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口司2024年7月發布的數據曾預測印度人口將在2060年左右達到17億峰值，但最新數據讓這個預測成了薛定諤的貓。

印度擁有的不是14億人口，是7億3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個數字超過整個歐洲的人口總和，是全球最龐大的青年群體。

可莫迪執政超12年，曾許諾的經濟現代化并未兌現。盧比一年貶值11%，外資瘋狂撤出230億美元，經濟體量從全球第四跌到第六，人均收入即將被孟加拉國反超。

多份研究報告給出了同樣的判斷：印度創造就業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求職大軍涌入的速度，每年數百萬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涌出校門卻找不到穩定工作。

印度中央統計局的國民賬戶數據擺在那里：2024至2025財年經濟增長率低于6%，遠低于創造足夠就業所需的7%到8%。

每年約120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經濟體每年新增的正式就業崗位只有五六百萬個，剛夠吃掉增量的一半。這意味著每年至少幾百萬年輕人流向非正規部門或長期失業。

阿齊姆·普萊姆基大學發布的《2026年印度就業狀況報告》顯示，印度15至29歲青年失業率接近40%，其中20至2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更是居高不下。

20至29歲失業青年中，大學畢業生占比高達67%，較2017年的46%大幅攀升。全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僅48.8%。

企業的招聘邏輯倒逼出一個扭曲的現狀：電子和制藥等少數行業在擴張，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增速不足以消化過剩勞動力。

雇主經常反映技術工人短缺，而受過教育的人群失業率卻更高，暴露出職業培訓體系與市場實際需求之間的巨大裂縫。

基礎教育層面，印度學校入學率雖然上去了，但教學質量問題突出。農村地區的公立學校缺乏合格的師資和基礎設施，城市里的私立學校收費高昂，普通家庭難以負擔。

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曾經被視為畢業生就業的“黃金門票”——在21,500名應屆畢業生中，仍有約8,000人待業。

經濟學家所說的“二元悖論”在印度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方面，IT和制藥等少數高增長行業抱怨招不到合適的人，缺口常年保持在20%以上；另一方面，數百萬普通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毫無競爭力。

職業教育擴張了，但質量沒跟上。印度職業培訓體系以工業培訓學院為主力，在私立機構推動下數量增長近300%，但培訓與就業的銜接非常薄弱。

許多培訓機構的課程設置停留在十年前，自動化、數控機床、電氣控制這些制造業急需的技能在教材里占比很低，相當一部分畢業生經過培訓后依然達不到企業的最低要求。

更棘手的是性別鴻溝。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長期徘徊在25%左右——不僅遠低于男性的70%以上，在主要經濟體中也是最末一檔。

工資溢價也在消失。印度理工學院等頂尖學府的畢業生仍然搶手，但普通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在過去十年幾乎沒有實際增長。

扣除通脹后，相當一部分畢業生的實際收入甚至不如十年前的同齡人。對于貸款讀大學的家庭來說，這意味著投資回報周期越來越長。

經濟學家討論“第二次人口紅利”時通常指人口老齡化后人們為退休儲蓄帶動的資本積累。但對印度來說，“第二次人口紅利”還有很長一段距離，而第一次人口窗口正在加速關閉。

印度南部幾個邦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東亞某些國家的最低水平。

如果生育率跌破1.8，印度可能在尚未充分享受人口紅利、尚未對人力資本進行足夠投資的情況下，就已經走到了這一輪人口周期的尾聲。

就業機會缺失帶來的問題不只是個人收入的損失。當大量年輕人在經濟上沒有盼頭時，社會穩定性會被侵蝕。青年失業率高企的國家，犯罪率和極端化傾向都會上升。

多份研究報告指出，人口紅利不是自動兌現的支票。

東亞經濟體之所以能抓住人口紅利期實現躍遷，靠的是對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大規模投資、對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持續投入、政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的發展環境。

這三件事，印度目前只做到了半個。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長期徘徊在3%左右，低于東亞經濟體同發展階段的水平。

印度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多年來停滯不前，出口產品中高科技含量產品的占比較低。去年印度出口總額接近8000億美元，但大部分是軟件服務、石油制品和低附加值產品。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沒能形成足夠大的規模來吸納過剩勞動力。

印度政府雖然推出了生產掛鉤激勵計劃，覆蓋電子、汽車、制藥等14個重點行業，但該計劃創造的大部分崗位集中在少數高技能領域。

為數不多的幾個電子組裝廠和手機制造廠，遠遠不夠讓幾百萬年輕人穩定就業。印度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人口基數，但不會自動擁有全球最強大的經濟。

當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是7億年輕人，卻無法給他們提供體面的工作，這筆賬的清算不是以年為單位，是以每一個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的憤怒為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