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文燁豪
編輯| 王 潘
很多人對大疆的印象,始于天空。
十余年前,航拍仍屬于少數專業(yè)影視團隊,一個俯瞰城市、掠過山河的鏡頭,背后往往涉及直升機租賃、審批、保險等一系列復雜的協(xié)作,既稀缺,亦昂貴。
大多數創(chuàng)作者,只能在地面仰望,知道天空存在著另一種敘事方式,卻很難真正抵達。
在影像領域,大疆最早改變的,恰是這種距離——把鏡頭送上天空,讓過去需要直升機才能完成的畫面變得觸手可及。
后來,大疆又把目光從天空,帶回地面。
無人機上的云臺,被拆下來變成Ronin,從打造專業(yè)的穩(wěn)定器生態(tài),走入更為專業(yè)的影像管線;而原本屬于電影工業(yè)的跟焦、追蹤、穩(wěn)定、色彩科學等,則被一點點裝進越來越小的設備里,向更廣泛的創(chuàng)作場景遷移。
從天空到地面,從專業(yè)到大眾,從片場到街頭,過去十多年間,大疆一直在拆解影像創(chuàng)作中那些沉重的部分。
這種重量,不只是設備本身,亦是創(chuàng)作的重量、成本的重量,以及專業(yè)影像長期筑成的門檻。
6月2日,大疆在北京舉辦“大疆光影十二載暨手持影像技術分享會”,并發(fā)布《大疆手持影像十二載·技術歷程》,將這些年手持影像的演進、突破等一一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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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香港導演劉偉強、好萊塢攝影指導Rodney Charters,攝影指導趙小丁、趙曉時,以及B站“百大”小鹿 Lawrence等嘉賓先后登臺,圍繞影像行業(yè)變遷、創(chuàng)作故事、影像設備便攜化等維度展開討論。
而這背后,是一場持續(xù)了十二年的技術修行。其終點,或許并不只是制造出更好的影像設備,而是將講述故事的能力,還予更多人。
從云端,到片場
技術誕生時,大多帶著明確的使命,但率先看見其另一種可能的人,往往是用戶。
時間回到2014年,彼時的大疆,剛借Phantom系列打開云端的視野,工程師們便在海外極客論壇里,捕捉到了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
一些硬核創(chuàng)作者,把大疆無人機上的禪思云臺拆下來,安裝到自制支架上,帶著設備走上街頭。鏡頭跟著奔跑的人群穿過巷道,掠過汽車,越過欄桿,畫面依舊穩(wěn)定。
這雖不是大疆最初所設想的使用場景,但卻傳遞出相當明確的需求,即創(chuàng)作者對于“穩(wěn)定”的渴望,從來不分天空和地面。
場景不同,底層命題卻相通。
而這,幾乎成為了大疆手持影像十二年的起點。
2014年前后,Ronin與Osmo一代相繼誕生,此后的十二年里,大疆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將類似的能力,從一個場景搬到另一個場景——從Ronin 2到RS系列,再到Ronin 4D……
這似乎是一條順理成章的發(fā)展路徑,但對當時的大疆而言,這更像是一場向傳統(tǒng)影像工業(yè)腹地推進的漫長滲透。
回頭看,那些略顯粗糙、簡陋的改裝設備,像極了時代的預告。而此番探索,最終也在影視工業(yè)語境里,收獲了回響。
在曾操刀過《無恥之徒》《24小時》等作品的Rodney Charters看來,大疆除了帶來新的穩(wěn)定技術,更影響了影像創(chuàng)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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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康雖然解決了移動拍攝的問題,但攝影師依然穿著一套沉重的機械盔甲,必須與演員保持安全距離,很多細微的情緒、動作和即興反應,都很難被真正捕捉。
相比之下,大疆的穩(wěn)定器方案,讓攝影機能以更輕盈、更自然的方式接近拍攝對象,重構攝影機與影像表達的關系。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導演畢贛,就曾對大疆Ronin 2印象深刻。畢贛的這部電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長鏡頭的調度之上,而其中那段長達60分鐘、空間跨越數公里的一鏡到底,背后便有著Ronin 2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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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這一邏輯,從穩(wěn)定器到電影機,Ronin系列這一路走來,扛過了全球頂級影視劇組嚴苛的考驗;而Ronin系列的優(yōu)秀口碑,亦使大疆在2024、2025年先后拿下了年度工程、科學與技術艾美獎與奧斯卡科學與技術獎。
正如評委會在頒獎詞里寫道:“大疆解決了影視創(chuàng)作中最難的一個技術問題:讓復雜變得簡單,讓昂貴變得可及,讓專業(yè)變得普及。”
換言之,認可也好,榮譽也罷,背后指向的不單是某一技術或產品,而是由大疆參與、推動的這場影視工業(yè)嬗變。
為創(chuàng)作“減負”
很多時候,人們討論影像行業(yè),總喜歡談創(chuàng)意、審美和表達,卻鮮有人討論重量。
但事實上,從攝影機誕生那一天開始,重量便始終存在。甚至可以說,電影工業(yè)的發(fā)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斷與重量博弈的歷史。
上世紀七十年代,一臺35毫米攝影機往往重達數十公斤。拍攝現場,攝影師扛著機器,膠片盒、軌道、搖臂、斯坦尼康等層層展開,一個看似簡單的跟拍鏡頭,背后往往站著十幾個人。
鏡頭越復雜,設備越龐大,能夠講故事的人自然也就越少。
活動現場,Rodney Charters講了一個有些沉重的故事。
Rodney Charters的攝影助理,扛著27公斤的手持攝像機,工作了超過15000小時。而這,使他的脊柱永久受損,至今仍無法進行手術治療。“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有代價的,大型設備對很多攝影師造成了身體上的傷害。”
香港導演劉偉強,對此亦深有體會。
1981年,他進入邵氏,當攝影師時,電影行業(yè)還處在膠片時代。
據劉偉強回憶,拍《龍虎風云》時,他扛著機器跟著演員在街頭奔跑;后來拍《古惑仔》,由于預算有限,時間有限,整個劇組幾乎是在銅鑼灣邊走邊拍。
還有些電影場景設在山上,而山路狹窄、濕滑,有時候劇組光是搬運器材,都得耗費兩三小時。
“大疆這個產品如果早一點出來,我身體就會好一點,現在我周身是痛的,你們當攝影師就知道了。”劉偉強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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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所謂的沉重,影響的不只是攝影師的臂膀與脊椎,亦影響著鏡頭的存在與否。
以綜藝為例,傳統(tǒng)隱蔽機位常常固定在角落,一旦嘉賓走出預設范圍,畫面便會淪為廢片;而需要嘉賓手持設備進行第一視角記錄時,問題又轉向另一端——明星不是攝影師,走動、交談、轉身都可能帶來晃動、虛焦和構圖失控。
這意味著,很多創(chuàng)意,或許不是沒人想到,而是在運輸、調度、核算過程中,被篩除、舍棄。
好在,手持影像的迭代,扭轉了這一切。
以Pocket 3為例,影像規(guī)格的升級,使其足以覆蓋現階段的4K播出標準,而三軸穩(wěn)定、智能跟隨、人臉鎖定等功能,則讓嘉賓只需單手持握,即可拍出穩(wěn)定、可用的素材。
從這個角度看,大疆過去十二年的手持影像演進,更像是在持續(xù)拆除那些附著于創(chuàng)作之上的障礙。
當設備越來越輕、畫面越來越穩(wěn)、影像素質越來越高,那些曾被器材與現場條件阻隔的影像表達,得以重獲新生;而更廣泛的大眾用戶,也漸漸擁有講述自己故事的入口。
拆掉影像的高墻
攝影大師Ansel Adams曾說過,攝影機最重要的元件,是攝影師的頭腦,而非手中的相機。
但在現實世界里,人與表達之間,經常還隔著漫長的距離。
事實上,設備器材,除了服務于影像拍攝,亦在無形之中塑造著創(chuàng)作的邊界。
小鹿 Lawrence提到,十年前他在美國,除了自己的畢業(yè)作品,其他時候甚至連機器都不能碰:“如果你碰到它,就需要重新去調試它,重新調試它非常久。”
機器越貴、調試越復雜,片場就越圍繞它建立紀律;久而久之,就會按資歷、分工形成一套秩序,誰能碰,誰不能碰,誰來操作,大家自有默契。
這一現象,并不只存在于片場。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專業(yè)影像能力始終局限于少數設備、創(chuàng)作者手中。
手機影像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用戶“記錄”的需求,但穩(wěn)定的運動鏡頭、可供后期深度調色的寬容度、復雜場景下可靠跟焦、專業(yè)工作流里的協(xié)同能力等,依然長期存在于專業(yè)影像體系之中,限制著用戶更高階的創(chuàng)作。
換言之,手機降低了門檻,卻并未完全釋放更高階的創(chuàng)作能力。
大疆,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變著這一切。而如今,這場遷移的接力棒,交到了Pocket 4P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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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盡管Pocket 4P定位是“人人都能用的口袋電影機”,但劉偉強第一次接過Pocket 4P時,心里其實有些犯嘀咕。
他在電影行業(yè)摸爬滾打四十多年,見過太多電影機,大的、小的、貴的、便宜的,但一臺能塞進口袋里的攝影機,多少還是超出了他的判斷。
“這些東西是出去玩的人用的吧?”活動現場,劉偉強導演戲謔地談起自己當初的反應。
兩個星期后,他帶著自己用Pocket 4P拍攝的樣片重新站上舞臺。
答案變了——“它真的可以拍電影。”
前后的轉變,原因或許在于Pocket 4P身上,出現了太多原本不該屬于Pocket系列的東西。
據悉,除了雙攝,Pocket 4P還搭載了17級動態(tài)范圍,以及D-Log 2專業(yè)色彩曲線。前者負責留住光影中的層次與細節(jié),后者則為后期調色與風格化創(chuàng)作預留更大的操作空間。
這些能力過去屬于電影機。而眼下,隨著產品不斷迭代,越來越多高階影像能力,被折疊、下放進這樣一臺可以放進口袋的設備里,讓電影級表達成為可能。
歸根結底,正如大疆新聞發(fā)言人張曉楠活動現場所言:“大疆手持影像十二年的發(fā)展,是一條從天空到地面、從專業(yè)到大眾的技術遷移路徑。”
這場遷徙,沒有盡頭。畢竟,故事從來不屬于少數人,而屬于街頭奔跑的孩子、在廚房忙碌的母親、旅行途中的情侶,以及每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只要人們仍有講述與表達的渴望,這場遷徙就會繼續(xù)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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