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陸續寫了一些小文章，記敘版本圖書館的前世今生，引得不少讀者心生興致，頻頻追問舊日細節。近日我再度踏訪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胡同32號這所院子。故地重游，巷陌依舊，風物如故，只是曾經塵封無數書香記憶的老館已經拆除，新館就建在原來老館的東北角，但那已是另一個門牌號了，即北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10號，大門是朝東開的。

一、深宅大院，應運而生群英會

　　上世紀七十年代，坐落于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胡同32號的這座院子頗有名氣，這里是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版本圖書館。原有的舊館早已拆除、面目全非，場地卻始終空置。沒有了大門的原址入口處設有一間門衛室，看管這片場地的，是一位年輕時便在此工作、如今臨近退休的老同志。他說，曾經有一家開發公司想在這里建樓，卻因種種原因擱置了十多年……

　　眼前的一切，如同舊城改造、新樓未建的舊址一般，雜草叢生，地面坑洼不平。我依稀能辨出當年各處設施的位置，細數院落內外散落的胡同軼事與歲月留痕。這些沉淀著時代印記的往事，樸素真實，自帶溫度。心底不由得生出幾分凄涼，這些年來世事變遷、幾番更迭，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舊時記憶如潮水般翻涌，

　　半個世紀前，版本圖書館研究室里一眾文人學者朝夕相處的日常、音容志趣，歷歷在目。遂提筆補錄幾段細碎往事，以此完善之前所寫的系列文稿，留住那個特殊年代里，獨屬于這座大院的溫潤時光。這院子距離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北面不過數十米，飽經歲月洗禮的古樸大院，本就文脈悠遠，底蘊深沉。

　　此地早年為北平國立藝專校址，時任校長正是著名畫家徐悲鴻。新中國成立之初，這里又成為國家出版總署的發祥地。徐悲鴻、齊白石、胡愈之、鄭振鐸等無數文藝巨擘，都曾在此駐足講學、辦公履職，留下諸多珍貴印記。院落四周老宅洋樓錯落相依，名人故居鱗次櫛比，青磚灰瓦收納百年風云，胡同街巷浸染濃濃墨香。世事輾轉，滄海桑田。部分老舊院落，在城市更新的拆遷改造中轟然傾頹，徹底湮滅于歲月長河；幸存下來的宅邸故居，則被納入老北京胡同游覽環線，年年迎接四方懷古之人。

　　現在這附近常常見到游人穿梭在青磚窄巷之間，撫墻尋跡，探尋古都余韻。相較于巷內聲名在外的名人舊宅，彼時的版本圖書館素來低調內斂、僻靜幽深，在七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中，是一處鮮為人知、藏龍臥虎的風雅秘境。作為國內獨一無二的專項館藏機構，版本圖書館專職征集、典藏、管護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出版物樣本，也是國內當代館藏最完備、資料最詳實、權威性最高的出版物信息資源庫。

　　館舍籌建于1949年歲末，距新中國開國大典剛剛過去三個月。這份倉促卻鄭重的布局，直白彰顯出建國之初，國家對文化出版事業的深切重視，這份初心灼灼，歷經數十年從未改變。

　　館內研究室、編譯室誕生于文革動蕩歲月，存續不過七年，宛如劃破時代夜空的流星，短暫卻意義非凡，是特殊歷史階段催生的專屬文化機構。彼時國內文化管控趨嚴，為從源頭把控出版物政治導向，抵御不良思潮滲透，杜絕各類低俗讀物流入市場，上級部門決議設立專職部門，預審核驗全國所有待刊書稿。肩負圖書審讀重任的研究室，便在版本圖書館內應運而生。除卻政策層面的剛需，人事機緣更為這座小院注入蓬勃生機。

　　那是因為“九一三事件”塵埃落定后，遠赴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作數載的八十余名文化部系統知識分子，陸續得以平反返京。這批歸來之人，囊括知名作家、文藝理論家、資深翻譯家，皆是國內文藝領域的中堅力量。為妥善安置這群劫后余生的文化英才，讓他們掙脫束縛、施展才干，館方經上級主管部門同意，專門增設兩大職能部門研究室和編譯室。研究室主司書稿審讀，筑牢出版內容底線；編譯室專攻外文典籍譯介，拓寬中外文化交流渠道。兩部門存續期間，編譯室累計推出譯著二十六種，經由研究室層層審核、準予面世的中文書籍，更是數不勝數。

　　編譯室內歷來群英薈萃，云集業界泰斗。其中既有傾盡畢生心血翻譯《一千零一夜》、享譽國內譯壇的納訓，也有通曉多國語言、深耕文藝理論、見解獨到的程代熙。一眾名家蟄伏于大院中的東北角——一座方寸小院，埋首書卷，默默耕耘。對內而言，研究室還有一個更為通俗的稱謂——審讀處。

　　當年所有帶出版書籍在正式出版前都要先送達此處作為待審樣書，正文末頁都會統一加蓋一枚朱紅圓形印章，“審讀樣書”四個大字端正醒目，以此界定書籍屬性：僅供內部人員審核研判，唯有逐層核驗通過、確認內容合規，方可正式刊印發行。待樣書完成歸檔留存、度過規定保管周期，若無后續利用價值，館方會再加蓋一枚長方形“作廢”印章，易于館藏圖書相區別。之后按一折價格，定向配售給單位內部職工。

　　當年我初入職場，十分喜愛并購買了不少這類蓋有印章的舊書。只是因為歲月流轉，數次搬家輾轉，大半藏書已然遺失，如今僅剩寥寥數冊靜立書櫥。泛黃發脆的紙頁上，兩枚深淺錯落的朱紅印章靜靜留存，鐫刻著特殊年代出版行業的運行規則，濃縮一段獨一無二的文化過往。每次展卷摩挲，滄桑古韻撲面而來，瞬間將人帶回舊日時光。

　　1972年是版本圖書館的轉折之年。大批從干校返京的文化精英齊聚于此，為靜謐的院落注入鮮活生機。此后逐年又有應屆高校畢業生陸續分配入職，資深學者與青年新人相融相長，館內人員規模短時間內翻倍。青磚院落之內，終日書香縈繞、文脈涌動，館所迎來自建館以來最為繁盛的一段時期。

二、潮起潮落，撤室為大勢所趨

　　粉碎“四人幫”之后，舉國上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沉寂十年的文化領域掙脫桎梏，迎來復蘇契機，各行各業都急需外語翻譯人才。一時間，各地機關、科研院所、主流文化單位紛紛登門，與館方商洽人才引進。優厚的崗位與廣闊的發展前景，讓編譯室人心浮動，人才外流成為常態。順應時代發展需求，上級部門最終下達批復，正式撤銷編譯室。室內一眾翻譯名家本就聲名在外，此后紛紛奔赴各個急需人才的重要崗位，在全新領域續寫文化建設篇章。

　　編譯室解散后，全國新書預審審讀的全部重擔，盡數落到研究室肩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華夏大地，國內出版行業徹底松綁，邁入井噴式發展階段。各地出版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新書刊印數量成倍暴漲，增長勢頭經久不衰。僅憑研究室區區數十名工作人員，想要逐本審核全國海量出版物，無異于杯水車薪。既難以保障審核質量，也極易延誤出版時效，更會制約整個出版行業的發展步伐。此時國家出版主管部門終于理清癥結：出版社作為內容創作與發行的主體，本就應當承擔圖書質量管控的首要責任。

　　當時全國人口約八億，全民閱讀熱情日益高漲，閱讀需求愈發多元。僅憑三四十人的專職審讀團隊，既無法承接億萬民眾的閱讀需求，也難以適配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時代節奏。至此，帶有鮮明時代局限性的集中預審制度，徹底失去存續根基，甚至成為出版行業提速升級的阻礙。研究室的撤銷，不再是主觀選擇，而是順應時代浪潮的必然結果。

　　很快，研究室內諸位資深專家、學界前輩，陸續調回文革前原任職單位，重回熟悉的工作崗位。如研究室主任劉柯理調到燕山出版社擔任總編輯，他還帶走了幾位研究室同仁……繁華落盡，賢才遠去。昔日群賢畢至、談笑風生的研究室，最后只剩下我們幾名剛走出校園、初入職場的大學畢業生。

　　回望那段共事歲月，我始終心懷感念。身邊這些聲名卓著的前輩，履歷厚重，閱歷不凡：有人早年求學于延安魯藝，是歷經戰火淬煉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有人在文革前便主持核心文藝期刊，深耕行業多年；還有人曾任職各大文化主管單位，眼界開闊，功底深厚。對他們而言，審閱編輯完成的書稿，不過是舉手之勞。

　　在那個特殊階段，他們手握審稿權限，一紙批復便能決定一位作者數年心血的走向，權責之重，令人敬畏。可我深知，書稿審讀并不能完全施展他們的才華與抱負。這群飽學之士，本就該站在更廣闊的平臺，為中國文化事業添磚加瓦。于我而言，初入社會懵懂之時，能與一眾前輩學者朝夕相伴、共事求學，是畢生難得的機緣。

　　我是研究室里年紀最小的晚輩，始終以勤懇踏實的態度對待日常工作。那時我每日搭乘通勤火車上下班，清晨七點抵達北京站，七點半前必定到單位。到崗第一件事，便是清掃全屋地面，擦拭所有人的辦公桌，把三間辦公室共六個暖瓶逐一灌滿開水。

　　冬日天寒，當時辦公室沒有集中供暖，全靠三間屋子各一座蜂窩煤爐取暖。生爐添火、清灰封爐這類雜活，我都主動包攬。每日傍晚五點下班，而同線路返鄉的火車十八點四十分才發車，我便成了辦公室每日最晚離崗的人。關窗、鎖門、熄爐、整理內務，四年如一日，從未間斷。也正是這份日復一日的踏實付出，讓諸位前輩格外關照我，工作上傳道解惑，生活上體恤幫扶。多年以后，每每在新聞發布會、行業座談會偶遇昔日師長，彼此相視一笑，握手寒暄，依舊倍感親切，舊日情誼分毫未減。

三、清風檐下，祝酒一曲成經典

　　我入職版本圖書館研究室后被分配至文學藝術組，辦公室設在館區北側西側的一排平房內。房屋格局仿照老式四合院北房樣式，三間平房連通一體：中間堂屋最大，為公共辦公區，我與周云琛、潘五一、王云縵、楊天喜等人在此共事；西屋獨立安靜，是葉峰、黎之彥兩位前輩的辦公間；東屋雅致清幽，羅立韻、文椿、汪應模三位女同事常駐于此。東西兩屋人員進出，都要經過中央堂屋，這里既是日常辦公場地，也是文藝組召開例會、閑談交流的場所。

　　組長葉峰長的瘦高，文質彬彬，為人謙和溫厚，品性溫潤，待人接物毫無架子。文革浪潮襲來后，他慘遭批斗打壓，隨后下放至咸寧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直到局勢松動，才得以平反返京，進入版本圖書館審讀處工作。研究室解散后，他重回文化部，官復原職，繼續深耕文藝管理領域。

　　數年后，我調任報社工作，曾受邀參加文化部舉辦的新聞發布會，整場會議的主持人正是葉峰同志。他在人群中一眼認出我，主動上前握手寒暄，遞出名片，叮囑我 日后有事可直接聯系他，他還將旁邊的郁風同志等領導或專家一一介紹給我……在場一眾資深文化記者見了，無不心生羨慕，都不解我入職報社時日尚淺，為何能與文化部有關領導結下這般情誼。

　　彼時文化部辦公地點在沙灘北街二號，某次參會結束，我專程前往他的辦公室小坐敘舊。葉峰熱忱相待，沏茶遞煙，我笑著擺手婉拒。他微微一笑，打趣道：“不抽煙是好事。我抽煙幾十年，積習難改，想戒也戒不掉。早年在干校物資匱乏，買不到煙，我甚至卷樹葉過煙癮。”寥寥數語，道盡歲月辛酸，也讓我看到前輩褪去身份后的質樸與率真。

　　黎之彥同志是一位嫉惡如仇、至情至性的赤誠之人，也是國歌詞作者田漢先生最后一任專職秘書。每當談及田漢先生蒙難的坎坷遭遇，他眼底總會泛起淚光，言語間滿是痛惜。當年館內召開揭批“四人幫”專項大會，黎之彥登臺發言，一樁樁、一件件細數反動集團迫害老干部、知識分子的殘酷史實，字字泣血，句句沉痛。臺下眾人無不動容，暗自垂淚，他本人更是數次哽咽，頻頻拿出手帕擦拭眼鏡與淚水。這份重情易感的性情，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回，我們一眾同事前往東城區禮士胡同文化部電影局，觀看內部放映的黑白經典影片《魂斷藍橋》。觀影全程，素來剛直的黎之彥數次哭得難以自已。散場回到辦公室，他也毫不掩飾情緒，直言這是自己第三次觀看此片，每一次都忍不住落淚。“費雯麗把女主角的掙扎與自卑演繹得入木三分，那種深愛卻又自我否定、不敢直面愛人的怯懦眼神，最是戳人心扉。”

　　研究室撤銷后，黎之彥調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繼續深耕藝術評論領域。后來我主持報社副刊，時常拜讀他發表在《人民戲劇》上的佳作，也曾專程前往東四八條52號劇協駐地登門拜訪，邀約他為報社撰稿。時至今日，我依舊感念這位兼具風骨與柔情的文藝評論家。

　　周云琛同志是組內資歷深厚、行事嚴謹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他身形不高，卻始終腰背挺直，常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頭戴黑色呢料鴨舌帽，鼻梁上架著一副深度眼鏡。進屋后他習慣性地脫下大衣掛在衣架，摘下帽子，順手將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他一年四季手提公文包上下班，舉手投足間風度翩翩，自帶文人雅士的沉穩氣韻。

　　周云琛的辦公桌永遠整潔利落，桌面上至多擺放一本書、一頁文稿或是一份報刊，排布井然有序；閑暇時桌面更是空空蕩蕩，不染一物。反觀我們其余人的桌面，書報堆疊、雜物錯落，兩相比較，高下立見。他日常身著中山裝，衣料潔凈平整、一塵不染，自律之風盡顯于細微之處。我至今清晰記得他兩個標志性的習慣：每日到崗第一件事，必定親手擦拭桌面。即便我清晨已將所有辦公桌清掃擦拭完畢，他依舊會完成這道專屬的“晨間儀式”。這無關衛生與否，更像是多年養成的職業自律，是開啟一日工作的固定環節。其二，每日午飯后，他必會到水池邊刷牙，數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這份極致的自律，讓年少的我深受觸動。周云琛早年追隨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就讀于魯迅藝術學院，曾親耳聆聽冼星海授課，與鄭律成、馬可等知名音樂家一同工作，樂理功底扎實，創作眼光獨到。

　　我剛入職不久的一個午后，他飯后洗漱完畢，靜坐在辦公桌前，拿出一頁手寫歌譜，低聲緩緩哼唱，指尖不時拿起鉛筆，在樂譜上標注節拍與情緒符號。曲調昂揚婉轉，柔情與力量兼具，我從未聽過，心中滿是好奇。趁他短暫外出，我悄悄上前一看，歌譜標題赫然是《祝酒歌》。

　　彼時這首曲目尚未公開發表，由韓偉填詞、施光南譜曲，最初由蘇鳳娟首唱。后來經由李光羲傾情演繹，《祝酒歌》迅速風靡大江南北，傳唱全國，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時代金曲。歷經數十年歲月，依舊經久不衰。鮮少有人知曉，這首承載著一代人集體記憶的經典曲目，也曾傾注了周云琛老師的心血與打磨。時至今日，每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我總會夢回那個春風浩蕩、萬物復蘇的七十年代末，夢回北總布胡同那座書香滿溢的小院。1977年末，周云琛時常向組長葉峰請假，都是去參加延安魯藝老戰士合唱團的各類演出。

　　正值壯年的潘五一同志風趣幽默，常以此打趣：“能進這個合唱團，門檻可不低，既要資歷，又要水準。我們這些人，要么資歷不夠，要么水平不足，兩樣都不沾邊，人家自然看不上。”一番戲謔引得滿堂歡笑，也讓枯燥的審稿日常多了不少樂趣。后來，周云琛調任剛組建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擔任領導職務。他一直十分關照我，主動詢問我的職業規劃。正式到新單位履職后，他特意趕回版本圖書館，鄭重征詢我的想法，邀約我一同前往大百科出版社共事。當時受諸多客觀條件所限，我只能心懷遺憾婉言謝絕這份厚愛，這件事也成了我職業生涯里一樁小小的憾事。

四、和風融融，溫情長存皆君子

　　研究室文藝組之所以始終氛圍和睦、其樂融融，離不開一眾品性純良、豁達通透的前輩師長。潘五一是組內公認的活躍分子，熱情好客、待人通達，也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女婿。文革之前，他供職于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深諳待人接物之道。他為人隨性赤誠，初次相識也能從容寒暄，對待男同事還會親切拍肩致意，親和力與生俱來。

　　當年研究室接受上級的任務，統籌編纂百萬字大部頭資料集《魯迅思想研究資料》，全書分上下兩冊，從組稿約稿、敲定版式，到對接印刷廠、統籌裝訂發行，所有對外協調的繁雜事務，全都由潘五一一手操辦，任勞任怨。研究室撤銷后，他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繼續從事領導工作。

　　羅立韻是鄧力群同志的夫人，性情低調沉穩，平日寡言少語，卻字字珠璣，見解獨到。圈內不少老同志都知曉她的雅號——“黑安娜”。溯源至延安時期，她曾登臺參演話劇，飾演《安娜?卡列尼娜》女主角，劇中一身黑色絲巾裝扮，扮相溫婉絕美，成為許多延安老戰士心中難忘的記憶。五十載歲月倏忽而過，與我們共事時，每到天氣轉涼，她依舊偏愛圍一條簡約黑絲巾，身姿端莊，氣質清雅。在一眾歷經干校磨難、身心俱疲的知識分子之中，她風骨卓然，宛若鶴立雞群。

　　在版本圖書館的揭批“四人幫”大會上，羅立韻脫稿發言，全程邏輯縝密、條理清晰，言辭克制卻力道十足，有理有據、張弛有度。發言篇幅不長，卻句句切中要害，兼具思想深度與文字文采。我當時便暗自感慨，只需將她的發言錄音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無可挑剔的優質文稿。

　　時至今日，我依舊記得一件溫暖的小事。某個正午，同事們都去食堂就餐，只剩我留在辦公室處理審稿。羅立韻緩步走到我的辦公桌旁，輕扶椅背，語氣溫和：“小王，你每天最早到崗，打掃衛生、生爐燒水，默默幫大家分擔雜務，辛苦了。這些零碎活計，我們這些人向來手忙腳亂，遠不如你細致利落。”稍作停頓，她又關切詢問我的通勤情況：“聽說你天天坐火車上下班，住處離這里很遠吧？”我連忙起身作答：“我家住在豐臺火車站附近，坐通勤火車很方便，兩站路程、二十五分鐘就能到北京站，再步行十余分鐘就到單位了。”

　　她又問起車票開銷，我告知她購買的是季度票，票價七元。她輕輕點頭，隨即善意叮囑：“雖說比市內公交月票便宜，但路途終究不近。你下班可以稍微提早一些，否則每日早出晚歸，太過辛勞，年輕人也要保重身體。”

　　我解釋返程火車發車時間固定，她聽罷輕輕搖頭，再三囑咐我午間一定要抽空小憩，切莫過度勞累。寥寥數語，溫潤質樸，無關上下級身份，純粹是長輩對晚輩的體恤與關懷，暖意直抵心底。后來潘五一私下和我閑談，說起羅立韻看似溫婉柔和，內心卻堅韌果敢。當年《論總綱》一文由鄧力群同志牽頭組織編撰，刊發后影響遍及全國。

　　此后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時局動蕩，人人自危，鄧家一度陷入至暗時刻。那段最難熬的日子里，羅立韻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甘愿承受再次被批斗、甚至入獄的風險，始終堅守本心，從未動搖。待到“四人幫”覆滅，陰霾散盡，生活才重歸安穩。后來羅立韻調任文化部人事部門主持工作，平日公務繁忙，我便沒有貿然登門打擾，只在心底默默感念這份舊日溫情。

　　徐莊身材魁梧高大，舉止從容沉穩，頗有領導風范，做事統籌有方。當年由他牽頭主持編纂百萬字巨著《魯迅思想研究資料》，統籌全局、把控細節，耗費了大量心血。研究室撤銷后，他受命籌建中國電影資料館，并出任首任館長，同時創辦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牽頭創辦《當代電影》《電影信息報》《中國電影周報》等行業核心報刊，為國內電影研究事業筑牢根基。

　　我們一別數載，直到1983年才再度相逢。當時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英國電影回顧展新聞發布會，徐莊作為中方主辦方代表登臺致辭。會議間隙，他主動向我招手，我趕忙跑上前向他問候，他囑托我多宣傳資料館的行業成果，還特意叫來負責宣傳的岳曉媚與我相識。

　　岳曉媚同志也曾赴北大荒兵團，和我同為屯墾戍邊的北京知青，相似的青春經歷讓我們一見如故，此后工作中多有互幫互助。后來恰逢《經濟日報》創刊十周年，報社計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電影招待會，急需一部未公映的內部影片助興。依靠徐莊與岳曉媚的幫忙，我順利借到還未公映的前蘇聯經典影片《白比姆黑耳朵》，為社慶活動添了光彩。

　　女同事文椿同志見多識廣，熱忱豁達，交友廣泛，文藝界故舊好友數不勝數。她的愛人張士燮是國內知名詞作家，創作過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歌詞。張先生身形挺拔，氣質儒雅，閑暇時常來單位接文椿下班，待人謙和有禮，和辦公室多數同事私交甚篤。二人相敬如賓、恩愛和睦的模樣，也成了我們一眾同事羨慕的對象。

　　上世紀八十年代，越劇泰斗袁雪芬率團赴法國巡演，大獲成功，為國爭光。劇團歸國后，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文藝報》舉辦專項新聞發布會，彼時已調任《文藝報》部門主任的文椿，全權主持整場活動。歲月并未消減她的活力，依舊神采飛揚。談及袁雪芬的藝術生涯與海外巡演點滴，她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言語間滿是對老藝術家的敬重，也足見她深耕文藝界多年，人脈深厚、眼光獨到。我撰寫的袁雪芬歸國報道見報后，特意給文椿寄去報紙，她還專門打電話向我道謝。那段時間，我外出采訪常得到她的熱心相助，這份情誼我始終銘記于心。

五、尺幅劇照，時代觀念小風波

　　研究室文藝組同仁大多深耕文學、影視、藝術領域，不乏業內頂尖專家。即便文革已然落幕，揭批反動集團的運動告一段落，時代的禁錮逐漸松動，但長期緊繃的思想慣性依舊根深蒂固。固化的思維模式尚未徹底破除，眾人面對新生事物時，依舊格外敏感，這種心態也時常體現在日常審稿工作中。

　　1977年末，一場由雜志劇照引發的小小風波，清晰映照出那個新舊交替年代的思想特征。那年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電影月刊《人民電影》風靡全國，這本刊物是老牌影視雜志《大眾電影》停刊近十年后，內地唯一公開發行的全國性專業電影刊物，在當時影視愛好者心中地位極高，影響力無可替代，組內不少同事都自費訂閱。

　　1977年歲末的一個清晨，眾人到崗后紛紛議論，話題都圍繞當年第十二期《人民電影》。有人直言刊物的封面內容出了問題，甚至提議，今后審讀處要將公開刊物納入審核范圍，嚴防有不健康的內容流出。我知道潘五一消息靈通、性格直率，便悄悄向他詢問緣由。他壓低聲音，略帶戲謔地說道：“疑似內容有色情嫌疑。”此言一出，眾人都心頭一震。文革結束不過一年多，官方正規出版的公開發行刊物，若真出現低俗內容，在當時可謂驚天大事。我當即前往館內征集組借閱樣刊，工作人員告知出版社樣刊尚未送達。

　　征集組的胡元義是退伍軍人，性情爽朗直率，聽聞此事后二話不說，騎上自行車直奔人民文學出版社，往返不過半小時，便取回了當期雜志。他把雜志隨手扔在我的桌上，直言：“你們自己看吧，不過是一張普通女演員劇照，露出大腿而已，何必小題大做、大驚小怪。”

　　胡元義率性直白的話語，引得屋內幾位女同事暗自撇嘴，私下說他口無遮攔、行事魯莽，容易招惹是非。我俯身翻閱雜志，風波源頭一目了然：期刊封面選用電影《女跳水隊員》全屏劇照，畫面里兩名女運動員身著紅色競技泳裝，其中一人側身站立，腿部肌膚自然裸露。以如今的審美來看，這只是一張再普通不過的體育劇照，風格保守克制，并無任何不妥。但對于剛剛走出文革、長期被階級斗爭思維束縛的一代人而言，展現肢體的畫面太過新奇，引發眾人對此高度敏感，也是時代局限下的常態。

　　追根溯源，這份敏感源自十年動蕩時期單一固化的文藝審美。文革期間，樣板戲占據文藝主流，劇中正面人物大多設定為獨身，刻意淡化兒女情長與人間煙火：《紅燈記》三代孤寡，《海港》全員獨身，《杜鵑山》沒有婚戀情節，《沙家浜》里的阿慶嫂，丈夫常年在外跑單幫……

　　長久的審美禁錮，讓大眾對正常的人性之美、人體之美日漸陌生，面對這類常規劇照，難免心生抵觸與惶恐。這場風波最終平穩收場，當期《人民電影》并未被召回，劇照創作者也未受到批判追責，相關負責人僅被上級部門領導詢問了幾句，并告知“以后注意點，別惹麻煩。”這次風波雖小，卻折射出時代轉型期的思想陣痛。1978年底，《人民電影》正式停刊；1979年初，文革前頗有影響的老牌電影刊物《大眾電影》重磅復刊，迅速風靡全國，巔峰時期發行量高達史無前例的960萬份，成為一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下面為該雜志的那期封面）

六、閑話朝夕，煙火溫情藏風骨

　　研究室的一眾前輩，雖資歷深厚、德高望重，半生歷經風雨，卻毫無舊式官僚的刻板暮氣。平日里同仁之間相處隨和融洽、互幫互助，閑暇時也會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平淡的辦公日常因此鮮活有趣。

　　那時這些前輩大多年近半百，劫后余生，格外珍惜失而復得的安穩生活，一心想要追回被動蕩歲月耽誤的十年光陰，個個精力充沛、干勁十足。當時單位常在下班后組織政治學習、業務研討，極少有人無故缺席；不少前輩還主動加班。暮色降臨，北側那排平房依舊燈火通明，點點燈火穿透夜色，映照出老一輩知識分子赤誠敬業的本心。

　　有一樁趣事，我至今記憶猶新。某日上午，羅立韻外出辦公，組長葉峰趁著休息間隙走進堂屋，故作神秘地問大家：“你們有沒有發現，羅立韻中午從來不在咱們食堂買飯，每天就靠兩顆小黑藥丸子充饑？猜猜看，那是什么名貴補品，居然比飯菜還管用？”文椿當即笑著接話：“那哪里是藥丸，分明是比糖果還稀罕的營養品。”潘五一也跟著起哄，揚言第二天親自“探查”，揭開謎底。

　　很快，“探查”便有了結果，大家方才知曉，所謂神秘的“黑藥丸”，不過是普通巧克力。過了些天，羅立韻帶來一小包巧克力分發給大家，我嘗了一粒，覺得雖然顏色挺黑，但確實挺好吃。七十年代物資匱乏，巧克力屬于稀罕物，多數人從未見過、未嘗過，甚至都不知道還有巧克力這種好吃的小東西，即便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老同志也誤把它當成滋補藥丸，都在情理之中。一樁小小的烏龍，讓整間辦公室歡聲笑語不斷。

　　我剛入職報到時，也曾鬧出一段溫馨小插曲。那天我獨自坐在辦公室看書，恰逢潘五一出差歸來。他推門進來，見屋內安安靜靜，隨口念叨：“怎么一個人都沒有？話音未落，沒仔細查看屋內，便轉身離開。走出房門，他碰到外出歸來的羅立韻等人，隨口問道：“辦公室空無一人，你們都去哪兒了？”羅立韻聞言心生疑惑，隨即提醒他：“新來的小王不就在屋里辦公嗎，你怎么說沒人？”

　　他們一行人回到辦公室，潘五一坦言方才沒有留意到我。文椿當即故作嚴肅，笑著打趣：“小王是北大高材生，昨天剛分到咱們組。就算不認識，也不能說屋里沒人，我看你是有些目中無人了。”快人快語的汪應模也跟著附和，開玩笑地讓他向我道歉。

　　素來能言善辯的潘五一，在三位女同事的“打趣圍堵”下毫無招架之力，連連應承，走到我身旁拍著肩膀致歉：“是我疏忽了，小王同志，日后還請多多指教。”滿堂歡聲笑語，消解了彼此的陌生感，也讓我真切感受到這個集體的溫暖與包容。

　　審讀處的日常工作簡單純粹：每日博覽群書，審閱書稿內容，撰寫審核意見，判定書籍是否符合出版標準。這份工作于我而言如魚得水，是初入職場最珍貴的成長歷練。我們坐擁館藏豐富的專用書庫，古今中外、書刊報紙一應俱全，品類完備，這是旁人難得的優勢。

　　那幾年，我的閱讀量遠超此前與往后任何一段人生時光。館內多數樣書不能外借，但可以在書庫內自由閱覽。完成當日既定審稿任務后，我便抽空走進書庫，沉浸在書海之中。盛夏時節，書庫里格外涼爽，最適合靜心閱讀。同事們若是找我，不用多問，徑直前往藏書庫房，總能找到我的身影。我向來把控閱覽時長，單次閱讀從不超過半小時，倍加愛惜館藏樣本，從不污損、遺失一冊圖書，敬畏這份專屬于版本圖書館的珍貴典藏。

　　時至今日，我早已調離版本圖書館，輾轉在報社工作多年，卻依舊時常懷念北總布胡同32號那座小院，懷念那座浩如煙海的版本書庫。那里有取之不盡的精神滋養，有一群歷經風雨、赤誠純粹的前輩師長。在他們言傳身教的熏陶下，我褪去青澀、沉淀心性，一步步成長起來。那段棲身青磚小院、與書卷為伴的歲月，是我人生行囊中最溫潤、最珍貴的寶藏，歷經歲月沖刷，愈發熠熠生輝。

　　作者簡介：

　　王秋和，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高級記者。從事新聞出版工作40余年，歷任《經濟日報》副刊部主任、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副社長、《中國建設報》總編輯。編寫出版了10余部新聞與文學專著，是首屆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來源：《秋和隨筆》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