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周建人擔任浙江省省長后，親戚紛紛前來求助，面對親情壓力，他風趣回應：我可不是國民黨！
1953年初春，西湖水面薄霧未散，浙江省政府大院已燈火通明，剛滿六十五歲的周建人端著搪瓷缸，站在回廊盡頭與衛兵閑聊。
“省長，家里人來找您了。”警衛壓低聲音。
“先讓他們等等。”周建人點點頭，轉身回到辦公室，繼續翻閱剛從義烏縣寄來的農作物改良方案。
年輕同僚常驚訝：這位省長身體微駝，卻能一口氣讀完幾十頁英文資料，還能隨口指出段落里的譯名錯誤。秘訣并不神秘。四十年前，在紹興新臺門的老宅里，哥哥魯迅寄來厚厚一箱生物學書籍，他就著油燈逐字抄寫，一筆一劃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昆蟲學譯稿。家道中落后，他早早挑起生計，辦過僧立小學，講過自然課，進京旁聽，又赴上海任職商務印書館、上海大學，在植物解剖與社會形勢兩條線之間來回穿梭。那時期的知識分子常被譏為“脫離塵世”，他卻靠自學讓科學與民生接軌，校外是課堂，街巷即實驗室。
1930年代，上海租界烏云壓城。好友楊賢江被捕時留下半頁紙條：“書里有光，街上有火。”周建人記下這句叮囑，繼續在人群中周旋——白天講課，夜晚替《語絲》斟酌每個字。馮雪峰、沈雁冰常在他家客廳交換資料，抽殘煙討論北平、延安來信，門外卻貼著“生物講稿校對，閑人免進”八個字，足以糊弄暗探。
1948年盛夏，上海的悶熱比往年更難當。地下黨通知他盡快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裝作探親，”馮雪峰簡短安排，“車票、路條有人送到。”同年七月，他與夫人王蘊如、老部下金瞻光等七人假稱“紹興祭祖”，乘小船溯河而上。行李外纏著六圈麻繩，一眼看去像普通百姓的家當，實則暗藏往解放區帶去的文獻。火車過浦口時檢查最嚴，一名便衣軍官緊盯大包。王蘊如低聲道：“要不要給他看？”周建人搖頭：“放心，他怕麻煩，不會挪動這么沉的家伙事。”果然，兵車一晃便放行。數周后，一行人到達保定，隨即進入西柏坡報道。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周恩來主持的會議把他與沈鈞儒、馬敘倫等推上前排。周建人仍以“民主人士”自稱，只有個別同志知道，他已在那年秋天宣誓入黨。多重身份在他身上并不沖突，因為信念早已歸一——國家該有統一的方向，學問必須服務于百姓。
浙江解放后，中央考慮地方人心，選用熟知鄉情的民主進步人士掌舵。周建人被任命為省長時已近古稀，他先與夫人商量：“公家的房子該給年輕人。”說完，果斷搬離寬敞小樓，在機關集體宿舍住下。高教部的王蘊如索性提交辭呈：“你不占便宜，我也不掛虛職。”消息傳開，省府里暗地叫苦——少了能量運作的“夫人路線”，求情條子也就打了水漂。
沒多久，一位遠房族弟帶著厚禮敲門，自稱會記賬，想進財政廳。“三哥，只要一句話，我給你省幾多心。”周建人笑了笑：“你當我是誰？國民黨縣長？”短促一句，把親戚堵得面紅耳赤，只好訕訕離去。隨后，他在干部會上強調：“浙江錢袋子要用在水利、在農村診所，不在親戚腰包。”
治政之外，他仍念書。1959年，稻谷試驗田首次獲得高產，他蹲在稻梗間量株高、記畝產，隨行記者等了半天才拍到照片。夜里回府，他給女兒周曄寫信：“想留杭州，就靠考試；不要托我。”周曄聽從，投考文學雜志社，后來給父親的友人柯靈寫了一張薄薄的自薦卡片，缺字少句，卻被照實收錄。
晚年有朋友勸他撰寫自傳，攢攢“周家三兄弟”的傳奇。他擺手：“我做的事，是許多人一起做的，寫我一人沒意思。”1984年7月29日，病危通知發出，他留下口信：“不開追悼，不擺花圈，骨灰撒海。”第二天清晨，西子湖畔晨練的行人看見省府降半旗，卻鮮有人知，又一位低調的開國功臣離去了。
王蘊如整理遺物時，只找到一本《植物學綱目》和一本發黃的汽船船票。財政部門按照副省級標準補助她生活費，她婉拒多余部分——這是兩位老人共同的原則：國家財產來之不易，每一分都要花在春耕、在教室、在廠房里。周建人一生的路徑，便凝縮在這點滴細節之中：從書齋到田埂，從地下通道到省政府大院，方向變換，立場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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