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后勤一直是軍隊的重中之重，現代化作戰更是如此。1948年8月，遼沈戰役爆發在即，為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對東北的后勤系統進行了改組，將軍區和野戰軍分開。

彼時大戰即將到來，東北野戰軍的人員配置也是非常豪華，有一位部長，兩位副部長，俱為軍中名將。

但這里也有一個奇怪的地方，一般來說，職務越高的后來軍銜也會越高，然而東北野戰軍后勤部的情況卻是，部長評中將，兩位副部長評上將，為何會如此呢？

一、部長鐘赤兵中將

這個問題，跟三位將軍各自不同的經歷有關，我們先來看看部長鐘赤兵。他是湖南平江人、紅三軍團出身，土地革命時期擔任過紅5師政委、軍委后方梯隊政委、軍委一局局長等職。

長征之際他有過一段非常彪悍的“三次截肢”經歷。在婁山關戰斗中，他親率部隊沖鋒，被一顆子彈擊中右小腿。此時戰斗正膠著，他不愿因自己影響到部隊，就馬上站起來揮舞大刀肉搏。后續增援上來后，警衛員強行把他架下去治療。

不過鐘赤兵始終擔心戰況，匆匆包扎又趕到前線，站著疼，他就趴在石頭上觀察、下命令，直到因流血過多昏迷才被抬下戰場。

等打下遵義，軍醫立馬為鐘赤兵做更全面的檢查治療，看了半晌后搖頭嘆息：傷勢太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只能截肢。

原來鐘赤兵沒有及時處理傷口，又因為負傷后的戰斗太過激烈，骨頭已經扭碎，如不截肢怕有生命危險。

當時紅軍的醫療條件有限，根本找不到醫療器械，也沒有麻藥和消毒物品，只能是從老鄉家里借了把砍柴用的刀和一條斷成半截子的木匠鋸。

在手術的三個半小時中，鐘赤兵幾次疼得昏死，又幾次疼醒過來，一邊的護士看著淚水直流，最終鐘赤兵右腿膝蓋下只剩下了小半截。

然而這并未結束，由于遵義的天氣變化太快，一時悶熱一時暴雨，做手術的刀具又沒經過特殊消毒，鐘赤兵的傷口很快出現感染跡象，剩余那截小腿腫得跟大腿一樣粗，人也陷入昏迷。

沒辦法，醫生只好進行第二次手術，將右腿膝蓋以下部分又截去。

奈何這也沒能讓情況好轉，傷口仍繼續感染。幾天后，醫生又狠了狠心，做了第三次手術，將鐘赤兵的整個右腿從股骨腰部截去。

短短半個月時間，鐘赤兵就經歷了三次無麻醉截肢，其中的疼痛旁人難以想象，危險也是不言而喻。幸好，鐘赤兵挺過來了，并且他堅持不留在老鄉家治療，咬牙跟著大部隊繼續艱難的征程，這讓新中國得以多一位開國中將！

不過在抗日戰爭時期，鐘赤兵奉命前往蘇聯治療、學習，直到日本投降前后才回國。離開數年，他依然得到重用，歷任北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民主聯軍后勤部部長兼政委、東野后勤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在防空部隊當了5年政委，搭檔是周士第。

縱觀他的經歷，最遺憾的是缺席了整個階段的斗爭，這無疑影響到他后來的軍銜。否則按照他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以及建國以后的職務，完全有機會被授上將。

但換個角度想，如果那幾年不去蘇聯，有可能他的健康問題就沒那么好解決，只能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二、副部長周純全上將

周純全能被授上將，主要還是土地革命的職務太高了。雖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并不突出的。但單論紅軍時期，那別說上將，在元帥里都有很多人不及他。

他在懋功會師后擔任過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并增補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就這么說吧，后來的開國將帥在這一年除了朱老總以外，只有周純全進入了政治局，連彭總都是1936年增補。可見當時周純全政治地位高到了什么程度。

不過呢，他的巔峰主要靠四方面軍的老張在抬，而懋功會師后，老張又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就影響到了一大批人，等紅軍抵達陜北后，周純全就學習了很久。

整個抗戰基本在后方，擔任過濱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監委、濱海行署副主任。也算是事有兩面吧，周純全在負責行政工作時，竟展現出后勤方面的驚人天賦，相關事宜處理得井井有條。

因此在1947年他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后勤部東線戰勤部司令員，1948年改革時又出任了整個野戰軍的后勤部副部長。

抗美援朝時期，他奉命去前線考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因而得到彭老總賞識，留在志愿軍擔任志司后勤司令部政委，有效地保障了補給運輸。回國后，周純全擔任總后第一副部長兼副政委。

因為周純全55年職務不低，紅軍時期又具備超高地位，最開始還是擬授的十五名大將之一。

只不過擬授軍銜名單送上去后，毛主席認為各級將官人數過多、應當減少，大將就變成了我們熟知的十人版本，經綜合考慮，周純全最終被授上將。

三、副部長李聚奎

這也是位老資歷，還有“將圣”之稱，從他麾下走出的開國名將非常多。長征之時，李聚奎擔任紅1師師長，是大軍的開路先鋒，他們掩護中央機關，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經歷無數苦仗、惡仗。

每逢險要關頭，李聚奎總是指揮部隊突破敵人的封鎖線，保障中央能跳出包圍圈。毛主席對此給出極高評價：紅一師在大轉移中立了功，你們一直走在我前面。

當時紅一師麾下就有三位很出名的團級干部：紅1團團長楊得志、紅2團政委鄧華、紅3團團長黃永勝。本來按照這個起點，他知名度應當會更大，可惜也是被四方面軍的老張給影響了。

懋功會師后，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進行混編，當時的情況是紅一缺部隊，紅四缺干部，于是就從紅四抽了一些部隊到紅一，從紅一抽了一些干部到紅四。李聚奎機緣巧合被編到了紅四擔任31軍參謀長。

結果隨后老張野心膨脹，強行帶部隊南下，原紅一的干部全被排擠，李聚奎沒有任何實權，還差點遭了黑手。

據《李聚奎回憶錄》所述：“特別使我永遠難忘的是長征后期，我從紅一方面軍調到紅四方面軍第31軍任參謀長時，當時的紅31軍軍長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槍走火把我干掉。時任93師政委的葉成煥同志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圖后，向余天云嚴正指出：‘這是犯罪行為，不能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而他接下來的經歷，更是劫難重重。本來紅31軍是直接跟著去陜北的，沒有向西行，但他那時正生病還在總部醫院治療，這總部醫院跟著西路軍渡河了，李聚奎轉而擔任紅9軍參謀長，遭遇沉痛失利。

等他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各主要位置都已經有了，所以他開始承擔副手角色，慢慢就跟不上了。

當然，中央沒有忘記他的貢獻，55年授銜時，李聚奎在負責石油系統、暫時脫離軍隊，因此沒有參與授銜。等58年他重返軍旅，馬上就為他補授上將，成了最后一位被授予的開國上將。

總的來說軍銜并不單是哪一個時期、哪一個階段決定的，綜合來看，三位的軍銜都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