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屆香格里拉對話會6月1日在新加坡閉幕。與往年不同的是，本屆香會有點“不香了”，美防長赫格塞思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示：也許我們應該少開幾次香格里拉對話會，多造幾艘軍艦。他進一步解釋稱，聯盟的強大不取決于開了多少會、拍了多少合照，而在于“作戰部隊的數量”和“實實在在的防務投入”。

一個以“對話”命名的論壇，被參會規格最高的國家防長公開質疑其存在價值，等于說是“砸場子”了，這其中釋放的信號耐人尋味。

赫格塞思的演講沒有像往年那樣聚焦中國威脅，而是把矛頭對準了盟友。他給出了一個明確的新標準：國防開支必須達到GDP的3.5%，那些達不到的國家，被歸入“搭便車”之列，他強調這樣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他點名表揚了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9個國家，原因是它們“肯掏錢”，而對那些不愿增加軍費的盟友發出警告：將會面對美國合作方式的明顯調整。

這番表態有三層含義。第一，美國正在重新定義同盟關系的性質：從“安全保障”轉向“交易合作”。第二，香會這類多邊論壇在美國戰略棋局中的權重正在下降。當赫格塞思說“少開會、多造軍艦”時，他實際上是在告訴盟友：美國不再看重會場上的口頭承諾，只認賬面上的防務開支。第三，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正在從“無限承諾”轉為“有限投入”。一個被伊朗戰爭和國內政治消耗的美國，已經沒有能力繼續充當“免費保護傘”。

赫格塞思的“砸場子”有一定原因。2026財年，美國軍費占GDP比重約為3.4%，赫格塞斯定的3.5%門檻，意味著盟友的負擔率要超過美國。這種做法的風險很明顯，一旦盟友發現美國的承諾不復存在，它們將認真審視追隨美國的成本。

本屆香會最尷尬的一幕，發生在中國代表團成員與日菲防務官員的互動環節。孟祥青少將在第一場分組會議上，以今年是東京審判80周年為開頭，向在場的日方代表拋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的國家，有沒有資格在國際場合大談防務合作？能不能贏得國際社會、尤其是曾經被它侵略過的亞洲國家的信任？”

這兩個問題的殺傷力在于，它們不涉及當下任何具體爭端，而是直接追問日本的“資格”本身。日方代表無法回答，只能選擇回避。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隨后的全體大會演講中，試圖用“日本沒有核武器、沒有戰略轟炸機”來駁斥“新型軍國主義”的定性，但這種回應恰恰落入了中方的邏輯陷阱：軍國主義的本質不在于是否擁有核武器，而在于是否突破了戰后和平體制的約束。

日本2026財年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GDP占比達到2%，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這些事實與小泉的“熱愛和平”自述形成了鮮明反差。

菲律賓的表現更讓人意外。國防大學教授張弛向菲防長特奧多羅提問：菲律賓一方面支持“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主張和平解決爭端，另一方面卻在南海頻繁采取單方面行動，這種自相矛盾如何解釋？特奧多羅沒有正面回答，情緒激動地大談“南海行為準則”的重要性，答非所問，直到被主持人打斷。這一幕通過現場媒體傳遍了世界，菲律賓可以說是尷尬無比。

當美國在香會上主動降調、不再帶頭對中國施壓時，日本和菲律賓發現自己沖在了最前面，但身后的美國卻收力了。它們的“表演”之所以失分，根本原因在于其內外政策的割裂，國內需要“中國威脅論”來推動擴軍和修憲，對外又無法承擔與中國全面對抗的代價。當被中方用事實追問時，日菲只能無言以對。

與日菲的慌亂形成對比的是，中國代表團全程保持了學者式的理性和克制。孟祥青在回應赫格塞思演講時，沒有對抗性措辭，只說“期待中美兩國相向而行，把兩國元首共識落實落地，推動兩軍關系沿著健康、穩定、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崔天凱則用一句“有理不在聲高”總結了本屆香會美方策略的實質。

在離場前，中方代表還留下了耐人尋味的一番話。針對菲律賓“為何要做美國小弟”的提問，中方認為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自認為是小弟，自己就把自己貶低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第一條就是聯合國是建立在各國主權平等基礎上，你如果自己都沒這個意識，你還怎么指望人家照顧你的利益。

針對小泉在臺灣問題上閃爍其詞，中方旗幟鮮明，稱沒有人比我們更關注臺海的和平穩定，如果真的關心臺灣問題，就應該支持中國實現統一。

中方留下的“一番話”，可以概括為三個要點：第一，中美關系需要冷靜溝通，不需要高聲爭吵；第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不存在“小弟”與“大哥”的關系；第三，臺海和平穩定的前提是支持中國統一。這三句話沒有情緒輸出，但每一句都指向本屆香會上各方最糾結的議題。

香會最初的設計，是為亞太地區安全官員提供一個非正式交流平臺。但近年來，它越來越成為一個“表演舞臺”：美國借機拉攏盟友、日本借機渲染威脅、菲律賓借機展示強硬。當表演的成分超過對話，當各方都在計算如何吸引眼球時，這個平臺就失去了原有的價值。

赫格塞思的演講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美國今后只會為“出錢”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那些只會喊口號、不愿增加軍費的國家，將被邊緣化。這種轉變將倒逼亞太國家重新評估自己的安全策略：是繼續追隨一個正在收縮的美國，還是尋求更務實的地區安全合作框架？

中方在本屆香會上的表現，恰恰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不搞對抗、不搞情緒輸出，而是用歷史事實和法理邏輯來回應質疑，用冷靜的對話來替代高聲的爭吵。崔天凱那句“有理不在聲高”，既是對美方降調的回應，也是對未來亞太安全格局的一種預判。當美國不再愿意當“世界警察”，當盟友開始計算追隨成本，真正能維持地區穩定的，不是誰的嗓門大，而是誰能在規則框架內提供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