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主辦的中美政經論壇（第25期）于線上舉行。中國與美國作為世界大國，其政經交往對兩國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響，對于加強中美關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為此，人大國發院設立了中美政經論壇，旨在搭建跨學科的學術與智庫平臺，定期組織團隊深入挖掘關鍵問題和核心問題并發布中美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邀請學界同仁進行討論碰撞，助力學界對美國及中美政經關系的學術研究與討論。北京日報、鳳凰網、陸想匯等多家主流媒體平臺聯合線上直播。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趙勇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麻博洋為召集牽頭人的研究團隊執筆報告《何以“貧窮”：美國貧困問題的歷史演變、現實圖景與結構性成因》。相關領域知名專家學者胡江云、李霞、李向陽、宋國友、張永軍和朱斌聯合解析。

第一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麻博洋發布報告《何以“貧窮”：美國貧困問題的歷史演變、現實圖景與結構性成因》。

報告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內容展開：

一、割裂的美國社會：發達與貧困為何并存？

二、從道德譴責到制度緊縮：美國貧困治理的歷史演變

三、工作貧困與“懸崖效應”：美國社會的貧困僵局

四、全球化、金融化與風險個人化：美國貧困問題的結構性成因

五、核心結論

一、割裂的美國社會：發達與貧困為何并存？

2026年初，一個源于網絡游戲的用語被借用以描述美國貧困人群的脆弱處境，其核心指向美國長期存在的“靠工資支票過活”現象：大量勞動者月收入在支付住房、食品、能源、債務利息等剛性支出后所剩無幾，家庭近乎零儲蓄，抵御意外沖擊的能力極其脆弱。這一現象與美國全球領先的經濟規模、頂尖科技創新能力及金融資本實力形成強烈反差，并擴散至國際輿論場。美國何以“貧困”？本報告指出，這種系統性脆弱并非個體理財能力不足，而是結構性矛盾的必然產物。首先，經濟高度金融化使財富持續向資本端集中，普通家庭卻被債務和波動性收入裹挾。其次，社會政策呈現“剩余型”特征，公共援助覆蓋有限、門檻苛刻，未能構建有效的安全網。再者，勞動力市場結構深刻變遷，不穩定就業、零工經濟，與停滯的實際工資收入共同削弱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和收入穩定性。此外，產業全球化重組、種族不平等的歷史遺留等多重力量的耦合作用，固化了這一生存狀態。報告認為，理解這一困境是解碼美國深層社會矛盾的關鍵透鏡，也為中國在發展中平衡效率與安全、增長與尊嚴提供了必要的他者參照。

二、從道德譴責到制度緊縮：美國貧困治理的歷史演變

美國社會對貧困問題的認知與應對，始終與其深層的政治經濟哲學和社會契約觀念緊密相連，并經歷了一個充滿張力與反復變化的漫長周期。這一歷史演進并非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沖擊、社會運動的推動以及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中，不斷重新定義國家、市場與個人責任的邊界。從歷史維度審視，美國社會對貧困問題的認知與治理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從北美殖民地時期到19世紀末期，受清教徒倫理和西部拓荒精神影響，經濟成功被視為上帝恩寵的標志，而貧困則是個人的失敗。貧困被構建為個人道德缺陷的體現，如懶惰、放縱或缺乏遠見。彼時的濟貧院制度遵循“劣等差異原則”，即公共救濟所提供的生存條件必須低于最底層獨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以此威懾潛在的依賴者。這一制度旨在通過強制勞動的方式，重塑窮人的工作紀律，其實質是對窮人進行分類與規訓，而非消除貧困。這種觀念將個人貧困與恥辱感深度綁定，為國家干預福利奠定了文化和觀念上的障礙。1929年的大蕭條以摧毀性力量打破了上述神話。大規模失業證明貧困可源于經濟體系的系統性崩塌。羅斯福新政及1935年《社會保障法》標志著聯邦政府首次大規模介入貧困問題。這一法案意味著，美國社會開始承認失業、殘疾等風險是現代工業化的必然產物，需通過強制性社會保險進行集體“去風險化”。然而，該體系并非一種普惠制度，它緊密依附于正規雇傭關系，排斥了農業工人、非正式就業者等邊緣群體，本質是保護“值得尊敬的”工人階級以穩定資本主義秩序，而非挑戰貧富分化的根源。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與“向貧困開戰”，通過《經濟機會法》將反貧困干預擴展至社會服務與民權領域，開始承認種族歧視、教育資源缺失等結構性因素是造成貧困的原因。然而，其分類補缺的模式及嚴格的資產審查，導致福利標準割裂與行政治理碎片化，未能構建統一的安全網。第三階段：70年代滯脹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崛起，1996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將新自由主義社會改革推向高潮，例如，用“貧困家庭臨時救助”取代了作為現金救助權利的“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項目。政策目標從對家庭的收入支持轉向迫使勞動者強制進入勞動力市場。國家角色從“家長”變為“監工”，社會福利被重新定義為激勵行為的工具而非公民權利。其結果催生了“工作貧困”——大量勞動者雖擺脫福利依賴污名，卻深陷低薪與債務泥潭。綜上所述，美國反貧困實踐的本質，是在維護資本主義核心邏輯的前提下對貧困進行管理、分類與控制，始終未能真正將其作為系統性的結構產物來加以面對和解決。

三、工作貧困與“懸崖效應”：美國社會的貧困僵局

當前美國貧困問題已演變為一種難以掙脫的“僵局”：即便全職工作，也不再是擺脫貧困的保障。這種普遍緊繃的狀態，成為觀察美國深層社會問題的關鍵切入點。其表現之一，是工作貧困困境：擁有一份全職工作已不再是遠離貧困的保障。聯邦最低工資自2009年起凍結在7.25美元/小時，全職年收入僅約15080美元。雖然各州最低工資標準存在差異，但是在任何一州，一名賺取當地最低工資的全職勞動者都無法負擔一套標準兩居室公寓。與此同時，隨著“零工經濟”崛起，加劇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約16%的美國成年人通過平臺獲取收入，卻被排除在《公平勞動標準法》的保護之外，缺乏帶薪病假、健康保險等基本保障。對于有子女的家庭，許多州托兒費用甚至超過大學學費，迫使低收入家長在就業與失業之間陷入絕望選擇。二是社會福利體系的排斥：美國社會安全網是一套由嚴苛條件與道德審查構成的行政迷宮。“貧困家庭臨時救助”自1996年改革后，從權利保障轉變為帶有懲罰性的契約。福利體系中存在“資產審查”和“懸崖效應”：家庭流動資產一旦超過一定門檻，即失去獲得食品券的資格；家庭收入可能僅僅微小增加，卻可能導致家庭被排除在福利系統之外，導致全部福利的喪失。這一福利體系的制度安排，極大地抑制了貧困家庭通過努力改變自身生活狀態的動機，使得受助者被困在體系內。三是教育與醫療負債：學生貸款總額已突破1.7萬億美元，大學畢業生背負沉重債務，被迫推遲購房、結婚等重大決策。約41%的美國成年人背負醫療債務，即便擁有保險，“高自付額計劃”下的突發急診仍可能產生驚人賬單，將中產家庭拖入債務螺旋。四是種族與地域差異：白人家庭財富中位數約為非裔家庭的六至八倍。在“鐵銹地帶”等去工業化社區，高質量就業崗位永久消失，公共服務削減，阿片類藥物濫用蔓延，使得貧困成為一種常態化生存圖景。五是弱勢群體的困境：約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幾乎完全依賴社會安全金，但其增長滯后于醫療與能源成本上漲。殘疾人士的補充保障收入長期處于貧困線以下，且資產不得超過2000美元，被迫維持無儲蓄狀態，否則將失去醫療保險等救命資源。綜上所述，美國的貧困問題并非是社會經濟與福利政策的局部失靈，而是覆蓋多群體、跨種族與地域的結構性癥候。這一現象深刻揭示了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與碎片化福利政策下社會契約的系統性斷裂。

四、全球化、金融化與風險個人化：美國貧困問題的結構性成因

美國貧困問題的結構性成因，可從全球化重組、經濟金融化、種族不平等與新教倫理四個維度加以把握。首先是全球化重組與去管制化：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制造業持續外移，1979至2019年間制造業就業縮減約35%。資本不僅通過外遷削弱穩定就業，更通過國內去管制化、勞動彈性化將成本轉嫁給勞動者。以卡車運輸業為例，在放松管制后，行業競爭激化。企業通過壓低收入、延長工時，使原本體面的藍領工作淪為“車輪上的血汗工廠”。最終導致勞動不再能穩定轉化為儲蓄與福利，大量美國家庭陷入對工資的極度依賴。布魯金斯學會數據顯示，44%的勞動者屬于低工資群體，年收入中位數僅17950美元。在去工業化地區，產業撤離與藥物濫用相互交織，形成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其次是經濟金融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生活成本上升，美國并未提高工資或擴張普惠保障，而是轉向信貸擴張與債務安排，將生存風險轉嫁給家庭。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拆除銀證分業壁壘，社會再生產日益圍繞借貸與資產負債表組織。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美國家庭債務總額達18.8萬億美元，僅63%的成年人能拿出400美元應急。金融化已深度嵌入住房、教育和醫療領域：學生貸款壓縮年輕人可支配收入，醫療高免賠額與拒賠率使“有保險也未必有保障”。疾病風險被重新編碼為個人支付能力問題，債務成為維持基本生活的前提。第三是種族不平等的雙重作用：一方面，財富差距懸殊——白人家庭財富中位數約28.5萬美元，黑人家庭僅4.49萬美元，導致緩沖能力嚴重不平等；另一方面，種族問題遮蔽了更廣泛的階級困境，使結構性危機被局部化、族群化理解，削弱了社會對制度根源的識別。第四是新教倫理與道德個人主義：這一文化傳統將經濟成功視為個人品格的證明，貧困則被解釋為懶惰或缺乏自律。于是，產業重組、金融化與制度后撤所制造的系統性風險，不斷被重新敘述為個人失敗。這種道德化機制使結構性脆弱性被個人化、去政治化，成為美國貧困困境長期難以被作為公共危機回應的深層文化條件。

五、核心結論

美國貧困困境并非偶然的政策失靈，而是其經濟模式、社會契約與政治體制在歷史演進中衍生的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反貧困理念經歷了從道德個人主義到有限制度化、再到新自由主義下責任再私有化的曲折演進，當前福利制度的碎片化與排斥性特征正是這一脈絡的延續。在四重結構性力量——全球化產業重組、經濟金融化、種族不平等的歷史沉積、新教倫理與道德個人主義——的耦合作用下，勞動安全基礎被系統性削弱，生存風險被私人化，經濟脆弱性呈差異化分布，結構性危機被反復解釋為個人責任。貧困由此被鎖定在物質結構與文化結構相互強化的閉環之中。這一困境帶來了超越國界的反思：以經濟總量、技術創新與金融實力為標志的“發達”，并不自動等同于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的生活安全與尊嚴。當增長紅利不能轉化為抵御風險的能力，當住房、教育、醫療等關乎人民生活福祉的關鍵領域被系統性金融化，當社會安全網的漏洞由個體獨自承擔并被道德化為個人失敗，經濟繁榮便與社會脆弱性同步加深。善治的要義，在于從制度設計之初就將人的基本生活安全與尊嚴確立為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在效率與公平、增長與分配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發展應回到人本身的全面發展，富裕應達到惠及人人的共同富裕——這或許是觀察美國困境所能獲得的最為深刻的他者鏡鑒。

論壇第二單元，各位專家圍繞相關議題和報告內容進行深入討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二級巡視員胡江云高度評價報告以詳實的美國政府、調查機構數據及法律法規為依據，對美國貧困問題進行了透徹的結構與比較分析，提供了獨特視角。他認為對美國貧困狀況可形成三點判斷：第一，這是美國人均GDP達8萬美元背景下的相對貧困，而非絕對貧困。第二，貧富差距呈顯著擴大趨勢，體現在地域（東西部與中部地區，華爾街、硅谷地區高收入）、種族（白人遠高于拉丁裔與黑人）、行業（律師、醫師、會計師及金融業遠高于一般勞動者）等多個維度。第三，美國社會福利制度在發達國家中相對薄弱，辛勤工作并不足以擺脫貧困。關于相對貧困的成因，主要有三點。一是過分強調市場作用。放任自流必然導致市場失靈、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如大蕭條、石油危機）與各群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證明需要發揮政府的有為作用，與有效市場結合。二是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長期存在，難以解決美國貧困問題。《獨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起初并不涵蓋所有族群，早期的投票權并不包括黑人、婦女等；文化上的大熔爐也伴隨著深刻的種族與地域差異，歐洲、拉美、非洲、亞洲等文化差異長期存在，生活群體在地域上相互獨立；兩黨關系從早期合作為主轉向以斗爭為主，進一步撕裂，如218：214勉強通過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削減聯邦醫療補助等福利、減少富人稅收，反而加劇了貧困。三是近期政策加劇動蕩。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實質上優先服務于資本與上層利益，加征關稅導致美國國內物價剛性上漲，普通民眾福利水平下降，生活負擔加重。建議后續研究可加強國際比較，特別是與歐洲等發達國家以及聯合國反貧困目標（聯合國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第一個目標）的橫向對比，以深化對美國貧困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與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秘書長李霞圍繞報告，從學術啟發、法學透視和中美制度比較三個層面展開。第一，報告的三重學術價值。報告完成了系統的結構性診斷，深刻論證了美國相對貧困困境是經濟模式、社會契約與政治體制在歷史演化中衍生的內在矛盾，揭示了微觀困境與宏觀結構的勾連。報告同時對美國公共福利、勞動法、金融等關鍵制度進行了批評性解構，揭示其如何系統性加劇而非緩解貧困。報告最后以“將人的基本生活安全與尊嚴確立為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作為啟發性留白，引導思考如何構建真正普惠性的社會契約。第二，從法學視角透視美國貧困問題。美國法律體系將社會風險轉化為個人責任，其核心邏輯是分類管理與責任私有化。美國聯邦憲法側重政治權利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使福利缺乏最高法理根基。勞動法中的自由雇傭制賦予雇主絕對解雇權；醫療立法將健康高度商品化；財產法高度保護私有產權，信用評分將短期違約固化為長期排斥；社會救助法設置嚴苛的“福利懸崖”。整體而言，法律將生存保障商品化、風險個體化、國家責任最小化——成功由市場獎勵，失敗由個人承擔，使法律成為固化脆弱性的標尺。第三，中美的制度比較。與美國的“冷酷社會逃亡機制”形成對比，中國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徑。1954年憲法明確將“逐步消滅貧困”確立為使命，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現行憲法第四十五條賦予公民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為構建兜底機制提供了基本權利基礎。2021年鄉村振興促進法將脫貧攻堅經驗上升為法律。中國模式的核心特征包括：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與精準治理，避免身份區隔與漏報；建立防止返貧長效機制，主動防范墜落風險；多維度賦能與激發內生動力，將貧困視為發展能力缺失問題；舉國體制協同，跨區域高效動員資源。美國模式在維護私有制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前提下對貧困進行管理與懲罰，制造并固化不平等。中國模式則在社會主義憲法框架下，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構建由國家主導、社會協同、賦能個人的發展契約。減貧的終極效能取決于制度是否真正以人民為中心，將人的尊嚴與發展置于核心位置。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亞太學會會長李向陽圍繞報告對美國貧困問題的分析，從三個方面加以點評分享。首先是美國精英階層對貧困成因的“敘事”。 從馬克思主義視角看，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但西方精英難以接受這一結論。以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為代表的主流敘事將問題歸咎于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認為中國等國的進口壓低了美國藍領工資。羅德里克則進一步主張，只有各國先“照顧好自己”，全球經濟才能有效運轉——這正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的理論基礎。這種敘事深刻影響了政策選擇與公眾輿論。民調顯示，認為對華合作能讓美國獲益的公眾僅占10%。其次是貧困問題的“安全化”轉向。 西方精英通過層層敘事，將國內貧困與不平等建構為國家安全威脅，即“安全化泛化”。在這一邏輯下，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行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關稅戰、制造業回流、放棄多邊主義——試圖以此解決國內分配問題。第三是現行政策能否奏效？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而非全球化才是美國不平等加劇的首要原因，解決方案應在于國民收入再分配，而非貿易限制。進入AI時代，資本收入占比將進一步上升，勞動收入占比持續下降，可能加劇分配失衡。更關鍵的是，特朗普政府以鄰為壑的關稅戰雖因“集體行動難題”短期內部分奏效，但若各國紛紛效仿，將貧困問題外部化并采取保護主義，最終只會導致全球福利普遍受損，無法真正解決任何國家的收入分配困境。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宋國友認為，美國貧困問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卻極具研究價值的“富礦”問題，它能夠串聯起經濟發展、政治極化、文化宗教、種族矛盾等美國研究的核心議題。從貧困率來看，美國當前約為12.1%，而金融危機期間一度高達16%，新冠疫情期間再次波動。這本身是相對貧困概念，因為其貧困線由美國政府根據特定指標設定。更觸目驚心的是美聯儲的400美元應急指標：37%的美國人無法在24小時內拿出400美元現金，即便放寬至借款、籌款、延期等條件，仍有8%至10%的人無論如何拿不出這筆錢，這才是真正的經濟脆弱群體。由此產生一個深刻悖論：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股市、最多的富豪、相對完善的福利制度，何以仍存在10%左右連400美元都無法籌集的民眾？研究還發現，失業率僅4%左右，與12%的貧困率和37%的應急脆弱性之間形成巨大落差，說明統計數據掩蓋了真實困境。此外，貧困率上升時犯罪率并未同步上升，自殺率等其他指標也呈現出復雜面向。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美國精英將貧困問題外部化為“中國沖擊”，試圖在中美貿易順差與美國家庭困境之間建立邏輯關聯。與此同時，美國的住房擁有率遠低于中國，無家可歸者成為最難逾越貧困的群體。美國還存在著“貧困率”與“造富率”驚人共存的奇特現象，股市持續催生財富自由，政府卻不試圖彌合兩極分化。這背后是深層的文化、精神乃至憲法邏輯。更令人擔憂的是，疫情后美國政府以大規模舉債托舉企業財富與家庭資產負債表，但聯邦債務率已超100%，財政空間日益收窄。未來，要么公司財富向家庭過渡，要么更多家庭將滑入貧困線以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黨委副書記，理事會秘書長、研究員張永軍表示，美國人均GDP與收入水平雖高，貧困問題卻長期存在，這與其減貧政策效果不顯著密切相關。數據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貧困社區的數量與分布未有實質性顯著變化，大量社區貧困發生率持續維持在20%以上，反映出制度性缺陷與文化因素的深層制約。近年來，貧困問題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加劇，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經濟結構轉型與社會結構變化不協調，就業不穩定性顯著上升。盡管美國官方失業率維持在4%左右的低位，但崗位轉換頻繁、單份工作期限縮短，導致收入波動加劇。理論上，就業不確定性上升需要更高的儲蓄率作為緩沖，然而美國家庭儲蓄率卻從2015年的6%-7%下降至2024—2025年的4%左右。可支配收入雖從人均約4.4萬美元增至6.6萬美元以上，但住房、食品、出行等剛性支出占比持續擴大，加之疫情期間貨幣超發引發的通脹壓力，進一步壓縮了儲蓄空間，放大了收入波動對家庭的沖擊。第二，社會救助制度存在顯著協調性缺陷。以住房保障為例，租戶因失業等原因無法支付租金時，驅逐法律流程可在數天至數月內完成；而申請公租房或保障性住房的平均周期往往長達一年半至兩年。制度間的斷裂使得新近陷入貧困的中產階級家庭在喪失原有住所后無法及時獲得替代性住房保障，成為無家可歸者的重要成因。第三，文化傳統加劇了個體在困境中的孤立狀態。與東亞等重視家庭互助的文化不同，即便與鄰近的拉美國家相比，美國家庭成員間經濟幫扶關系較弱，個體一旦失業或遭遇突發支出，難以從親屬網絡中獲得及時支持。這使得即使數額僅為400美元的緊急支出，仍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無法通過互助渠道籌得，從而在遇到難關后更容易陷入長期貧困的困境。這一文化特征，疊加制度協調不足，顯著加深了貧困對美國社會的整體沖擊。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社會工作與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朱斌強調，美國學界對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已從收入維度擴展至更多維度。全球不平等實驗室發布的長期追蹤數據顯示，過去一百年間，西方主要國家的收入差距呈現U型曲線：自20世紀初至七八十年代持續收窄，此后至今則不斷惡化。在此基礎上，美國社會學界的豐富研究形成了一種主流判斷：貧困在美國不可能被根除，只能被管理。其原因并非政策能力不足，而在于精英與資產階級客觀上需要貧困的存在。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建立在無產階級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之上，貧困群體的存在是資本持續增殖的結構性條件。因此，消除貧困缺乏根本的制度動力。精英階級不僅不會主動消除貧困，甚至會主動制造貧困，這主要通過兩種機制實現。一是排斥與驅逐：將有穩定就業、住房和存款的人群不斷推入勞動力、住房和金融市場，形成過剩的勞動力供給、持續的市場需求與高昂的信貸成本，從而削弱個體的議價能力。二是限制權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系統性削弱工會力量，壓制勞動者和貧困群體的集體談判能力，使他們在與企業及資本的博弈中處于結構性弱勢。上述機制的持續運作，關鍵依托于國家的制度偏向。當代美國的國家機器在稅收、勞動監管、金融立法等方面呈現出明確的資本偏好，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的深度聯結使得有利于資本積累的政策得以系統推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同為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與西歐在貧富差距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既與各國的歷史進程和宗教文化傳統（如天主教與新教的不同影響）有關，也與新自由主義從經濟意識形態向政策工具和社會規范全面滲透的路徑差異密切相關。總體而言，不平等的擴大在西方世界是一種普遍趨勢，美國的特殊性在于其制度與文化框架對貧困的結構性再生產更為徹底。

審核：趙勇 麻博洋

撰稿：楊凡欣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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