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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取自徐景賢回憶錄。徐景賢，人稱徐老三，文革前曾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任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兼文藝組組長。文革時期任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上海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委書記，任第九屆和第十屆中央委員，文革后被捕，獲刑18年。

徐景賢：江青擇婿內情

人們只知道林彪、葉群為兒子“選妃”的故事，卻不知道江青也曾為自己的女兒擇婿的內情。一九六八年，我在上海曾一度參與這后一件事，特把經過情形記敘如下：

毛澤東有言在先

李訥──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一九四0年八月生于延安，隨著中國政治風云的變幻，李訥的個人生活也是命運多舛、一波三折，曲折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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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期的李訥與姐姐李敏

李訥的相貌，寬額方臉，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又像其母，長得很淸秀。毛澤東轉戰陜北的時候，化名李德勝，江青過去的姓名，叫李云鶴，所以李訥也姓李，取名則采自孔子《論語》中《里仁》篇的一句話："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李訥性格，沉穩而內向，從小只愛讀書，話語不多，倒是應驗了她的名字的內涵。

解放戰爭時期，李訥只能在馬背上讀書識字，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機關在進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以后，她才有機會進入一所簡易小學。到了北京以后，李訥插班到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弟學校──育英學校讀書。由于家庭的熏陶，李訥對中國的歷史和古典文學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聰明好學，成績優秀，但生活儉樸，毫不驕奢。一九五九年秋天，她以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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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女兒李訥

一九六五年夏，李訥從北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當一名普通編輯。但時過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颷席卷大地，李納也卷入了這個政治旋渦：她在軍報帶頭“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諧音），貼出大字報批判當時的軍報總編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不久，軍報全面改組，才二十七歲的“肖力”當上了軍報總編輯。以后，毛澤東又把她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運動情況。

未婚姑娘年輕有為，名氣很大，正處在事業的巔峰，又屬于中國的一個特殊家庭，當然為眾人所矚目，李訥的婚事，首先受到了江青的特別關注，江青想為李訥物色一位理想的對象，可是因為毛澤東有言在先，他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對象，所以江靑也難以找一家“高門大戶”，來一個“門當戶對”。但是，找的對象總得講政治條件，總得看人品，相貌、才干，氣質和文化素養呀！當然，首先得要李訥自己滿意，同時要得到江青的認可。江青反復物色以后，終于把目光投向了張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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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日，李訥和周恩來總理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

張永生紅極一時

張永生何許人也？浙江美術學院的學生，生于一九四0年，原籍安徽含山，文革初期，他是浙江美術學院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在奪權的過程中，又成為浙江省最大的“造反”組織“省聯總”的負責人；奪權以后，當上了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小伙子二十多歲年紀，出身很好，正所稱“根正苗紅”。本人是共產黨員，長得一表人材，長方形的臉龐上架著一副淺色的玳瑁眼鏡，白晳的臉孔，操看一口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頗有辯才，而且藝術修養也不錯，畫得一手好畫。總之，初次接觸下來，令人感到此人和那些靠沖沖殺殺，“造反”起家的粗魯漢子不同。

張永生他們在文革初期有一個階段的處境非常艱難：“省聯總”一派在打倒原浙江省委負責人、向省委奪權的過程中，遭到了省軍區等的抵制和反對，幾乎寸步難行。但是，原浙江省省長周建人老先生卻偏偏支持“省聯總”的觀點，這位老科學家、魯迅的小弟弟有一股倔脾氣。他親自趕往北京，站在國務院大門外，說是“八十老翁無所求”，只要求面見周恩來總理，為“省聯總”鳴不平。后來，“中央文革”就把浙江的兩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張永生代表“省聯總”出席會議，當著江青的面侃侃而談，陳述自己的觀點。這個青年給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中央文革”表態支持了張永生一派的奪權，駐浙江的野戰軍部隊和空軍部隊也都站到了“竹聯總”一邊。張永生終于掌了權，成了浙江省叱咤風云，紅極一時的人物。這個得到江青支持的高等藝術院校出身的紅衛兵領袖，和李訥是同年出生，而且如今他的政治地位相當于副省長，和李訥的軍報總編輯的地位相當。這樣，張永生就自然地進入了江青擇婿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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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李訥（前中）、李作鵬（前右）、董其采（前左）

釣魚臺受寵若驚

一九六八年，趁張永生上北京匯報情況的機會，江青提出要在釣魚臺住所單獨接見他。這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極高規格的待遇和殊榮，張永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運，他被接到釣魚臺江靑的客廳里邊，但是沒有馬上見到江青。原來，經過江靑的精心安排，在接見之前，先讓肖力（李訥）出來很自然地和張永生見了面，兩人作了初次交談。肖力當過《解放軍報》的負責人，張永生仰慕已久；而張永生在文革風浪中翻滾兩年，能說會道，見了人“自然熟”。兩個人一見面，談得比較投機，據張永生后來對我說：“見了肖力同志，覺得很談得來。我們談到了彼此的出生年份我說我是一九四○年出生的，肖力同志說她也是四○年出生的，原來是同年。肖力同志還說，我們是同齡人，所以對事物也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和看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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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年輕人會面以后，江青再出來單獨接見張永生，垂詢再三，其中的特殊含意，不言自明。

張永生回到浙江杭州，想起在北京見到江青和李訥的事，感到受寵若驚。過了幾個月，在上海的張春橋接到江青親自打來的一個電話，要他把張永生召到上海當面詳談一次，把張永生的近況了解清楚，直接向她匯報，這說明江靑在擇婿方面有了新的考慮，她需要進一步從多方面來深入考察和了解張永生。但是，江青又關照張春橋，要他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出面談話，從關心浙江形勢的話題談起，不要暴露江青特別垂靑張永生的任何痕跡。

張春橋曲折考查

張春橋受此重托，不敢有絲毫的疏忽，急著要辦。但是他又考慮到：如果由他直接出面通知張永生來上海，恐怕風聲很快就會傳出去，容易引起駐浙部隊負責人的誤解，也會造成另一派的波動。于是，他想由我出面去請張永生。

我在文革初期，曾經支持過浙江的“省聯總”奪權，張永生上對我比較信任。因此，張春橋要我出面把張永生請到上海，不至于引起任何一點猜疑。接到任務，我直接給張永生打了電話，第二天中午，張永生乘了一輛小轎車從杭州趕到上海。在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貴賓室，由我先和張永生見面。我和張永生交談了一小時左右，詢問了他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當然也“順便”了解了一下他和江青，李訥接觸以后的反應。談到最后，我單獨出來把情況向張春橋作了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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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

下午二時，在康平路小禮堂樓上的203會議室，張春橋接見了張永生，張永生意外地見到了這位“中央文革”的副組長，非常興奮，十分恭敬，一口一聲“中央首長”，“感謝關心”。張春橋對他也特別地顯得和顏悅色，只是絕口不提把張永生請來的真實意圖，只是聲稱中央很關心浙江的形勢，所以委托他直接了解一下情況。

提到浙江的形勢，張永生的話就像打開了閘門的水一樣，滔滔不絶，原來，由于他處處“唯我獨革”，“唯我獨左”，排斥他人。自行其是，和各方面的關系都很緊張，他還反復埋怨解放軍部隊“支左”不力，聽著張永生絮絮叨叨地訴苦，無窮無盡地指責別人，張春橋微微蹙起了眉頭，不時在紙上用鉛筆記上幾個字，張春橋淸楚地意識到：張永生恐怕連浙江的造反領袖都當不下去，還想常江靑的女婿嗎？

談話東拉西扯地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下午四點多鐘，張春橋結束了這次接見，絕口不提李訥或肖力。

告別的時候，張春橋并沒有留張永生在上海住幾天，而是要他立即返回杭州。張永生走了以后，張春橋連夜整理了和張永生的談話材料，密報江青。

此后一段時期，浙江的形勢一直不很穩定，張永生的錯誤也暴露得越來越嚴重。當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的時候，他已被被排除在領導班子之外，從此張永生的飛黃騰達的政治生涯結束了，江青也不再把擇婿的目光投向張永生，張永生和李納的那段沒有發芽的“情緣”（恐怕連當事人也蒙在鼓里），也終于半途夭折，文革以后張水生被捕，判處無期徒刑，這是后話了。

井岡山墜入愛河

但是，李訥的婚姻大事仍然沒有解決。一九七〇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江西省進賢縣辦起了“五七”干校，一向對兒女要求十分嚴格的毛澤東，希望李訥到勞動中去鍛煉自己。這樣，年過三十的李訥，隨著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女大當婚，毛澤東的意向很明確，他曾經對李訥當面講過：“要在下面選擇，找個一般人?！泵珴蓶|既不要高干子弟，也不要文革中的風云人物作自已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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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李訥隨中央辦公廳下放江西進賢“五七”干校

李訥在井岡山下的干校里勞動的時候，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更由于她的沉靜、內向的性格，使她很少同外界交往，沒有可以作傾心交談的朋友，因此日子過得很寂寥，很孤獨。這時，有一個比她小幾歲的男青年徐寧，闖入了她的生活，小徐是東北人，工農家庭出身，父親是山海關火車站的扳道工，本人是中央辦公廳北戴河管理處所屬的內部招待所的服務員，政治上是絕對可靠的。小徐雖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生得眉清目秀，性格開朗，待人熱情。他看李訥郁郁寡歡，就和她一起干點農活，休息的時候，一道打球、散步、聊天。李訥按照爸爸的囑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個自己合意的人?，F在遇到了小徐，兩人朝夕相處，給李訥的苦悶寂寞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歡樂。時間長了，雙方產生感情，一同墜入了愛河，并且發展到雙方互論婚嫁。

毛澤東批示“同意”

李訥和徐寧的婚戀轟動了干校，人們都難以置信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女兒會愛上一個服務員，事情傳到江青那里。江靑表示堅決反對，但李訥也固執己見，雙方相持不下，一九七0年八月，江青到江西上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還把李訥特地叫到山上來，商量這件事情。江青事后對王洪文和我說：“這幾天我的頭痛病又犯了，頭痛得像要裂開一樣。我把李訥叫到山上來，她和我鬧別扭，我們兩個都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果吵了一架，搞得兩個人都很煩惱。”在婚事問題上，李訥絲毫不肯向母親讓步。

女兒見江青那里通不過，索性直接找毛澤東，她向爸爸寫了一份書面報告，要求批準她和小徐結婚，豁達大度的毛澤東，向來沒有門第之見，他尊重女兒的自由選擇，提起筆來在報告上批進：“同意，轉江青閱。”

毛澤東簽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無法再推翻，于是，在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干校里，李訥和小徐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婚禮，一個新的家庭誕生了，毛澤東送給他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為結婚禮物，這對青年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繼續在干校共同生活，一年以后，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取名為徐小寧，這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的親外孫。

新矛盾導致離婚

可是，徐寧帶來的并不是家庭的安寧。李訥和丈夫小徐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彼此的隔膜和矛盾逐漸加深，家庭開始出現不和，因為兩個人的經歷、興趣，性格，思想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李訥受毛澤東的影響和熏陶，酷愛文史，在北大歷史系受的是系統的高等教育，從小最愛看書，拿到一本中外名著往往手不釋卷，但她對于做賢妻良母、操持家務則絕對外行；而小徐僅僅讀過中學，那個年代在工作崗位上也沒有學到多少文化知識，他生性好動，興趣愛好和李訥迥然不同。這樣，時間一長，夫妻之間的共同語言就越來越少，矛盾不斷發生，雙方感情上的裂痕越見加深，雖然經過努力也難以彌補和挽回，最后，雙方分居了一段時間，小徐被推薦到河北省某大專院校讀書，他們就正式辦了離婚手續。孩子歸李訥撫養，易姓李，叫李小寧。

李訥懷著沉重的精神創傷，帶著孩子回到北京。一九七三年，經過組織上的安排，李訥擔任了中共平芥縣委書記和北京市委書記。一九七三年八月，李訥在北京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她和全體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眾的政治集會上見到了毛澤東；此后，毛澤東因病再也不參加任何群眾性的集會了。李訥自已也因為婚姻失敗之精神受到了刺激，身體一直不好，無法到任堅持工作，然而，她也因禍得福，她沒有參與“四人幫”覆沒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動；所以，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后，她的處境與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大不一樣。

但是，毛澤東的去世，江靑的被抓，使李訥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由于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與過解放軍報社的造反和奪權，這段歷史也受到了審查，讓她說說清楚。她搬到了北京西郊一條小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和兒子王效芝住在一起，過起了拉著板車買白菜，運煤塊的老百姓生活；兒子在課余幫她洗衣，燒飯，頗解人意。她的身體仍然不好，幾年中也沒有安排工作。但是，長期在革命戰爭中成長的經歷，以及在毛澤東身邊受到的艱苦樸素作風的熏陶，使她能夠安于這種淸貧淡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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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訥與王景清

一九八四年，有一個人闖進了李訥的生活，那就是王景清。他原來在中央警衛團工作過，衛護過少年時代的李訥，后來他調到云南省軍區怒江軍分區工作，任參謀長。王景清為人厚道，有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又會動手做家務。他也有過一次不如意的婚姻，當時已離異。王景清對李訥的處境深表同情。經過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和他的妻子、李訥小時候的保育員韓桂馨的介紹，李訥和王景淸進行了交往，從彼此相知到相互慰藉，他們終于結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家庭。

王景清對李訥體貼入微，他很愛李訥的孩子。小寧又改名為王效芝。當李訥和王景清一道去看望江青的時候，江青對這一次女兒的婚事表示很滿意。王景清擅長書法，江青也愛好寫毛筆字，她和女婿談得很投機。李訥的婚姻經過一波三折，終于有了一個幸福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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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訥、王景清、兒子王孝芝

婚后，他們全家在北京過著平靜而安寧的生活，李訥給兒子改名為效芝，是要讓兒子效法、仿效外公毛潤之（潤芝）。時光飛逝，不知不覺王效芝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務職業高中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飯店工作。他曾對人說：我和我外公，外婆和媽媽走的不是一條路，我不會“從政”，我要當領班，當經理，做一個企業家！

轉自：老知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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