，攥著兩張來回車票，踏上逆流而上的列車。

回到王樓的那天，秋麥已割，麥秸垛像一座座小山。王勝利正在場院里修犁，她走過去站在一旁，他抬頭，手里的錘子差點掉地：“你……怎么又回來了？”“家里不留我。”她一句話說盡全部。那晚，全村人都知道生產隊開了兩桌席面，隊長笑得滿臉皺紋：“知青閨女要成婆嘍！”

冬去春來，1978年臘月，淮北平原飄起了第一場小雪。屋里炕頭，虎娃哇哇學步；墻角多了一架吱呀作響的手搖縫紉機，這是兩人用賣麥子的余錢加上王勝利趕集補的木活買下的。于文娟臨時頂了村小學的課，白天教孩子寫字，夜里挑燈備課。“你辛苦不？”王勝利邊磨刨刀邊問。“比南京輕松。”她攏了攏額前碎發，笑里帶著倔勁。

日子慢慢推著人往前走。1980年春節前，王勝利主動說：“帶娃回趟南京吧，老人家該想孫子了。”于文娟心里沒底：“回去，他們不認……”話沒說完，王勝利抖了抖身上新洗的藍粗布褂子：“一家人，總得見面。”于是，兩口子抱著孩子，背簍里塞滿自家曬干的紅薯干和芝麻糖。

敲開南京老屋門，母親愣了足足三秒，目光掠過外孫，再落到女兒干瘦的臉龐，眼角微顫，卻只是轉身去廚房：“進來吧，飯還熱著。”晚飯桌上，父親給王勝利倒了杯溫酒，低聲說：“鄉下辛苦吧？”王勝利端起酒碗：“日子苦點，人好就成。”一句話讓老人家低頭抹了把眼角，屋里再沒人提當年的爭執。

那之后，公社中學缺師資，縣里下文招聘民辦教師。于文娟頂著“函授在讀”的名義去應聘，留下一句玩笑：“當年要是考大學，說不定還回不了這兒。”她被錄取，每月有了二十幾塊錢的工資。王勝利接了更多木活兒，置了兩頭豬，一年后蓋起三間青瓦房。鄉親們說，這家活得像模像樣。

知青大潮最終掀起了幾十萬人的城市回流，檔案、戶口、工作，一樁樁都牽動人心。可在王樓，還有七名知青選擇留下來，有的當了獸醫，有的開起磨坊。原因各不相同，卻都離不開一個字：根。有時是愛情，有時是習慣，還有時，是在這片土地上第一次被需要的踏實感。

很多年后，于文娟常帶學生去田埂寫生。孩子們問：“老師，城里多好，你為啥喜歡這里？”她想了想，指著遠處忙活的王勝利說：“因為那邊有人等我。”話音輕，卻落地有聲。風過麥浪，掠起一陣沙沙響，像是在給這段被時光淘洗的選擇，作最質樸的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