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第四年，一種極客圈的計量單位——Token（詞元），正重構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國家相關部門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我國日均詞元調用量已突破140萬億次，而2024年初僅為1000億次。短短兩年多，超千倍的狂飆式增長，宣告著一個由詞元驅動的新經濟形態已從概念走向現實。

詞元，原本只是大語言模型理解和生成文本的最小語義單元。如今，它被國家數據局界定為智能時代的“價值錨點”和“結算單位”。從科技公司的薪酬年包到產業效率考核，從平臺結算到宏觀統計，詞元開始扮演一種近乎“一般等價物”的角色。當一種技術參數升格為生產要素和交換媒介，它便不再是工程師獨享的技術術語，而成為經濟學必須嚴肅回應的命題。詞元的出現，究竟是對傳統價值規則的小修小補，還是一場根本性的范式顛覆？學術界正試圖給出理論回應。

改寫價值規則的“新組合”

“同一個詞元，用于閑聊和用于編寫代碼或法律分析，價值差異巨大。”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兵如此形容詞元迥異于傳統生產要素的特質。他將詞元的根本特性歸結為兩點：可編程性和價值動態性。

在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土地、勞動、資本的價值相對穩定——它們由物理屬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市場交易條件等因素錨定。而詞元的價值取決于被部署在何種場景、執行何種指令。當文本被大模型轉化為一連串詞元，它產生的可能是閑聊時的情緒價值，也可能是法律合同中的精密分析，抑或一段代碼帶來的生產力躍升。陳兵解釋：“這種因指令不同而價值萬變的特性，是任何傳統要素都不具備的。”

在陳兵看來，詞元的本質是大規模、標準化、智能化的“認知服務計量單位”。它使得提問能力，即人們設計提示詞的能力，變成比算力本身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更重要的是，一旦大模型和算力底座搭建完成，新增詞元的邊際成本將趨近于零。而詞元大規模使用過程中產生的高質量反饋數據，又會反哺模型迭代優化，形成持續的價值倍增效應。換言之，這是一種越用越多、越用越好的全新生產要素。

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湯珂看來，國家層面對“詞元”概念的標準化認定，是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經濟學轉譯”——把技術術語轉化為經濟學可處理的基礎計量對象。“這不只是統一譯名，而是為智能服務中的信息、算力、模型調用和用戶行為提供了共同尺度。”湯珂判斷，詞元未來可能成為成本核算、合同設計、平臺結算和跨系統比較的微觀單位。由此，價值理論將從傳統的實物、貨幣和數據，進一步延伸到“可計算語義單元”的生產、交換與消費。隨之而來的是詞元的產權界定、收益分成、監管計量和宏觀統計等全新的理論與實踐議題。

云南大學云南數字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國勝認為，詞元將數據、算力、算法等進行了一次從未有過的“新組合”。從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審視，詞元作為一種數字時代的特殊商品形式，在人工智能產業鏈中成為度量吞吐量、單位成本的通用尺度，因而具備了表征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某種功能——“一種類似于貨幣的‘一般等價物’的功能”。

這一定位沖擊著既有的經濟學框架。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孫曉華系統梳理了詞元帶來的多重理論挑戰。在制度經濟學層面，詞元作為標準化計量單位能夠大幅降低交易費用和契約執行成本，使得用戶、開發者、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身份界限變得模糊，直接沖擊著“企業替代市場”的傳統邏輯。在產業組織層面，詞元打破了行業壁壘，降低了進入門檻，單一寡頭主導的平臺壟斷邏輯被弱化，分布式共治結構浮現。在價值鏈層面，詞元讓產業鏈價值變得可拆分、可追溯、可精準分配，拓展了數智時代產業價值鏈與治理的研究疆域。孫曉華認為，要構建理想的詞元理論框架，必須走向經濟學、數據科學、法學的深度協同。

“熱現象”下的冷思考

在產業界，詞元正被快速具象化為一種新型硬通貨。在硅谷，“入職附帶多少詞元配額”成為頂尖人工智能人才談判桌上的熱門條款。國內也傳出企業嘗試將詞元用量納入員工績效考核體系的消息。詞元，似乎正經歷一場從技術單元到經濟通貨的加冕。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鄧洲認為，詞元的“生產函數”本質上是算力、算法、數據三要素的協同函數；而其貨幣屬性，則取決于網絡規模、治理透明度和跨行業可行性。詞元的價值源于算力消耗的大小、數據貢獻的多寡和算法迭代的速度。

“從產業維度看，詞元消耗規模的增長直觀反映了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廣度、用戶使用頻次與商業落地滲透深度，是衡量人工智能產業活躍度的重要參考。”對于市場中“用量即價值”的樂觀情緒，湯珂持明確的審慎立場。他認為，詞元在本質上僅是人工智能運行過程中的消耗型計量指標，屬于輸入消耗維度的參考，而非價值產出維度的衡量標準。

一個棘手的現實是，詞元計量本身還存在定義不統一、統計規則不透明、核算口徑不一致等缺陷。在湯珂看來，單純以消耗量計價，無法兼顧數據質量、技術成本與場景價值的巨大差異；片面以詞元消耗作為核心評價導向，極易催生盲目增加調用頻次、冗余運算和低效輸出等行為；而在資源配置層面，高頻低價值應用持續擠占稀缺算力資源，可能造成系統性浪費。

事實上，圍繞詞元經濟的學術研究，明顯滯后于實踐提出的挑戰。陳兵指出當前研究存在多個薄弱環節。首先是概念界定的混淆風險。部分研究未能嚴格區分大語言模型語境下的“詞元”與區塊鏈領域的“加密代幣”，兩者的技術基礎、經濟功能與法律規制全然不同。“此種混淆容易將生產力問題誤置為金融資產問題，導致政策討論和制度回應發生偏差。”陳兵提醒。

其次是統計與核算體系的盲區。陳兵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用人工智能低成本甚至免費生成一份商業計劃書，節省了數萬元的咨詢費，這部分價值創造在現有GDP統計中完全消失了。”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服務價格快速下降可能制造出“服務通縮”的表象，而支撐其運行的算力、電力、芯片和數據中心投入卻在持續擴張。傳統GDP、CPI等宏觀指標，難以準確呈現這種“價格下降—能力提升—資源消耗增加”的復雜并存現象。

再次是既有經濟理論工具解釋力明顯不足。陳兵認為，勞動價值論、邊際成本定價、邊際報酬遞減等理論并非完全失效，而是在面對智能產出時顯得捉襟見肘，“學術界尚未建立起一套能夠統一解釋智能產出的新理論范式”。

最后是定價機制研究仍停留在表層。目前，人工智能服務普遍按算力成本定價，而非按其為使用者創造的價值定價。“這導致價格嚴重偏離價值。高價值場景的用戶獲得巨大的消費者剩余，而廠商卻可能陷入‘增產不增收’的困境。”陳兵說。

詞元經濟理論有待突破

“詞元一旦成為智能時代的‘算力貨幣’，就可能重構全球數字資源分布規則以及數字價值的分配邏輯。”鄧洲認為，中國經濟學界必須從底層生產函數到頂層定價權實現體系化的理論突破，這既是智能時代國家產業安全與要素安全的理論保障，也是構建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內容。

在鄧洲看來，一系列緊迫課題已被推向前臺：詞元計價博弈機制研究，包括設計并優化“算力—能耗—碳排”模型，探索基于人民幣計價的詞元匯率機制等；詞元的成本控制與配置優化，包括科學測算詞元單位產出的算力與電力彈性系數，構建國家算力調度與詞元交易流動的優化機制等。這些課題的指向非常清晰，即詞元經濟是關乎數字時代定價權與資源配置權的戰略議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楊東從基礎設施競爭的維度審視這一命題。“詞元經濟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模型調用的計費方式，而應被看作‘數據—算力—模型—應用—結算’一體化基礎設施的競爭。”楊東認為，學術界應重點研究詞元價值形成、算力成本控制和產業安全保障等關鍵課題。在他看來，詞元定價必須與數據要素市場結合起來。未來，詞元價值不僅取決于模型參數和調用次數，更來自高質量的行業數據、定制化語料、知識庫和場景服務能力。同時，詞元經濟離不開低成本、穩定、安全的算力供給。在此基礎上，產業安全需要嵌入全流程，涵蓋數據確權、模型可控、智能體身份認證、區塊鏈審計結算，以及金融、能源、政務等關鍵行業的人工智能系統。

張國勝認為，詞元既具有傳統基礎設施的基礎性和公共性，又存在新的特性，如其作用的發揮必須建立在大規模電力消耗之上，需要與其他基礎設施深度融合。學術界一方面要系統探討詞元作為新型基礎設施的一般性與異質性規律、功能屬性、供給規律和定價原則；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研究促進詞元高質量發展的一攬子政策，同時制定旨在搶占國際規則標準話語權的激勵政策。

針對市場主體和行業需求，陳兵給出一張從理論到落地的路線圖。企業必須研究如何從按成本定價轉向按價值定價，建立“單位詞元產出價值”的評價體系。這首先要求構建基于應用場景的詞元效能評估模型，通過跨學科協作，讓詞元像電力一樣自由流通；同時，面向金融、醫療、研發等高價值場景定義“高質量詞元”，建立可信度、安全性、合規性評估框架，幫助企業將算力精準配置到產出最高的環節。

陳兵還特別提到一個前沿法律問題，即當智能體開始自主消耗甚至交易詞元時，其法律主體資格、合同與侵權責任如何界定，直接關系到未來商業交易的安全與穩定。此外，詞元經濟下的風險合規研究同樣不可或缺。一方面，要防止上游算力供應商、中游模型廠商或下游場景入口利用網絡效應實施排他性行為，制定適應智能經濟的反壟斷規則；另一方面，市場中存在的灰色套利行為，可能引發數據泄露與服務質量降級，急需為企業構建合規的人工智能采購與使用指引。

面對當前詞元價值來源與收益分配研究不足、整體治理研究滯后等短板，楊東引入了他提出的“共票”理論和PDA范式作為有益參照。“共票”理論通過貢獻計量、權益表達和收益共享，為建立數據貢獻、模型能力、服務效果與詞元價格之間的度量關系提供了可能的解釋框架；PDA范式則從平臺、數據、算法三個維度，將數據確權、模型可控、智能體身份認證、審計結算和行業合規納入統一的治理視野。

當詞元從技術術語走向經濟計量單位，它的價值錨定功能尚需經受理論與實踐的反復校準。詞元經濟的真正命題在于，人類社會能否在技術演化中建立起一套兼顧效率與公平、激勵與規范的治理框架。正如多位學者所警示的，倘若理論未能及時跟上實踐的腳步，我們很可能在盲目的消耗競賽中透支算力、能源與信任。這既是擺在經濟學界面前的緊迫理論隘口，也是數智時代留給所有人的一道全新思考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譯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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