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曾稱開賭場是黑心錢生意,為什么他卻持有賭場三分之一的股份?
1961年春天,澳門政府公布新的博彩專營權中標財團名單,一艘涂著“南華”二字的貨船正停靠在外港碼頭,船主霍英東遠遠望見碼頭上彩旗招展,心里卻有點發怵。
當時的香港正被戰后商機催熱,航運炙手可熱。霍英東依靠“買木船、運建材”的路數,把九龍城寨旁那間小雜貨鋪擴張成船隊。香港去澳門的客流激增,他順勢在外港修了泊位,船一靠岸,游客三三兩兩涌向幾條石階,不多久便沒入葡京之前身——一家仍在裝修的賭場雛形。
何鴻燊早已守在岸邊。他拍著老同學肩膀:“航運賺穩錢,來澳門試試吧?賭牌剛落地,沒人比你更懂客源。”霍英東皺著眉:“賭啊?這行當……肥歸肥,可是黑心錢。”何鴻燊哈哈一笑:“別急著下結論,碼頭靠你,我來管場子,各取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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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擺在那里。彼時整個澳門財政有近三成依賴賭場稅收,葡方需要新的專營公司續命城市,港商則在尋找資金出口。霍英東盤算盤子:一條航線帶來的收益畢竟有限,若能借博彩吸聚旅客,貨運業也能水漲船高。再加上同窗之誼,他答應投入資本,占得約三分之一股權,卻提出“不進賭場兩步”的個人原則。
籌建階段并不輕松。賭場大樓需要鋼材,他悄悄自家船隊運來,免去層層加價;博彩器材從美國進貨,外匯結算復雜,他用在香港累積的信用做擔保。財團成形次年,澳門賭臺燈火通明,每晚三更仍人聲鼎沸。現金嘩啦流進金庫,股東分紅卻讓霍英東頗為迷惑——賬目公布時,他的收益只占凈利一成,遠低于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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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質疑過,賬本卻像迷宮。一次董事會上,他忍不住問:“我的三分之一到底去哪了?”何鴻燊放下茶杯淡淡一句:“你不愿過問運營,又怎知水有多深?”會場瞬間沉靜。裂痕從那刻出現,兩位昔日同窗數月無言。
時間往前推到19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呼聲高漲。霍英東頻繁北上,從基建到體育,幾乎哪兒缺資金就往哪兒投。廣州白天鵝賓館、北京亞運村都有他影子,家中夜燈常亮,他常對孩子說:“錢在賬上只是數字,留一點夠用,剩下幫人。”賭業分紅再薄,也為這些項目提供持續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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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他忽然宣布把手中所有博彩股份轉入基金會,專門扶持內地教育與體育。港媒震動,紛紛追問動機。他只答一句:“得來焦慮,送人痛快。”此后再有分紅,他分文不取。博彩牌照更新時,他干脆放棄董事席位,昔日的裂痕也隨之彌合。何鴻燊攜帶象征性資本贖回部分股份,還親自登門道謝。
2006年10月28日清晨,霍英東病逝。靈柩覆蓋紅底金星,送行隊伍中,滿頭華發的何鴻燊站在最前排,默念了好一會兒。事后有人回憶,那位澳門賭王在悼詞里只說了十個字:“老同學,一路好走,莫再操心。”
回頭看,霍英東的商業軌跡并非單線。他相信實業,也看見金融和博彩對城市的催化力;他惜名節,卻能在灰色地帶掏出白銀,轉身又把收入投向公共事業。對他而言,賭場只是推動輪船、碼頭、整個港澳經濟鏈條運轉的一環,而不是終點。賺錢與守德之間,他選擇了更大的理由——讓錢為更大的群體流動。
市井中流傳著他的一句玩笑:“我不下賭桌,可也不能讓船停駛。”這句話也許能解釋那個似是而非的矛盾:黑心錢的擔憂沒有阻止他布局,但當時代拐角到來,他用捐出股份的方式,給自己留下了一份相對清白的交代,也為內地的體育館、科技園換來了一筆啟動資金。
而那座曾讓他踟躕的賭城,如今燈火依舊;外港碼頭的客輪來來往往,桅桿還在夜色里閃光。有人說,這便是港澳商人最典型的生存邏輯:順著潮汐進退,用資產做槳,用人脈做帆,終究讓利益與擔當同船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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