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攝圖網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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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

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

成立全國第一個“少年起訴組”

這是我國檢察機關最早專門辦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辦案小組

是“未成年人檢察”的前身與起點

時任組長的丁永齡如今已年逾古稀

她告訴《方圓》記者

“時間過得真快啊，一晃，

少年起訴組已經成立40周年了，

今年淼淼也有52歲了”

在丁永齡辦理的案件中

很多孩子的面孔已經逐漸模糊

但唯有淼淼

今天回想起來仍然印象鮮明

少年多次偷盜，卻不為錢財

1990年，剛滿16周歲的淼淼因涉嫌盜竊罪被依法逮捕，案件偵查終結后，由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移送至長寧區檢察院審查起訴。

丁永齡翻開厚厚的案卷，一頁頁筆錄、一份份估價單、一張張現場勘查照片，勾勒出一個膽大、隨性、毫無法律意識的少年形象：從1989年底開始，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淼淼單獨或伙同他人在長寧區多處連續作案，盜竊對象涵蓋居民住宅、街道文化站、煙酒雜貨店，甚至連自己居住的小區也不放過。淼淼作案膽子極大，常趁戶主出門，光明正大“闖空門”，甚至還偷配戶主家的備用鑰匙，伺機入室。

1990年春的一個上午，淼淼攜帶老虎鉗等工具，撬鎖進入一居民家中，正欲作案時被當場抓獲。當時，盜竊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常見的罪名，但丁永齡卻從案件細節中發現，淼淼和其他人盜竊的目的不同——他可能不是為了錢。

淼淼盜竊的財物種類繁雜，除了人民幣和糧票這些值錢的硬通貨以外，他從不放過香煙、酒等消費品，更是把粗花呢男式西裝、皮夾克、牛仔服、自行車這類彰顯年輕人“時髦”的物品收入囊中。淼淼盜竊的財物中，還有一些小玩意兒——好看的鬧鐘、幾塊金幣巧克力、一個印著雙喜的銅戒指，甚至還有幾棵盆栽的鐵樹。這些東西，他都是隨性處置：喜歡的自己留著，不喜歡的、看不上的，隨手就送給了身邊的小伙伴，剩下的錢自己揮霍一空。

“他不是被生活所迫，更不是有預謀地斂財。他把盜竊當成一種滿足自己心理的方式。在他的世界里，沒有對錯邊界，也沒有法律底線。”丁永齡心里清楚，這不是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而是一個是非觀完全空白、不懂法、不辨善惡的孩子。他的盜竊行為危害社會，但他的內心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嚴重性。

“未成年人案件和成年人案件區別很大，小孩子不懂法、很天真，動機單純，更容易教育、挽救、改造，我的經驗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能拉回來。”丁永齡說，“像淼淼這樣的孩子，簡單起訴、判刑容易，但真正拉他一把、讓他明白是非對錯、走正道，才是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真正意義。”

總有一道縫隙，能撬開僵持的局面

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按照程序，檢察官必須提審犯罪嫌疑人，核對事實、聽取供述。可誰也沒想到，面對檢察官，16歲的淼淼成了“啞巴”。

第一次提審，丁永齡和同事來到看守所。隔著提審室的玻璃，她看到一個身材瘦小、充滿倔強氣質的少年。面對丁永齡和同事，淼淼雙手抱在胸前，滿臉抵觸。丁永齡放緩語氣，問他的姓名、年齡、家庭情況，想慢慢拉近和他之間的距離。可淼淼連眼皮都不抬。無論檢察官問什么，他都一句話不說。訊問無奈結束。

淼淼在看守所中也是如此嗎？丁永齡找到看守所民警，對方反映，淼淼在監所里極為任性，不吃飯、鬧脾氣，誰教育都不理，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結合案卷和淼淼的反應，丁永齡判斷，問題不在孩子本身，而在其家庭。

第一次聯系淼淼父母，他的父親覺得淼淼給他丟人了，不愿露面，只有淼淼母親來到檢察院。談話時，淼淼母親只說夫妻倆平時工作忙，對孩子關心不夠，孩子跟著外面品行不好的人學壞了，希望檢察院從輕處理。

丁永齡意識到，淼淼的母親并沒有說出家庭的真實情況，但她沒有指責，只是誠懇地說：“我們不是要把孩子一判了之，他才16歲，人生路還很長，我們想和你們一起拉他一把。希望您回去之后好好考慮一下，我們再來溝通。”

第二次提審，淼淼依然一言不發。那些用于其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溝通技巧，在淼淼這里全都無效。

第三次提審，淼淼只抬頭說了一句話：“我要是招了，你們馬上就放我回家？”

“你這是在談條件？”丁永齡看著淼淼說，“你說了我也不可能馬上放你走。在起訴你之前，我希望你能把問題想清楚、講清楚，自己錯在哪里，認識到錯誤，我們才能考慮怎么處理。”

這下淼淼又不說話了。

三次失敗的提審，讓丁永齡的同事有些泄氣，說：“這個小孩沒救了，干脆起訴算了，不要再跟他搞了。”然而丁永齡并沒有放棄，淼淼家庭的原因并未摸清，她始終覺得，總有一道縫隙，能撬開僵持的局面。

而此時，淼淼母親主動等在檢察院門口，要和丁永齡深談。再次見到淼淼母親，丁永齡震撼不已。“她的頭發肉眼可見地變白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有人‘一夜白頭’。”

這一次，淼淼母親終于說出他們家庭的真相：淼淼是他們家“三代獨苗”，家里4個老人極度溺愛淼淼，對他有求必應。所以，孩子被慣壞了。想要的東西，老人必須滿足，不滿足就躺在地上大哭大叫、歇斯底里，直到老人妥協。父母想管教，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護著，根本插不上手。久而久之，孩子養成了極端任性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的，無論用什么方法都要得到。這次出事，4個老人急得臥床不起、幾天不吃飯，3個家庭都被拖入痛苦之中……

淼淼母親說著，眼淚止不住地流。丁永齡看著眼前這個滿頭白發的女子，心里又酸又痛。她鄭重地向淼淼母親提出3個要求：第一，不要再護短、不要再溺愛，必須讓孩子知道錯了就要承擔責任；第二，配合檢察院教育孩子，幫孩子認清錯誤，如實交代罪行；第三，承擔起父母的責任，不能把孩子完全推給老人。

淼淼母親含淚答應。她終于明白，孩子走到今天，不是簡單地學壞，而是家庭教育錯位造成的。她一再表示，要和檢察官一起挽救自己的兒子。

一次大膽的嘗試

案件審查期限一天天逼近，所有人都覺得，只能放棄提審、依法起訴了。但和淼淼母親談話后，丁永齡腦子里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提審時法定代理人能不能到場，當時的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這個案子比較特殊，孩子拒不配合，那么，能不能讓孩子的母親到場，一起參與提審？

丁永齡知道，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嘗試，沒有先例，沒有規范，甚至要承擔風險。但她更知道，面對這個沉默、倔強的少年，只有親情能打破堅冰，只有他的母親能讓他放下戒備。

丁永齡把想法向時任長寧區檢察院檢察長匯報。考慮到案件的特殊性，檢察長同意試一試，并叮囑她務必穩妥。丁永齡又提前和公安機關溝通，說明嘗試的目的。這一想法得到了看守所的支持。

一切準備就緒，第四次提審時，當淼淼看到母親出現在提審室，整個人都愣住了。他原本緊繃的身體軟了下來，倔強的眼神里閃過慌亂、委屈，還有一絲依賴。他低下頭，不敢再看母親。

丁永齡輕聲開口：“淼淼，我們今天把你媽媽請來，是想和你媽媽一起，幫你把問題說清楚。你一直不說話，解決不了問題。你犯了錯，只要如實交代、真心認錯，法律會給你機會。”

淼淼母親忍住眼淚，對淼淼說：“倪子（上海話‘兒子’），你把做過的事情跟檢察官說清楚。你錯了就要承認，態度好了，才能從輕處理。媽媽爸爸、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等著你回家，你不能再任性了。”

聽到母親的這番話，一直沉默的淼淼終于動了動嘴唇，一點點開口，交代了所有盜竊事實。

在這次提審中，丁永齡見縫插針，探尋淼淼內心的真實想法。

“在家里，你和誰最親？”丁永齡問。

“爺爺奶奶。”淼淼低著頭回答。

“為什么呀？”

“他們對我最好，我要什么，他們都給我。”

“你合理的要求他們滿足，不合理的要求也會滿足嗎？”丁永齡追問。

淼淼理直氣壯地回答：“為什么不？他們就我一個孫子，就該什么都滿足我。”

“所以就把你養成了現在這樣任性、不懂法的樣子是吧？”

“我確實不懂法。”淼淼的聲音低了下去。

丁永齡嘆了口氣：“你現在涉嫌犯罪了，就要好好學習下法律。”之后，丁永齡沒有說教，只是告訴淼淼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

“他會去思考我的話。”丁永齡回憶，“他的眼睛盯著我，說一句‘我懂了’。有時候我的話和他的認知‘打架’，他要愣很久，才說一句‘我知道了’。”

“淼淼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可以教育和挽救的。我說的話，他當時到底聽進去了多少，懂了多少，我不知道。但他還小，教育埋下的種子，還有足夠的時間去發芽。”丁永齡說。

案件隨后依法提起公訴，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庭審中，丁永齡發表公訴意見，既指出淼淼盜竊數額較大、多次作案、危害他人財產的犯罪事實，也重點說明：被告人作案時未滿18周歲，歸案后如實供述，認罪態度較好，家長積極退賠贓款贓物，建議法庭依法從輕處罰。

法庭教育環節，丁永齡沒有念稿子，而是讓淼淼看著他身邊的母親，一字一句地說：“淼淼，你看看你的媽媽，一夜白頭；爸爸為了給你退贓夜夜加班；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為了你臥床不起、吃不下飯。你從小被寵著，要什么有什么，可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規矩、有法律，不是你想要就能拿。你今年才16歲，人生還很長，這次犯錯是個教訓，只要你真心悔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家人不會放棄你，我們也不會放棄你。”

話音未落，淼淼“撲通”一聲跪在母親面前，痛哭流涕，反復說：“我錯了，我對不起爸媽，對不起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一定改好。”淼淼母親抱著兒子，泣不成聲。

1991年初，上海市長寧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淼淼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追繳贓款贓物發還失主，作案工具予以沒收。判決作出后，淼淼沒有上訴，真心接受處罰。

教育埋下的種子發了芽

一年六個月的刑期，對16歲的淼淼來說，是懲罰，更是成長。服刑期間，他規律生活、學習法律、學會自律，不再是那個任性胡鬧的孩子。1992年，淼淼刑滿釋放，回到家中。

丁永齡一直惦記著這個孩子，在他出獄后多次回訪，關注他的生活與思想變化。出獄后的淼淼，沒有回到以前的朋友圈，拒絕了曾經同伴的聯系，找了一份校辦工廠的臨時工工作，踏踏實實干活。

回訪中，校辦工廠的負責人告訴丁永齡一件小事：有一次，淼淼外出幫工廠采購物品，商店店員悄悄對他說：“發票多開點，多出來的錢我們分了。”放在以前，淼淼或許會覺得這事“有錢賺、占便宜”而欣然同意。可這一次，他當場拒絕了商店店員，并認真地說：“不行，這是騙領導，是錯誤的，我不能做。”

這件小事，讓丁永齡無比欣慰——這個曾經“想要就拿”的少年，終于建立了正確的是非觀，懂得了底線，學會了拒絕誘惑，真正從心里認了錯、改了錯。

在第一次回訪時，淼淼還拘謹地叫丁永齡“老師”，再次見面，淼淼說：“我還是叫你阿姨吧。”

“他說他覺得我一點也不兇，但講話蠻厲害的。”丁永齡笑著回憶，“他說他印象中司法機關的人都有一種壓倒人的氣勢，很兇，讓人害怕。但我不一樣。”

淼淼告訴丁永齡，在監獄那一年多時間里，他不睡懶覺，遵守規章制度，還學了電腦。那個年代，學電腦是件新鮮事，丁永齡為他高興：“那好啊，以后可以找份電腦方面的工作。”

淼淼不好意思地說，他電腦學得還不太好，先在校辦工廠干著。出獄后，他還是住在爺爺奶奶家，因為回到父母家總覺得不習慣。丁永齡依舊叮囑他：“即使繼續住在爺爺奶奶家，也要學會獨立、學會長大，真正對自己負責，再也不能走錯路了。” 淼淼認真點頭，一一記在心里。

后來的日子里，淼淼一直工作穩定，遵紀守法。他從一個是非不分、任性妄為的盜竊少年，變成一個踏實、懂事、有底線的青年。那場發生在1990年的盜竊案，成了他人生中最深刻的教訓，也成了他重新做人的起點。

這起案件，也在中國未成年人檢察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90年，長寧區檢察院在無法律明文規定的情況下，首次嘗試讓涉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參與提審，用親情破冰，用教育感化。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正式確立“訊問、審判未成年人，應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這一制度的源頭，正是22年前上海長寧未檢人的一次勇敢嘗試。

這也正是中國未成年人檢察最初的模樣：案內明法，案外育人；懲罰是底線，挽救才是初心。一起并不復雜的盜竊案，因為有人愿意多走一步、多等一刻、多愛一分，最終讓一個迷途少年重回人間正道，也讓中國未檢事業邁出了溫暖而堅實的一步。

（文中涉案人員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5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少年起訴組組長的四次提審》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唐姍姍

通訊員丨賈慧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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