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5月31日，知名國際雜志《經濟學人》發表作者Mark Dreyer的文章《Why China is so bad at football（中國足球為何如此糟糕）》，他深度剖析了中國足球水平難以提高，長期無緣世界杯的困境。
以下是文章摘選：
當2026年世界杯參賽隊伍從32支擴充到48支時，亞洲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亞洲獲得了8個直接晉級名額，外加一個附加賽名額——比之前的4個直接晉級名額加一個附加賽名額的安排有了顯著提升。2026年亞洲球隊的參賽名額幾乎翻了一番，那么擁有龐大人口、足球投入巨大、且高層關注這項運動的中國，難道不應該能夠第二次晉級世界杯嗎？
結果卻遠非如此。中國隊在小組賽中落后于阿曼、印度尼西亞，甚至巴勒斯坦等地區強隊，連爭奪最后兩個參賽名額的第四輪都沒能進入，幾乎毫無征程地退出了預選賽。男足只能夢想著能像女足那樣取得尚可的成績。女足已經連續三屆世界杯獲得參賽資格，她們還曾在1999年闖入世界杯決賽。
2015年，一項龐大的計劃出臺，該計劃表面上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上卻為足球投資打開了閘門，不僅用于中國國內聯賽，也用于中國俱樂部對歐洲足球俱樂部的收購。不到兩年后，包括阿森納主帥溫格和切爾西主帥孔蒂在內的英超教練們開始公開擔憂中國聯賽的財力以及其對歐洲聯賽構成的威脅。
那么，這一切究竟是從哪里開始出錯的呢？答案并非源于過度擴張，而是源于管控失當，包括腐敗丑聞、過度干預以及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構建的足球理念。
如今，中國國內足球一片混亂。中超聯賽超過半數的俱樂部因涉嫌操縱比賽、賭博和腐敗而受到處罰，賽季伊始便以負分開局。賽季進行到第十輪，天津津門虎隊的分數仍未轉正。
過度的干預同樣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在中國，足球運動受到體育主管部門的干預，中國完全有能力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的電動汽車。對于足球運動員來說，情況就更復雜了。
至于自上而下的規劃，中國沿用了在基礎設施建設、電動汽車制造等各個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同一套方法。但成功的足球文化通常是混亂的、本土化的、自然形成的。它們依賴于孩子們的街頭足球文化、俱樂部在社區的扎根以及人才在成體系的聯賽金字塔中逐步涌現。因此，盡管中國的治理本能是標準化、監管和規模化成功，但足球往往恰恰在權威放松的地方，在體制本身難以容忍的社區中蓬勃發展。
一個耐人尋味的插曲是，中國對世界杯的興趣已經降至冰點，以至于在距離世界杯開幕還有一個月的時候，官方的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與國際足聯之間仍未簽署任何轉播協議。最終在五月中旬達成協議，但據報道，國際足聯接受了約6000萬美元——僅為最初要求的五分之一。
中國在個人奧運項目中表現出色，因為這些項目的成功可以通過反復訓練和集中化的訓練體系來打造。相比之下，足球則依賴于即興發揮、不可預測性和深厚的基層基礎。十年前，中超聯賽短暫的巨額投入吸引了眾多知名外援，但對提升國內水平卻收效甚微。
因此，中國方面似乎已經得出結論：舉辦世界杯在某些層面已不再合理。如果一場組織完美的賽事最終以一場慘敗告終，占據全球新聞頭條，那么主導的官員也難以從中獲得多少贊譽。十年前，他們將足球視為一項戰略產業。而如今，它更像是一種聲譽負擔。
當然，如果中國參賽，世界杯將會更加精彩——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收益——但真正的輸家是那些對足球依然充滿熱情的中國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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