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如今，寫網文、發朋友圈、看直播、刷短視頻等，早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融入了人們生活的肌理，但人們對其中蘊藏的深刻文藝變革則少有深層的審視與考察。這場文藝變革，絕不只是平臺算法迭代、豎屏審美興起，也不只是全民共創、數字賦能、廣泛傳播、大眾共享。從某種層面來看，我認為這是人民在文藝場域中的存在方式發生了結構性躍遷：從“被表述的人民”走向“自我表述的人民”。這正是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文藝領域鮮活而有力的體現。

一

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到新時代明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性始終是貫穿黨領導文藝事業發展的主線。而且，文藝為人民服務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時代條件下有著不同的實現方式。

在傳統媒介與專業體制下，文藝創作高度依賴專業創作者，人民更多是被書寫、被代表的對象，難以直接發聲。因為，生產電影、出版小說、發表文章、在美術館舉辦藝術展等，都需要越過專業化的門檻，而普通大眾往往缺乏相應的條件。進入數智時代后，技術賦能打破了這些壁壘，推動人民在文藝活動中從“被表述”不斷向“自我表述”躍遷。

互聯網的普及大幅拉低了文藝創作的門檻，數字網絡空間成為大眾思想表達、藝術創作多元交匯的廣闊場域。外賣騎手在送餐的空隙，用手機拍攝生活片段，把視頻發到短視頻平臺，他未受過專業訓練，卻以鏡頭呈現真實人生；農家大姐在田間地頭開直播，唱山歌、跳自編的舞蹈，她沒有上過表演課，但鏡頭里鮮活的表達和流露的真情打動了觀者；退休教師在網絡小說平臺連載自己的回憶錄，寫下歲月往事，喚起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他們的創作源于生活，歸于生活。他們不是在為人民代言，因為他們就是人民的一分子。

在新大眾文藝浪潮之下，文藝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邊界被不斷消解，人人可以是創作者。當億萬普通民眾直接參與文藝內容的生產、傳播與分享時，“人民文藝”便成為社會文化的真實實踐。正如有學者所言：“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是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和人民文化主體性不斷增強共同作用的結果，其生命力根植于億萬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

技術進步當然是這一轉變的重要條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發生了質的躍升：面對文藝創作，過去大多是“被動接受”；如今則可以“主動參與”。當基本物質需求得到保障后，記錄生活、表達自我、尋求認同，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心理訴求。過去缺資金、缺設備、缺傳播渠道，大多數人的創作權難以落地；如今一部手機、一個賬號，普通大眾的作品便可被看見。從“被表述”到“自我表述”，讓大眾在文藝活動中的存在方式發生了轉變：從文藝鏈條的終端消費者，躍升為內容創作的前端生產者；從文藝作品的被動接受者，成長為新時代文藝生態的主動參與者。

二

由此可見，新大眾文藝的核心是人民從“被表達”躍升至“自我表達”，實現了文藝人民性的時代重構。

當下的文藝人民性具有四大新特征：第一，主體性回歸。新大眾文藝中所論述的人民不是被研究的對象、被描寫的客體、被關懷的他者，而是文藝實踐的主體。第二，參與式共創。傳統文藝中普通大眾的參與基本上是“接受”，而新大眾文藝中的參與更直接地體現為共創、評論、二創等諸多形式。例如，一個舞蹈火了，便有幾十萬人合拍；一首歌曲火了，便有幾萬人翻唱。此種方式消解了作品與受眾的二元對立，讓文藝創作變為一種持續、流動、彼此建構的過程。第三，審美生活化。日常生活本身就有審美價值。做飯、帶娃、種地、采摘、送貨各種在傳統文藝中要被“升華”之后方能進入藝術的素材，在新大眾文藝中可以直接成為審美對象。審美生活化打破了文藝與日常生活的壁壘，讓生活本身成為一種審美資源。第四，多元表達凝聚集體共識。新大眾文藝的生產者其人生經歷、價值取向、審美趣味各不相同，但在種種多元表象之下存在著清晰的價值凝聚機制：不是出于自上而下的統一要求，而是以真實共鳴為基礎構筑價值認同。因此，一個記錄家庭溫情的短視頻能獲得大量傳播，一個表現奮斗精神的個人故事能喚起集體共鳴……它們皆是人民內部共同價值自然生長的結果。

所以，新大眾文藝對時代精神的具體表達，呈現為一種“微觀共振”的即時性表達結構。其中的“微觀”指向個體性、日常性、碎片化的特點。即日常生活的個人敘事都可成為新大眾文藝的創作素材與表達內容。海量的微觀敘事在傳播中相互聯動、彼此呼應，進而形成深刻的“共振”效應：大眾對家庭溫暖予以珍重、對美好生活加以追求、對奮斗價值予以肯定的種種表述彼此聯結、互相賦能，聚合為一種清晰的情感結構和社會共識，時代精神也由此從個體的真實表達中生長出來。受雷蒙·威廉斯“情感結構”的啟發，我將新大眾文藝對時代精神的這種表達方式稱為“情感結構的集體涌現”：新大眾文藝中的時代精神不是“從一到多”的輻射，而是“從多到一”的集體涌現，前者是權威敘述將時代判斷傳遞給大眾，后者是個體表達匯聚交融之后生成的時代性共有感受。

“微觀共振”即時性表達結構的生成，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所構筑的共情基礎。廣大民眾親身參與并親歷現代化發展歷程，共通的生命體驗，正是微觀敘事能夠形成精神共振的社會心理基礎。例如，一個普通人的奮斗故事之所以能夠引發萬千大眾共鳴，就在于它觸及了大眾共有的生命感受與生活體悟。質言之，新大眾文藝對時代精神的書寫，是人民對自身共同命運的自發抒寫與集體認同。這些“微觀共振”為這個時代的宏大敘事注入了溫度與質感。

三

在看到新大眾文藝所彰顯的時代價值的同時，審視并努力解決其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困境，有助于新大眾文藝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第一，在創作數量激增的同時，作品質量面臨挑戰。新大眾文藝的生產模式有利于“量”的爆發，卻也帶來“質”的問題：很多內容停留在淺層日常記錄的層面，缺少思想深度與審美提煉。如何避免大眾的“自我表述”陷入“自我復制”，提升作品藝術品質，是當下亟待重視的問題。

第二，商業邏輯對創作主體性的侵蝕。新大眾文藝運行于商業平臺，流量分配算法、商業變現模式都在深刻影響著內容生產。創作者的表達越來越受“流量邏輯”的牽引，“什么能火拍什么”的跟風作品涌現，“自我表述”有時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被流量表述”。在遵守商業邏輯的同時，堅守創作主體性、避免價值異化顯得十分重要。

第三，圈層化帶來的共識困境。算法推薦可能把用戶鎖定在各自的“信息繭房”中，“老年粉”“二次元粉”“寶媽粉”等都各自待在自己的圈層內，如彼此缺少溝通，容易導致對時代精神的碎片化理解。在尊重多元表達的前提下，促成跨圈層理解與對話，這既是技術治理難題，更是文化治理命題。

第四，新大眾文藝與專業文藝的融合困境。專業文藝具備思想深耕、藝術創新與歷史觀照的獨特優勢，而新大眾文藝則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與鮮活的創作活力。當下二者仍存在一定的隔膜，亟須打破壁壘，構建彼此滋養、形成合力的發展關系。

眾多普通人以鏡頭、文字、AI藝術等多元載體記錄生活、抒寫感情、交流思想，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精神文化層面鮮活而生動的呈現。人民的創造力、審美趣味、價值追求得以直接進入社會文化場域，對時代精神進行直接表達，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化領域具有標志性的探索與突破。

（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書記、副院長）

原標題：《【朝花會客廳】時代精神在大眾的真實表達中生長》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黃瑋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黃暾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