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8日，北京協和醫院的一間病房里，窗簾半拉著，灰藍色的光落在地板上。床邊的心電監護儀偶爾響一聲，綠線在屏幕上拉出一道細細的起伏。躺在病床上的那個人已經沒有力氣翻身了，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他張了張嘴，喉嚨里發出低啞的聲響，像很久沒人推開過的木門。

圍在床邊的家人湊過去，聽了幾遍，才聽清那句話——“那些年，船上的事，可以說出來了。”

2006年10月28日晚7時30分，心電圖上的綠線變成一條筆直的橫線。83歲的霍英東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10月31日，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國葬。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禮遇。

然而在此前的漫長歲月里，有件事他在公眾面前守口如瓶了半個多世紀，只在臨終時用殘存的最后一點力氣說了句“可以說了”。究竟是什么事，讓一個巨富大亨死守秘密直到最后一口氣？

要找到那個秘密，得先把時鐘撥回1950年的冬天。

1

香港人管海上的窮人叫“疍家仔”。沒有固定住處，一輩子漂在水上，生老病死都在那艘破船里。霍英東就是疍家仔的后代。船上的日子，就一個字——苦。1923年出生在一條兩米長的舢板上，一家七口人擠在上面。七歲那年，父親在風災中翻船淹死，兩個哥哥也相繼葬身海底，尸體都找不到。母親帶著剩下的幾個孩子上了岸，在灣仔的貧民窟里擠出一塊能躺下的地方。他十三歲才穿上第一雙鞋，十六歲被日軍強迫輟學，在輪渡上當過送煤工，因身體單薄很快就被辭退。

如果說老天爺在開頭設置的是“地獄模式”，那霍英東就是那個不但活著通關，還把所有成就獎領光的狠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抓住機會拍賣日軍留下的舊機器，用1.8萬港元中標轉手賣了4萬，賺了第一桶金。隨后開雜貨店，做航運，辦修船廠，到1950年已經攢了十幾條機帆船和一家修理廠。香港的船老板很多，但有十幾條船的，數來數去只有他一個。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兵朝鮮，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隨即對華實施全面封鎖禁運。港英政府配合英國加入禁運，十三類戰略物資嚴禁經香港輸入內地。美軍在戰場上大搞“絞殺戰”，狂轟濫炸志愿軍后勤線，前線的物資缺口大到驚人。盤尼西林、黑鐵皮、橡膠、輪胎、棉花、紗布，一樣比一樣要緊。國內能產的不夠用，不能產的就只能靠從外面搞。最要命的是黑鐵皮——沒有它做不成油桶，蘇聯援助的大批汽油就爛在中蘇邊境運不到前線。

困難擺在那里：貨物可以買到，但誰來運呢？

誰能冒著港英水警和國民黨軍艦的雙重圍堵，把貨送進內地碼頭？

有人想到了霍英東——不是因為他最有膽，而是因為整個香港，只有他有這個能力。他有船，有人，熟悉海況，而且是水上人出身，那條航線的每塊礁石他閉著眼睛都能繞過。

找上門的自稱姓王，廣州軍區后勤部的。接頭在一個下著小雨的傍晚，霍英東在他的修船廠辦公室里，桌上攤著一張香港水域的海圖，旁邊擱著一碗涼透了的茶。對方開出的運費不高，算下來連燒油的錢都緊巴。但霍英東幾乎沒有猶豫。他在2008年接受采訪時說起這件事：“如果當時單純是為了賺錢，還有很多路可以走，并不一定要走這條兇險的路。而且，走這條路賺的錢也并不多。”

但他走了。

從1950年到1953年，三年。一千多個日夜，幾乎沒有停過一天。白天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吃飯塞兩口盒飯就算一頓，很多時候是餓著肚子出海。他的伙計后來回憶，有一次船上帶的干糧被海水泡爛了，霍英東整整一天一口東西沒吃，胃疼得臉發白，咬著牙把船開到岸才癱在碼頭上。

最早的一批貨是盤尼西林。前線急需這種消炎藥，傷員從火線上抬下來，傷口感染能要命。香港的藥房賣的有好有壞，摻假的不少。有一次霍英東親眼看到碼頭工人連打兩針高燒不退，當場把整船假藥倒進了公海。后來他找到可靠的渠道，寧可多花錢也要拿真正的純藥。馬仔們覺得他傻，抱怨“摻三成又吃不死人”，他沒搭理。北緯38度線那邊的戰壕里，等著救命的志愿軍傷員，要的是真貨。

物資在手，問題是送出去。維多利亞港的出口處有英國水警巡邏，公海上有國民黨殘余艦艇游弋，珠江口、萬山群島一帶到處是特務的眼線。霍英東把船隊分散在港島和九龍沿岸的十幾個小碼頭上貨，每條船只裝少量，就算被查也只損失一小部分。大船目標太明顯，他就把物資分裝到小機帆船上，化整為零。

出發通常選在深夜。主航道不敢走，水警的探照燈在那條線上來回掃。他繞道走暗礁密布的水域，那里沒有燈標，全憑領航員對海床的經驗判斷——這種地方，除了他們這種世代漂泊海上的水上人，沒誰敢走。

最大的一次險情，是他的“黑貓號”被撞沉了。撞船的是一艘不明船艇，有說法說是國民黨的軍艦，事后反而把霍英東告上法庭，罪名是“非法走私”。港英當局想借此把他置于死地。他在法庭上稱船沉時仍屬香港水域，按本地法律不構成走私。法官最終判了罰款，不到兩百港幣，理由是“夜間航行沒有開燈”。

船沒了。但貨保住了。

除了“白道”的水警，更要命的是“黑道”的國民黨海軍。霍英東后來回憶，對警察還可以找關系通融，最怕的是那些人——他們的重機槍，一梭子能打穿船上的鋼板。碰上了不是罰款，是死人。有一次船隊在擔桿島附近被三艘軍艦包抄，子彈就打在船舷外的海面上，濺起的水柱子比桅桿還高。霍英東趴在甲板上，嘴唇咬出了血都沒感覺。艦上的人用探照燈掃了又掃，他下令全船熄燈關掉引擎，讓船在洋流里漂。五分鐘后，軍艦的轟鳴聲漸漸遠了。

那晚他不記得自己多久沒合眼。黎明前船靠上內地的碼頭，岸上接應的人拉他，他想站起來卻發現腿不聽使喚——不是抽筋，是被嚇的。后來有隨行的伙計跟別人說起這事，說他褲腿濕了一片，以為是海水，其實是汗。

貨物越運越多，貨物的種類也越來越五花八門。除了藥品，還有橡膠、輪胎、棉花、紗布、五金工具，最緊要的是黑鐵皮。鐵皮是制作汽油桶的原料，大陸缺這個，蘇聯援助的汽油運不進來，志愿軍的坦克和汽車就趴窩。1950年12月，霍英東一個月內就往大陸輸送了一千噸黑鐵皮，總共加起來三年里運輸量超過三十萬箱藥品和數萬噸工業原料。

運鐵皮的方法說來也簡單：藏在船艙底部的夾層里，上面蓋麻袋，麻袋上堆滿面粉，面粉是合法貨物，就算遇上臨檢也能糊弄一陣。當年香港的搬運工江湖上流傳過一句話——霍老板裝船，一個時辰內搞定，又快又密，像打仗一樣。幾百名裝卸工排成“人肉傳送帶”，一包包貨物手遞手送進貨艙，動靜要小，速度要快。霍英東自己就站在碼頭上盯著，手里掐著秒表。

運汽油則是另一番“神操作”。香港距澳門七十多公里，距蛇口只有三十幾公里。走澳門那條線，因為要繞路，夜長夢多，從1951年起他改成直航蛇口。他試過把油桶藏在棺材里，船隊的船頭裝成送葬隊伍，嗩吶嗚嗚咽咽地吹一路，沿途的巡捕捂著鼻子退到路邊，哪個管閑事的會去翻棺木？棺材里的汽油桶一桶都沒少，全部安安穩穩送到了岸上。后來CIA寫報告時專門研究過這一招，標題取了個名字叫《東方魔術師的致命幽默》。

霍英東的船隊高峰期雇傭了上千名工人，工人分屬潮州幫、東莞幫、廣州幫等不同幫會，各有各的工頭。他挨個打交道，不插手幫派利益，全部以碼頭規矩辦事，該請客請客，該給錢給錢，利索干脆。三年里沒有發生過一起勞工糾紛。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特務和港英政府的壓力也在升級。他在啟德機場附近盤下一整層倉庫作為指揮所，每天換三家酒店睡覺，接頭人像人肉路由器一樣替他分流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訂貨需求。每一個環節都要掐斷線索，一旦其中一條線被查，不至于整張網都散掉。

1950年冬的一個深夜，霍英東的船隊剛在澳門靠岸，幾個黑影就出現在碼頭上。帶隊的是國民黨駐澳特務機構的頭目，話不多，左輪手槍頂在腰眼上，低聲警告：“霍老板，給共黨運貨，是要掉腦袋的。”霍英東低頭看了看表，潮水正合適，再不出發就要耽擱一夜。他抓起身邊的煤油燈猛砸向對方面門，趁著爆炸聲和火光的掩護，四條貨輪像黑鯊魚般竄出碼頭，消失在黑沉沉的海面上。這已經是他第七次甩開特務的伏擊。

三年里被打壓、被威脅、被追殺，船沒了可以再買，貨沒了可以再籌，命只有一次，他沒退縮過。

據做過統計的人士透露，三年下來霍英東的船隊向大陸輸送了數千噸黑鐵皮、超三十萬箱藥品和數萬噸工業原料。這些物資在華潤、華南財經委的統籌下，源源不斷被轉運到朝鮮前線。廖承志后來評價此事時說：“志愿軍在前線用的盤尼西林、止血藥棉、汽油、輪胎，很多是靠各方商人冒險運送進去的。”周恩來總理則私下里稱霍英東為“患難之交”。

然而霍英東本人對這些年經歷的公開描述十分克制。他在八十歲生日時向外界吐露的心聲是：“如果說當時我純粹是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鎖禁運，那是騙人的，我沒有那么高的認識。但說當時我一點想法、一點認識也沒有，也不是事實。”這番話沒有熱血沸騰的修辭，卻恰恰顯得格外誠懇。

2

2006年10月28日，北京協和醫院。

彌留之際的霍英東，說的最后幾個字是“那些事，可以說了”。語氣很輕，輕得像是怕人聽見。

他的兒子事后跟人說起那一幕：“父親好像一直在等一個信號。”至于是什么信號，不知道。也許是看到這幾十年的恩怨終于結了——港英政府早已成為歷史，香港回歸了，他在天安門上當著所有人的面流下過眼淚，他的兒子承繼了他的事業，他在南沙投入上百億的心血也已生根發芽。也許只是想在自己閉上眼睛之前，把這份壓了五十多年的擔子卸掉。

病房里安靜下來。心電圖上的線條抖了幾下，然后伸平。

那些密密麻麻、連他自己都數不清的物資數字——幾千噸黑鐵皮、三十萬箱藥品、數萬噸工業原料，最終跟著他一起歸了塵土。

但他最后豁出去講出的那句話，留下來的分量并不比那疊貨單輕。在最后的關頭，他終于親口認下了那一切：那些幾乎被人遺忘的航程，那些看不見硝煙的夜晚，那些潛伏在暗處隨時可能扣下扳機的槍口，都是真的。

3

停戰后的日子并沒有想象中平靜。

港英當局開始秋后算賬。1955年前后，霍英東的好運走到了拐點。他花了巨資投標得來的香港中心位置地皮，中標后卻被當局以“不信任”為理由遲遲不放，后來又無端生出各種刁難。他建起“星光行”大廈后，當局的一條黑指令下來：樓內的租戶不能購買美國貨。當時美國產品全球壟斷，樓租不出去。更絕的是，當局不給這座大廈裝電話。九十年代還不會有誰覺得沒電話是大問題，但在當年沒有電話就是斷了所有商脈的絕路。一棟二十層的新樓最終以接近成本價的低價賤賣給英國人。

房地產砸進去了多少錢，他沒算過。但那幾年他確實是硬撐下來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霍英東率先回到內地投資，建了中山溫泉賓館，修了廣州洛溪大橋，陸續捐出上百億港元支持內地教育、醫療和體育事業。之后又被聘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香港第一位晉升國家領導人的愛國實業家。他還為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積極奔走，他的名片上印著“體育大使”的字樣，在香港商人圈里顯得格格不入。

2000年10月25日，首都北京。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霍英東受邀坐在主席臺上，身邊是一排胸前掛滿軍功章的志愿軍老將軍。不知有誰小聲在他耳邊說了一句：“歡迎英雄回家”。他僵坐在那里，像被什么東西釘住了。良久，他顫抖著說：“當年我或許還不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對了，我無怨無悔。”說完，他沒有鼓掌。旁邊的人鼓了很久的掌。

六年后，他走了。

4

2006年10月31日，霍英東出殯。靈柩上覆蓋的是一面完整的五星紅旗。

那是國葬。香江半旗低垂。送葬的隊伍很長，從香港殯儀館一直排到灣仔的天橋下面，很多人默默地站著，手捧白色的花，沒有人說話。當靈車緩緩駛出殯儀館，一片寂靜中不知是誰喊了聲“霍先生走好”，接著第二聲、第三聲……人潮涌動，呼喊聲此起彼伏，像海上的浪，一陣接一陣地拍過來。一個老人站在人群里，手里捏著一支煙，沒點著，眼眶紅著，嘴里念叨說：“當年就是他運的藥，我爸才從朝鮮活著回來的。”

靈車走遠了，聲音越來越小，最后只剩下風的聲音。那天是深秋了，維多利亞港的海風很大，把路邊的紙錢吹得滿地亂滾。

霍英東的兒子霍震霆在給父親辦完后事后對記者說了句話：“父親走得很平靜。”他沒有提到那句臨終遺言。

2000年10月的那個紀念日，霍英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拿手抹眼睛，事后有人說是哭了，有人說是風大吹了沙子。他當時沒有對任何人解釋過。

只是在他臨終前說的那句話，連同那三年里三十萬箱藥品、成千上萬條鮮活的生命，被整整齊齊地埋進了北京八寶山的那塊石碑下面。碑上沒寫那些功勛，只刻了一個名字。

他一生運物資，從不忘運一箱軍火。

那一天，他終于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