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個月前，我受歸期媽媽譚詠薇女士的邀請，和她共同錄制了《我的孩子打游戲》第二期。起初，我只是想針對她的節目做一次線上的訪談。但在多次的溝通過后，我們決定以對談的方式講出各自的故事，歸期媽媽為人母，而我為人子的經歷。
我沒想到，作為一個從業近10年的記者，自己會在錄制的過程中情緒失控。
錄制進行到一半，歸期媽媽問我，父母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回憶起高三時母親陪讀的畫面，隨后又聊到了我的父親，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式家長，有些大男子主義，從不輕易表達感情。
但也是在這句話講出之后，我想起了前些年我在經歷人生低谷時，我母親轉述給我的一番話。“你爸沒事的時候，總要跟我問問你的近況。看上去他好像對你不太關心，但這只是因為他不善于表達愛。”而我的父親，也會在我難得回家的時候悄悄叮囑我，要多幫幫我的母親，不要讓她太辛苦。
面對鏡頭，我復述了這段話。也是在講述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出現了波動。我嘗試深呼吸，刻意放慢說話的語速。但并沒有什么用，眼淚迅速溢出眼眶，快到我幾乎來不及反應。面對鏡頭，我哭了。
這是我職業生涯第一次坐在受訪者的椅子上，在此之前我始終是那個提出問題，試圖調動受訪者情緒的人。我知道問題如何設計、節奏如何推進，也知道何時該追問，何時要留白。或許我曾做到過讓受訪者陷入長時間的思考和沉默，但慚愧的是，作為記者我過去幾乎沒能做到讓受訪者在我的面前卸下全部的偽裝。但那天，我卻在一個自己只見過幾面的采訪者面前，在鏡頭前哭了。
錄制結束之后，我一個人走到角落，思考了很久。我反復思考著一個問題，歸期媽媽究竟做了什么，讓我可以主動袒露自己。似乎我們只是自然而然地順著采訪的節奏，聊到了父母的話題，然后感情就不受控地流露了出來。我開始意識到，“順其自然”或許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我嘗試仔細回憶情緒爆發前的每一個事件。節目錄制前，我們在線上聊了很多，錄制前一天我們把設計好的問題和答案又細致地過了一遍。而在我情緒出現波動時，錄制已經進行到了后半段，那時候的我也進入了相對放松的狀態。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安全感，讓我可以在即便不是自己的節目里，即便處在一個相對陌生的、被采訪的位置上，依然可以袒露自己。
隨之而來的是反思，作為一名記者，我似乎并沒有在采訪中給到受訪者足夠的安全感。客觀的原因在于采訪前我很難有機會和受訪者進行充分的溝通，但更關鍵的問題在于，主觀上我更依賴現場的臨場感和即興發揮。我相信受訪者來不及設防的瞬間，往往是最真實的，也能夠提供更好的素材。但那天錄制結束后，我開始質疑這件事。
過去兩年，我錄制了8期《賬號已離線》，訪談了8位來自KPL的現役選手。每期節目做過之后，我都會產生對于采訪的新的思考。而這一次，當我成為一名受訪者，這些思考開始變得更加具體。
我發現當自己的狀態足夠放松時，受訪者的狀態和給出的回答似乎也變好了。放松意味著我的注意力從手上的采訪提綱，轉移到了面前的受訪對象身上。我不再惦記著下一個問題是什么，而是認真地聽對方說話，順著回答向下走。
此外，我在回看往期《賬號已離線》視頻時，也能夠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有些問題設計得不夠具象。過于抽象的問題，一方面會增加受訪者的理解成本，另一方面即便對方理解了，有時候也不知道該從哪里講起。而一個好的問題，一定是具體的，讓受訪者聽懂的，并且能夠引起進一步思考的。
因此，當我回想起那天自己出現情緒波動的時刻，我的確無法確認，究竟是問題打開了我，還是前期的那些鋪墊，讓我進入了相對放松的狀態。以至于直到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依然沒有找到一個關于“如何打開受訪者的心”的明確答案。
我只記得那天我坐在受訪者的椅子上，想起了我的父母，他們在用各自的方式愛著我。而我用了很多年，才真正讀懂這件事。
我想，這或許就是我還在做記者的原因之一。每一次采訪，本質上都是在試圖讀懂一個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才能真正學會打開受訪者的心，但至少那天，我學會了面對鏡頭，打開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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