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機勃發與精神逍遙

——湯立先生大寫意藝術述評

文/付京生

王魯湘先生說：“借閒堂主湯立，大畫家湯文選先生之哲嗣，沖齡習畫，幼承庭訓，其后備遭磨礱，終不能掩其才情，逢大寫意精神畫壇消退之時，他于楚澤之畔蕭然獨立，兀然雄起。”魯湘先生這段評語，不僅是對湯立藝術生涯寫照，更像一盞中國大寫意的“人生燈塔”，在精神信仰普遍缺位的時代，以筆墨為路標，引導迷失者踏上心靈回歸之徑。

本文先從湯立先生的書畫創作實踐出發，續從“筆墨—生命”本體檢視出發，旋經“技法—狀態”動態呈現，延伸至“傳統—當代”價值重構，進而追問湯立自覺擔當文化責任的宏大抱負，最終，通過湯立先生的思想、境界、觀念與技法語言，揭示中國大寫意的筆墨形式，乃是從技術語言升格至生命哲學的內在機制。

一、筆墨尋根：當“第一”成為信仰

湯立先生的藝術理念，建立在一個看似樸素實則極為峻切的命題之上：“筆墨第一，形為筆墨服務”——在一切都可被“策劃”、一切皆可被“設計”的時代，湯立卻選擇將“怎么寫”置于“寫什么”之前，這本身已成為一種文化姿態。筆痕中力、氣、勢、格，不再是服務于物象工具，而被推舉為繪畫首要判據一一人格魅力與精神膽魄。畫史上或重形似，或倡神似，而湯立以“筆墨第一”四字，完成一次近乎本原性回歸：在中國畫本體論上，“筆”與“墨”從來不是技巧，而是心跡延伸，是“骨法用筆”中最內在精神力量。將“形”從主導地位請下，讓它服務于筆墨起承轉合，這不只是在技法層面做“主賓倒置”，更是在觀念層面完成一次近乎“哥白尼式的革命”——“形”成了舞臺，筆墨才是登臺演出靈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湯立筆墨有一流口碑。孫美蘭教授贊其“用筆縱橫捭闔，用墨淋漓酣暢，如舞如潑、如狂如醉，罕見于前人”。而清華大學王魯湘先生分析則更具體：“其畫直溯青藤、八大，上追缶老、白石，下逮并世諸賢，以恣意奔放縱逸之筆，沉著厚實樸茂之墨，氣盛神旺之精神，形簡意足之形象，大開大合格局，能放能收之手段，振筆直遂，取會風騷之意，解衣磅礴，不墜凌云之志。”這便不是單純筆墨本領，而是將傳統畫學“畫如其人”古老教誨，推向“藝術與生命互證”的當代維度。

如果說“筆墨第一”是基石，那么湯立在此基礎上提出“寫意三昧”——“靜、境、趣”，便構成他全部創作精神骨架。“靜”為澄懷觀道，去除一切躁動與污染，純凈直覺由此發生；“境”為生命超越，使畫面突破物象局限，直抵精神自由彼岸；“趣”為法非法、意外之意，賦予筆墨靈動生機，使一切法度都不過是走向無法中介。三者層層遞進，將大寫意從“寫什么”外在指向，提升為“怎么寫”內在修行，最終抵達高難度“無法而法”自由境界。于是，大寫意不再是單純技法表現，而是人格修為與生命修行同構顯現，是藝術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生命印跡。

對于湯立而言，這種筆墨本根確立有著更為深層精神驅力——那是歷經磨難之后對文化復興自覺擔當。1957年政治風暴將湯家卷入社會悲劇深淵，作為長子的他，放過羊、挖過中草藥、做過建筑工人，青春苦澀刻進生命底色。然而，正是命運坎坷鑄就他堅忍不拔意志，也賦予他一種不容推卸文化“托命感”。他曾在詩中慨然寫道：“風雨縱橫豪氣生，坎坷平生耳目清；含英咀華殘燈淚，我寫江山無限魂。”這種“江山無限魂”的豪邁書寫，不正是文化托命者自發擔當嗎？

半世紀之后，他在漫長求索與歷練中逐步確立自身文化自覺。如其在2000年之后總結：“我非常感恩這個時代，一直在努力用富有情感書法線條和筆墨形式來展現傳統繪畫藝術魅力，同時，還要經常深入民間，從竹簡、彩陶等民間文化中發掘時代氣息，探索追尋大寫意繪畫源脈。”這種對傳統文化根源執著追尋與深沉致敬，令人想起陳寅恪“文化托命之人”稱謂——所謂托命，便是將自身生命交付給一種比自身更久遠、更高遠文化信念。從這個角度看，湯立“筆墨第一”絕非孤立美學判斷，而是他在歷史煙塵中撿起那根“文化脊梁”——在寫意精神日漸式微當代，他把自己生命交給筆墨，又把筆墨還給那個呼喚正大氣象時代。

二、技近乎道：筆性、構形與節律的生命內化

從理念轉向實踐，這是中國文化中“實學”精的落地。湯立并非簡單宣告某種主張，更在數十年筆耕不輟中，讓人們清晰看見他獨特筆墨感覺與構圖思維。

在筆墨感覺層面，他藝術呈現為一種統一氣象，那是以“老、厚、拙、淡”為基本取向筆性。“老”者，并非專指年齡，而是歷經滄桑筆力穿透，時間重量凝于每一筆之中。讀他的畫，像傾聽一位世代務農老人講故事，每一個手勢里都存著那塊土地記憶。“厚”則通過積墨法形成豐饒層次與質感，絕無浮于紙面輕薄。“拙”追求大巧若樸，在看似笨拙筆致中逼近天真自然，那是“寧拙毋巧”老派文人美學倔強。“淡”在墨色層次之中營造虛靈透氣光景，不讓一幅畫在雄強中失去呼吸。四種品質并非簡單風格羅列，而是交織成一種蒼渾而清朗精神氣象——恰如楚文化奇詭浪漫與北方文化博大沉雄在他筆下融合。他自己也曾表述創作時這種內在體驗：“真正大寫意畫家是神，是上天使徒，以一種崇高視覺鳥瞰世界，傳遞人世間真善之美。”這便是將筆墨“內部境界”當成生命釋放“外部境味”，一種技術、人格與審美高度統一之后境界。

通過分析湯立先生的書畫作品，可以看到：從筆墨，經過“意”，落實到畫面構形，可以看到湯立以大寫意方式處理“勢、氣、韻”三者構成的節律結構。“勢”是雷霆萬鈞視覺動能與精神張力，決定畫面大走向，來自藝術家對“時代精神”強烈關注；“氣”是筆斷意連生命韻律與能量流動，使形骸之間充滿不息生機，這種生生不息流動感，構成他畫面中最令人難忘呼吸頻率；“韻”則是清風徐來意境綿延與傳統審美余味，在繁密外部世界之外，開啟一條通往內心靜謐之徑。此三者以“大道至簡”為樞機，如湯立本人反復強調：“中國文化、中國藝術精華無不體現出‘大道至簡’哲學精神。簡不是物質貧乏，而是精神自在；簡不是生命空虛，而是心靈單純。簡則空，空不是無物，而是作者廣闊胸襟、直指人心。所見即所指，因此，看似簡，實為繁，表面簡，而內涵豐富。”讀湯立先生的畫，看他那樸茂清雄渾厚的筆墨，便知他那所謂的簡約背后，是生的命體驗與藝術修養的千錘百煉。

可以說，湯立技法從來不是無源之水。其父湯文選先生以博大沉雄、樸厚老辣的藝術風貌開啟新風，湯立承其家學而又求其異路——畫面超脫物實，清雄而空靈，淋漓、瀟灑，在筆情墨趣之外，時時透露出靜穆的禪意與深沉幽渺的靈境。用他自己話說就是：經過90年代國外辦展與中西比較之后深刻反思，他毅然決然地“以開放心態將自己藝術生命之樹，帶著茁壯根須，深深扎根于豐厚肥沃傳統文化土壤之中”。這才是他技法的真正根系，也是他在國際視野中重新確認文化身份后，以筆墨本身為文化正名的覺悟。

三、天機勃發：在“畫我”與“我畫”之間

湯立先生的創作狀態，核心關涉一個古老卻又日新命題——究竟是“我畫畫，還是畫畫我”？這是一個涉及藝術家主體性與創作本體論深度追問。在他看來，天機勃發情境并非刻意所能催生，而是一種“提筆之后，腦中各種潛能瞬間激活”感性直覺過程。當理性分析與刻意經營悄然退場，筆觸便獲得一種自足導引能力，隨時可能走向一個不可預知卻真實存在心靈生發軌跡。這個時候，作者完全進入一種近乎莊子所謂“解衣槃礴”狀態，身心全然投入，所有規矩與法度都已成為不必回想肌肉記憶，什么透視、什么解剖、什么比例，早被遠遠拋在腦后——有的只是筆筆相生，隨手寫去，不滯不礙。此時，主體與客體界限徹底模糊，藝術家不再是外在于畫面“創造者”，而成為在筆墨運行中與畫跡共同生成“參與者”。這種境界頗為接近現象學所描述“主體間性”創作結構，早已超越將藝術家視為全知創造者浪漫主義觀念，進入一種與畫面共生、互動生命體認過程。

正是在這種沉浸式創作中，“畫我”與“我畫”之間互滲與互構成為可能。那些出自天性筆觸，表面看是“無意于佳乃佳”產物，實則已把藝術家幾十年眼力、心力、功力全都沉淀其中。于是，“技”與“道”在中國大寫意這里，找到一個極為有效轉譯機制——即從“技術主導”進入到“生命主導”境界升華。而湯立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層級，與其自我要求“畫內功夫”與“畫外功夫”雙重建構密不可分。“畫內功夫”是對筆墨技法千錘百煉，“畫外功夫”則是一個人品格、學養乃至對世道人心悲憫關懷。二者缺一不可，方能觸及“無法而法”那一剎那。而正是那一剎那，藝術家真正回歸自身，大寫意也就在那一刻，完成它最高使命。

四、從文人畫傳統到現代生命能量表達

湯立大寫意藝術在現代審美場域中實現了從“寄情言志”到“生命能量表達”重要轉換。他并非簡單重復文人畫一花一草個人情趣，而是讓這些傳統花鳥題材成為承載當代人精神狀況象征載體。觀者第一感受，往往不是對古代意境懷舊，而是被一股撲面而來“氣場”所裹挾——那些奔放筆線、宏大尺幅、雄強構圖，以其不容分說能量直擊人心，讓人瞬間從平庸日常感知中抽離，進入一種被藝術喚醒生命體驗狀態。

傳統文人畫講究詩書畫一體，湯立則吸收其中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精華，將之重構為一個以筆墨為核心鮮活能量場。他堅守“書法乃中國畫之骨，中國畫之魂，中國畫之根”信念，把“返樸歸真，直取書法之骨、之魂、之神，用于中國畫之象、之筆墨空間形式構成”作為復興大寫意正途。同時，他不回避現代視覺經驗沖擊和當代公共空間對巨幅作品需求。他坦言自己在參觀潘天壽藝術大展之后受到極大震撼——“從那時起，我也開始挑戰自己，畫丈二大軸”。而這正是他將文人畫案頭清賞轉化為當代公共空間的史詩式的清晰方向標。

放眼更大視野，湯立的高明之處，更在于他對中西融合態度。80年代他曾對西方藝術做過大量實驗和探索，出國辦展拓寬視野之后，他最終做出審慎判斷——不是簡單否定，而是有意識完成一次更深層、更本質文化回歸。他深知，藝術本質是抽象的，東方書法抽象性與西方抽象表現主義之間并不存在截然鴻溝。他曾借用蔡元培“中國畫結合了文學，西洋畫結合了建筑”精準總結，主張兩者兼而有之所方可言中國畫之“時代精神”。他不是那種在文化上盲目拒斥狹隘民族主義者，而是一個真正意義上中國文化守望者。

由此，他高揚起“大寫意主義”旗幟——這不是一個狹隘畫派概念，而是一種文化宣言，一種對民族藝術本根正名：“中國藝術大寫意主義之偉大，是因為其以東方氣質而獨立于世，它是中國藝術核心，是中華民族藝術審美根基與靈魂。”這份宣言，結合他對“藝術家是上帝使徒”“對人類、對人自身靈魂與生命終極關懷”信仰，最終匯聚成他莊嚴文化使命感：“楚騷激風，漢唐詩魂，博大沉雄，浩然之氣，大寫意主義之光，穿越千年而定于一尊。”可以毫不夸張說，他是自覺將自己繪畫作為中國文化精神引領明燈而投入創作，這份擔當，在當今畫壇無疑構成一種罕見而珍貴的人格高度。

綜上所述，湯立大寫意藝術深刻拓展傳統花鳥畫視覺疆域，在根本層面有力回應“藝術何為”永恒命題——通過將純正東方審美理想與當代生命能量表達進行富有創造力鏈接。他先后在國內外所做諸多學術探索與巨大尺幅鴻篇巨制狂放創作，無不彰顯出他不只是一個筆墨精妙花鳥畫家，更是一個有文化責任、歷史使命、托命擔當藝術信徒。在他墨與色、情與思層層交織中，我們見證了什么叫真正“天機勃發”與“生命導引”：那是向迷失于消費與物欲當代大眾，傳遞出一縷充滿正大光明靈明之氣，也是用千年不滅筆墨精神，為來者打通一條幽深、自信、純粹文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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