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天，北京長安街上一間辦公室里，氣氛很不對頭。

中國作協一位管事兒的領導，正鐵青著臉來回踱步。

桌上攤著一份文件，是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初評的結果，上頭幾個黑字扎眼得很：《白鹿原》，全票通過。

屋里的人后來回憶，這位領導當場就拍了桌子，那動靜，跟打雷似的。

他嘴里就一句話來回念叨：“這怎么可能？

它怎么能評上？”

這股子火氣，不是沖著哪個人，是沖著一部書。

一本全票通過的小說，怎么就點著了某些人的火藥桶？

這事兒，從頭到尾都透著一股不尋常。

時間往前倒幾年，回到80年代末的西安東郊。

一個叫陳忠實的作家，快五十歲了，心里頭正燒著一團火。

他寫了一輩子，中篇短篇拿獎拿到手軟，可他自個兒琢磨，這輩子要是沒一部能砸出響兒來的大部頭，死了都閉不上眼。

他要寫一本能墊著當枕頭進棺材的書。

這股勁兒上來，誰也擋不住。

他想起了小時候在村頭聽老漢們諞閑傳，說的那些關于白鹿原的陳谷子爛芝麻。

那些在土里刨食的族長，剛烈的女子，占山為王的土匪，還有鬧革命的后生，這些人的影子在他腦子里晃了幾十年，這下全活了。

為了把這口氣聚起來，陳忠實給自己立了規矩：飯局不去，閑客不見，誰夸誰罵他的舊作，一概不聽。

他把自己扔回了鄉下祖屋，跟個修行人一樣。

兩年時間，他把《藍田縣志》和《咸寧縣志》翻了個底朝天，把那些發黃的紙頁都快揉碎了。

然后又悶頭寫了四年。

1992年開春，他寫完最后一個字，五十萬字的《白鹿原》成了。

他感覺自己大半條命都耗進去了，把那片黃土地上半個世紀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都摁在了紙上。

1993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把書印了出來。

這書一上市，就像在平靜的池塘里扔了塊大石頭。

讀者像是著了魔，滿大街找這本書，書店進多少賣多少，根本不夠賣。

人們從白嘉軒的腰桿里看到了硬氣，從鹿子霖的算計里看到了世故，從田小娥的命里看到了悲苦。

那陣仗，就跟古時候說的“洛陽紙貴”一模一樣。

所有人都覺得，一部能傳下去的大家伙，出世了。

可怪就怪在這兒。

老百姓那邊熱火朝天，管文化的地方卻死水一潭。

書的責編何啟治，等來等去，一個祝賀的電話都沒接著，更別提什么指示、評價了。

整個上頭，就跟沒看見這事兒一樣，集體裝聾作啞。

沒過多久，就有小道消息傳過來，說上面覺得這書“主題不積極”，不讓公開討論。

這盆冷水，雖然沒澆滅讀者的熱情，但給《白鹿原》通往文學殿堂的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霜。

那時候，一本書想在文學史上站穩腳跟，光老百姓說好不算數，得有個官方的章蓋下來。

茅盾文學獎，就是那個分量最重的章。

風言風語里，爭議主要就兩點。

一點是說書里寫男男女女那點事，寫得太露骨，一些老派人看著臉紅，罵是“黃色小說”。

另一點更要命，是覺得這書對歷史的寫法有問題，把好人壞人寫得不清不楚，有“政治傾向”的嫌疑。

就這么著，《白鹿原》在一邊被捧上天、一邊被踩進泥的撕扯中，撞上了1995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

初評結果，《白鹿原》全票，這等于直接扇了那些反對者的臉，也就有了開頭辦公室里那一幕。

民意太強大，評委們沒法睜眼說瞎話。

可這結果也讓某些領導下了狠心，這書，絕不能在終評里露頭。

于是，文學史上少見的一幕發生了：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終評，硬生生被叫停，往后拖了一整年。

這是拿時間當武器，想把《白鹿原》的熱度給拖黃了。

可一年過去，書賣得還是那么火，這招兒不好使。

于是，又來了一計。

上面發話，要調整終評委員會的構成，多請一些思想保守、作風嚴謹的老作家、老評論家來當評委。

這局布得明明白白，就是一場“圍獵”，只要評委們的立場對了，這部“問題作品”自然就沒戲了。

終評會場上，新來的評委們個個神情嚴肅，不少人心里都揣著“任務”。

一場對《白鹿原》的審判，眼看就要開場。

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這幫人以為穩操勝券的時候，一個叫陳涌的評論家站了起來。

他一向以觀點嚴謹出名，所有人都伸著脖子，等著他給這事定調子。

誰也沒想到，陳涌先生一句批評沒有，反而從頭到尾，把《白鹿原》扎扎實實地夸了一遍。

他說，這小說格局大，人物活，是對民族歷史的一次深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傾向”問題。

至于那些性描寫，那是人物命運的一部分，跟故事是血肉相連的，不是為了賣弄。

陳涌先生在圈里的分量擺在那兒，他這番話一出口，整個會場的氣氛全變了。

原先預備好的“批判稿”，一下子沒了用武之地。

他憑著一個學者的良心和專業，硬是把評判的標準從“聽不聽話”，拉回到了“好不好”上。

在座的評委，不管之前心里怎么想，這會兒都得重新掂量掂量這部作品的分量。

那場精心布置的“圍獵”，就這么散了架。

形勢扭轉了，但事情還沒完。

評委會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最后形成一個共識：《白鹿原》是部了不起的史詩，夠格拿獎。

但是，考慮到眼下的環境，希望作者能對個別地方做點修改。

終評前一天晚上，一通長途電話打到了西安陳忠實的家里。

電話那頭，評委會的人話說得很客氣，也很實在，希望能改動兩處：一處是朱先生跟鹿兆鵬談論政治的對話，另一處是關于“白鹿原”這個地名象征意義的幾句話。

同時，人家也給足了面子：“改不改，全看您自己。

您要是不愿意，我們尊重您的決定。”

這個電話把陳忠實推到了墻角。

對一個作家來說，改自己的作品，跟在自己孩子臉上劃口子沒兩樣。

外面風言風語，說他為了拿獎，連風骨都不要了。

但他是個明白人，他知道評委會這個“建議”，不是否定他的作品，而是在天大的壓力底下，想找個辦法讓所有人都能下得了臺。

陳忠實沉默了很久，最后點了頭。

他同意修改。

他后來說，他能理解評委們的難處，他愿意做這個修改，就是為了讓評委們好向上面交差。

他不光改了評委會提的兩處，還主動把另外幾處跟主題關系不大，但容易招人話柄的性描寫也給刪了。

這不是低頭，這是一個莊稼漢式的狡猾和實在。

他用自己的退讓，給這部命運坎坷的書，鋪平了最后一段路。

后來，他找來一本已經出版的《白鹿原》，親手用筆在上面一字一句地劃改。

那本被墨跡和劃痕覆蓋的初版書，最后送給了當年的責任編輯。

獎杯是拿到了，但在那之后，書架上流傳的《白鹿原》，就有了兩個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