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2017年8月，安徽蕪湖。
警方敲開一戶普通民宅的門，一個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中年男人正在書房里伏案寫作。
桌上攤著他剛出版的新書，旁邊的獲獎證書還沒來得及收進抽屜。
警察問了他的身份，他很平靜地回答，然后站起來，跟家人說了一句“我出去一趟”，再也沒回來。
這個從自己書房被帶走的中年男人叫劉永彪。
安徽省知名農民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進修生，莫言的同窗。
警方為找他，找了22年。
他還有一個身份——湖州織里1995年那樁滅門血案的主犯。
四個人，一條命只值25塊錢。
1985年，劉永彪還是個在煤油燈下寫稿子的少年。
他在《未來作家》上發了第一篇作品，成了全村第一個上雜志的人。
他真心喜歡文學，周圍人也都覺得這個后生將來準能靠筆桿子出人頭地。
可十年過去了，文學沒給他帶來錢，沒給他帶來體面的生活，只給他留下滿抽屜的廢稿和越來越重的焦慮。
1995年他徹底扛不住了。
女兒患有先天性疾病，急需醫藥費，家里已經掏空了底子，能借的親戚全都借遍了。
他后來在審訊時說：“那個時候滿腦子只想搞錢，什么尊嚴、什么底線，在女兒的病面前，一文不值。”
他找到了老朋友汪維明。
汪維明跟他一樣被生活磨得一點耐心都沒了，兩人一拍即合。
他們把目標定在了湖州織里鎮上一家小旅館——外地商販常落腳的地方，身上多少會帶些現金。
11月29號深夜，他們潛入旅館，先勒死了同住的外地商人于某，翻遍全身只找到100塊錢。
100塊。一條人命，換100塊。
這時候他們已經殺紅了眼。
一不做二不休，把聽到動靜出來查看的旅館老板、老板娘，還有老板年僅9歲的孫子，一并捂死。
四條人命，滿地血污。
兩個人揣著那100塊錢，連夜逃離湖州。先到上海，又輾轉回到安徽老家，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各過各的日子。
別人犯下這種案子，大概會隱姓埋名，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躲一輩子。
劉永彪沒有。
他非但沒躲，反而比以前更高調了。
他把這段經歷壓進骨頭縫里，繼續寫。
他寫小說，寫散文，一本一本地出，獎一個一個地拿。
他用文字給自己筑了一座象牙塔，把自己關在里面，以為只要寫得夠多、名氣夠大，過去的罪就能被一層一層蓋住。
他真的混進了中國作協，自費去了魯迅文學院，和莫言坐在同一間教室里聽課。
莫言后來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劉永彪也成了當地的文化名人，到處做講座、辦簽售會。
一個殺過四個人的兇手，站在臺上跟年輕人講文學理想、講人生信念。
他有一部小說叫《難言之隱》，后來有人翻出來重讀，發現里面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寫，寫一個人如何被秘密吞噬、如何夜不能寐、如何在夢里反復看見血。
他把所有不能說出口的悔和怕，全塞進了虛構的故事里。
他以為自己能瞞一輩子。
直到2016年甘肅白銀案告破，他第一次意識到，DNA技術已經可以鎖定幾十年前的兇手。
他開始失眠，開始反復檢查自己當年有沒有留下什么。
2017年，浙江警方重啟1995年湖州旅館案的調查。
他們從當年案發現場提取的一枚煙頭、一只金戒指上，拿到了關鍵物證，通過DNA比對逐步縮小范圍，最終鎖定了劉永彪。
便衣警察偽裝成科研人員到他家中采集血樣，他當時坐在沙發上，伸出手臂，看著針頭扎進血管里，一句話都沒多問。
幾天后，結果出來了。
警察來敲門的時候，他正在寫一篇關于家鄉油菜花的散文。文章才寫了一半，紙還攤在桌上。
他被帶走之后，給家人留了一封信。
信里說：“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那年在湖州犯下的罪。我本想靠文學救贖自己，可罪惡就是罪惡，不管你寫了多少書、拿了多少獎，那道坎永遠跨不過去。”
2019年10月22號，劉永彪被執行死刑。
他在遺書上最后的落款，寫的是“罪人劉永彪”。
他這輩子寫了那么多字，最后四個，刻在判決書末尾，也刻在他用半生織成的謊言上。
你們覺得，一個人在犯罪后拼命用文學和榮譽包裝自己，是真的想重新做人，還是只是害怕被戳穿？
是那個在魯迅文學院里聽著莫言講課、心里卻藏著四具尸體的男人，真的相信文字能洗刷血跡嗎？
還是說，他越是高調地宣揚文學理想，越是想用那些光鮮的標簽，把自己從那個血腥的夜晚里拽出來？
可當警察敲門的那一刻，他伸出手臂的瞬間，大概才終于明白——
有些深淵，是寫再多書、拿再多獎，也填不平的。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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